《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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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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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便必须倒果为因,使本来应该是制度的产物的社会精神转而凌驾于制度本身之上,并且使人们在法律出现之前,便可以成为本来应该是由于法律才能形成的那种样子。

    这样,立法者便既不能使用强力,也不能使用说理;因此就有必要求之于另外一种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①了。

    这就是在一切时代里迫使得各民族的父老们都去求助于上天的干预,并以他们固有的智慧来敬仰神明的缘故了,为的就是要使人民遵守国家法也像遵守自然法一样,并且在认识到人的形成和城邦的形成是由于同一个权力的时候,使人民能够自由地服从并能够驯顺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

    这种超乎俗人们的能力之外的崇高的道理,也就是立法者所以要把自己的决定托之于神道设教的道理,为的是好让神圣的权威来约束②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③。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代神明立言,也不是当他自称是神明的代言人时,他便能为人们所相信。唯有立法者的伟大

    ①“一种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指宗教。

    可参看本书第2卷,第8章;第4卷,第8章。——译注②“约束”

    ,《日内瓦手稿》作“克制”。——译注③马基雅弗里说:“Everamentemainonfùalconoordinatoredelegstraordinarieinunpopolo,chenonricoreseaDio,perchèaltrimentinonisarebAberoacetate;perchèsonomoltibeniconosciutedaunoprudente,iqua-linonhanoinseragionievidentidapoterglipersuadereadaltrui。”

    [“事实上,在任何民族中也没有过任何从不求助于上帝的特殊立法者;否则的话,法律便不会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尽管有许多良好的法律能被智者所认识,但是其道理却不足以说服别人。”

    ](《李维论》,第1卷,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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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论立法者56

    的灵魂,才是足以证明自己使命的真正奇迹。人人都可以刻石立碑,或者贿买神谕,或者假托通灵,或者训练一只小鸟向人耳边口吐神言,或者寻求其它的卑鄙手段来欺骗人民。

    只会搞这一套的人,甚至于也偶尔能纠集一群愚民;但是他却决不会建立起一个帝国,而他那种荒唐的把戏很快地也就会随他本人一起破灭的。虚假的威望只能形成一种过眼烟云的联系,唯有智慧才能够使之持久不磨。那些迄今存在着的犹太法律,那些十个世纪以来统治着半个世界的伊斯美子孙们的法律①,直到今天还在显示着订立了那些法律的人们的伟大;而且当虚骄的哲学与盲目的宗派精神只把这些人看成是侥幸的骗子时②,真正的政治学家则会赞美他们制度中在主导着持久的功业的那种伟大而有力的天才。

    绝不可以从这一切里便做出跟华伯登③一样的结论说,政治和宗教在人间有着共同的目的;而是应该说,在各个国家的起源时,宗教是用来作为政治的工具的。

    ①伊斯美(Ismal)为亚伯拉罕与阿加尔之子,传说为阿拉伯人的祖B先。——译注②“虚骄的哲学”指伏尔泰(Voltaire,1694—178)。伏尔泰在《穆罕默德》中曾称穆罕默德为骗子。——译注③华伯登(Warburton,1698—170)

    ,英国神学家。此处所说见华伯登《教会与国家的联盟》(1736)第14篇。——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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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第 二 卷

    第八章 论人民①

    正如建筑家在建立一座大厦之前,先要检查和勘测土壤,看它是否能担负建筑物的重量一样;明智的创制者也并不从制订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一下,他要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宜于接受那些法律②。

    正是因此,所以柏拉图才拒绝为阿加狄亚人③和昔兰尼人④制订法律,他知道这两个民族是富有的,不能够忍受平等。正是因此,我们才看到在克里特有好法律而有坏人民,因为米诺王⑤所治理的乃是一个邪恶多端的民族。

    有千百个从不能忍受良好法律的民族都曾在世上煊赫过;而且纵然那些能够忍受良好法律的民族,也只是在他们全部岁月里的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内做到了这一点。大多数

    ①《日内瓦手稿》中,本章题名为“论创制的人民”。——译注②《日内瓦手稿》本章开始的话是:“尽管我这里的主题不是讨论权宜手段而是讨论权利;然而我仍然免不了要对权宜手段的需要顺便略加检查。它是一切健全的政治体制都必须服从的。”——译注③阿加狄亚(Arcadie,即Arcadia)

    ,古希腊的一邦,位于伯里奔尼苏半岛上。传说阿加狄亚的梅加拉(Mégare,即Megara)城曾请求柏拉图为该城立法。——译注④昔兰尼(Cyréne,即Cyrene)

    ,非洲北岸的古希腊殖民地。

    柏拉图曾拒绝为昔兰尼人立法,事见普鲁塔克《英雄传》。——译注⑤米诺王(Minos)

    ,传说中古代克里特之王,以智慧著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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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论人民76

    民族①,犹如个人一样,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驯顺的;他们年纪大了,就变成无法矫正的了。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②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人民甚至于不能容忍别人为了要消灭缺点而碰一碰自己的缺点③,正像是愚蠢而胆小的病人一见到医生就要发抖一样。

    正如某些疾病能振荡人们的神经并使他们失去对于过去的记忆那样,在国家的经历上,有时候也并不是不能出现某些激荡的时期;这时,革命给人民造成了某些重症给个人所造成的同样情形,这时是对过去的恐惧症代替了遗忘症;这时,被内战所燃烧着的国家——可以这样说——又从死灰中复活,并且脱离了死亡的怀抱而重新获得青春的活力。莱格古士时代的斯巴达便是如此;塔尔干④王朝以后的罗马便是如此;我们当代驱逐了暴君之后的荷兰和瑞士也曾经是如此⑤。

    然而这种事情是非常罕见的,它们只是例外;而其成为例外的缘故,又总是可以从这种例外国家的特殊体制里找到

    ①“大多数民族”

    1762版初作“民族”

    ,后经作者改为“大多数民族”。——译注②“加以改造”

    《日内瓦手稿》作“要去触动”。——译注③这句话《日内瓦手稿》作“他们甚至于不能忍受人们谈论要使他们幸福”。——译注④塔尔干(Tarquin,即Tarquinius)公元前七至六世纪的罗马王朝。——译注⑤荷兰原为西班牙属地,瑞士原为神圣罗马帝国属地。荷兰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驱逐西班牙人获得独立;瑞士在十四世纪末,逐渐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获得独立。两国的独立在1648年威斯特法里亚条约中得到承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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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第 二 卷

    的。这种例外在同一个民族甚至不会出现两次;因为只有在一个民族是野蛮的时候,它才能使自己自由,可是当政治精力衰竭时,它就不再能如此了。

    ①那时候,忧患可以毁灭它,而革命却不能恢复它;而且一旦它的枷锁被打碎之后,它就会分崩离析而不复存在。自此而后,它就只需要一个主人而不是需要一个解放者了②。自由的人民啊,请你们记住这条定理:“人们可以争取自由,但却永远不能恢复自由。”

    ③

    ①《日内瓦手稿》此下尚有:“一般说来,一个被长期的奴役及其所伴随的罪恶而消耗得精疲力尽的民族,会同时丧失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以及他们对幸福的情操的;他们只是想像着处境不可能更好而聊以自蔚;他们生活在一起而没有任何真正的联合,就好象人们聚居在同一块土地上而被断崖峭壁分隔开来那样。他们的不幸一点也触动不了他们,因为野心蒙蔽住了他们,因为除了自己所钻营的那个地位而外,没有人能看清楚自己的地位。一个民族处于这种状态之下是不可能再有一个健全的制度的,因为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体制已经同样地腐化了。他们再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他们也再没有什么能获得的;由于受了奴隶制的蒙蔽,所以他们看不起为他们所不能认识的那些财富。”——译注②卢梭《答波兰国王书》:“从知识到愚昧仅只是一步,而各个国家常常要在这两者之中择取其一;不过我们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民族一朝腐化之后而又能恢复德行的。你们枉然力图扫除坏事的根源,你们枉然要消除虚荣、懒惰和奢侈的供应品,你们甚至于枉然要把人拉回到清白无辜的守护女神与一切德行的根源的那种原始平等状态;但他们的心一旦蜕化之后,就永远会是那样的了。除了某种大革命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补救办法了;而那又和它所能治疗的疾病差不多是同样的可怕,愿望它既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而预见到它却又是不可能的。”

    ——译注③马基雅弗里《李维论》,第1卷,第16章:“一个习惯于在君主之下过活的民族,如果意外地变得自由,他们就很难于保持自己的自由。”又,同书,第17章:“一个腐化了的民族,在恢复了他们的自由之后而要保持自由,就会遇到世上的一切困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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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论人民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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