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现代精神病院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权力机构。”它最强大之处在于，即便悖论重重，也能烟视媚行地存在下去，以精神世界的混沌为由，找到行使权力的理由。
1991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保护患精神疾病的人和改善精神卫生保健的原则》，但我想，疯不疯，人说了算，人说了算的事，也只有人说了，才不算。一旦被当做疯子，上哪里去找这个说了算的人去执行联合国的保护原则？我们要悄悄地，踮着脚尖走路，或者学猫那样，让脚上生出软垫来，不引起这个地方的注意。要知道，目前，咱们和精神病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不在精神病院里。
裸露在狼群
欧美电影里，有个非常熟悉的词：证人保护计划。
《蒸发密令》中的施瓦辛格，就是FBI证人保护中心的官员，他的职责是保护即将上法庭作证的女证人。加拿大电影《保护行动》则展示了庭审之后的保护步骤，证人将被转移到新的城市，拥有新的名字，甚至获得军事情报专家这样亮堂的新身份。“证人保护计划”实在深入人心，言情片里，男主人公决定吐露身世，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时，女主人公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我知道，你是某个证人保护计划的保护对象！”
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真实存在，这个制度始于1960年的打击有组织犯罪中的证人保护行动，由当时在联邦司法局有组织犯罪与诈骗分局工作的吉劳德·苏尔（Gerald Shur）创建。1970年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使它作为法律制度正式生效，由于执行办公室叫做马歇尔办公室，因此人称“马歇尔项目”。他们的职责，和电影里看到的基本一致。
从前对好莱坞电影里的证人保护计划并无感触，也没打算了解。直到2001年7月。有天晚上，从单位加班出来，遇到抢劫，所幸的是，相距不到二十米的露天啤酒摊子上，有一群退伍老兵在聚会，他们立刻奔过来，和我一起打车狂追，把五个嫌犯一起捉住。但惊悚的一幕出现在派出所里，我被要求在一间房子里，在相隔不过五十厘米的情况下，挨个指认这五个人。他们凶狠的眼神使我幼小的心灵饱受冲击，笔录做好后，就随便地放在桌子上，进进出出的人都可以翻看。我就是在那份笔录上，看到了作证的出租车司机的姓名电话和详细住址，第二天向他致谢。
但我同时也想到，既然我可以这么轻易地看到这些资料，嫌犯和他们的家属想看大概也不难。我心有余悸地向我的朋友请教——他的父亲在本地司法系统担任高层，得到的回答是：“那几个人的家里人马上就会出来捞人，你根本没机会上庭，以后要小心点。”他还告诉我，有的受害者当天晚上就会接到嫌犯家属的电话，有的是威胁，有的是“孩子还小放条生路”之类。果然给他不幸言中，我此后再没接到与案件有关的任何讯息，估计他们早给捞出去了。
我赶紧换了电话号码，改变上下班的路线，并神经兮兮地给朋友看我的脸：“他们当时看到的我是鼻青脸肿的，和现在差别大不？换你你能认出我不？”成为证人，并得到施瓦辛格的保护，在证人保护计划的荫蔽下，被送到异地乃至国外，换新身份，甚至得到整容作为福利，想都不要想。但不要故意泄露，把文件收藏得稳妥点，在细节上稍加注意，还是可以做到的吧。但这还是很难，甚至，连保护意识，都还在逐步建立之中。因此，“全国发生的证人、举报人遭报复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得不到保护的证人，犹如裸露在了狼群之中。所幸已有深圳、重庆等地开了证人保护的先河，但距离“马歇尔项目”的标准，还有很远。
还看证人保护计划之类的电影吗？还看。只是，希望别人的现实题材，有天不再是我们的科幻片。
茫茫群山
曾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李杨电影《盲山》，经过修改后，前年在国内上映。看着白雪梅被拐卖后的遭遇，一个问题再度浮现心头：这类拐卖案件，往往囊括了强奸、贩卖人口、非法拘禁、妨碍公务等等罪行，但那些旁观者，却只当它是“人家的家事”。一旦案件本身如家务事一般暧昧了起来，加害者也往往得不到惩处，能将被拐的人救出，已是万幸。类似的暧昧态度经常可以见到。在报上看过一则新闻，一位外出打工者，在长途汽车站遭遇拉客，拉客人员在拉扯过程中，发现他身上带有大量现金，于是将他劫掠一空，并将他弃之荒野。这一事件已经具备抢劫的定罪标准，但因为事情发生在车站，发生在拉客过程中，不是在月黑风高的晚上，不是在僻街陋巷，事先也没经过预谋，于是，它被蒙上一层暧昧不清的色彩。报纸把它当做一件小纠纷，作为车站管理不善、秩序混乱的一个事例，发表在市民新闻里，事后也没见到司法介入。
还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在酒店包厢里。酒醉的食客对女服务员动手动脚，最后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但因为酒店声誉不佳，食客也是熟客，和女服务员也打过几次交道，终于不了了之。还有婚礼上对伴娘的性骚扰，亲戚朋友间的金钱欺诈等等，都被蒙上暧昧的色彩，渐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是有法律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对法律的认识和对外科手术器具、重点实验室的认识是一样的，我们相信它锃亮、干净、标准鲜明、毋庸置疑，拿起法律武器来，往什么地方一套，立刻都黑白分明，妖魔鬼怪无以遁形。但很多时候，事情并非我们想的那样。因为，世界上的事，不都是那么锃亮、干净的，有时暧昧，有时模糊不清，就连我们是不是准备拿法律去套、去规范那些人和事，也都是有选择的。
不是法制不完善，也不是法律条文不够精细和无懈可击，而是因为，法律和信仰一样，或许都只是我们锃亮、干净、标准鲜明的一个寄托，只要相信它们在那里，就够了。也只有相信它们在那里，我们才能比较安心地继续生活下去。我们相信防火墙确实能够阻挡病毒，所以才敢用电脑上网；我们相信凶徒会有所忌惮，所以才敢走夜路；相信善恶有别各有报，才愿意抑恶扬善。必须得信，不相信也不行，不信，便没法继续生活。但它到底有没有那么锃亮和毋庸置疑呢？衙门旁边揽生意的讼棍，大话连篇的神棍，才是真正了解这点的人。他们根本不信，他们做的，就是寄托遭受重创的人的生意。相信的人，要向不相信的人求助。
就像《盲山》，在茫茫群山的注视下，任何铿锵的是与非，也不得不在那混沌而强大的力量下有所妥协。清晰的，也要变为含混，持有相信的人，最终也要容忍自己的相信变得暧昧。
看不见的人，不存在的人
在电影《第六感》里，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主人公，是个“看不见的人”。
他走在街上，没人看见他；他进入房间，没人看见他；他跟妻子讲话，丝毫得不到回应；他向着别人呼喊，别人不加理会——因为，他其实在影片的开始就已经死了。那个四处奔走的他，其实是个鬼魂，他是个“看不见的人”，不存在的人。唯一一个能够看见他的，是那个开了天眼的小孩子，而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窘境，照旧以为一切如常，热心地为小孩子充当心理医生。
《夺命手术》中的主人公，也有一段时间，成了“看不见的人”。在心脏手术中，他进入了可怕的“麻醉清醒状态”，他清醒的意识分离出来，成为另一个人，他意欲阻止医生错误的操作，意欲中止女友对他的陷害，但没人理会他。他呼告无门，他所发出的声音，引不起空气的丝毫振荡，在别人那里，等于寂静。
人有时候难免成为“看不见的人”。就像美国作家拉尔夫·埃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的主人公，黑人的身份，让他成了“看不见的人”，时刻处于被无视的位置。他老老实实工作，没用；他加入“兄弟会”，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没用；他用尽一切办法说明自己也拥有全部的人性，还是没用。他照旧是那个和夜色融为一体的人，只有牙齿白森森地，提示着他微小的存在。不过，不一定要在那样特别、离奇、艰险的环境下，才会成为“看不见的人”，“看不见的人”普遍存在。
著名歌手陈汝佳死了整整两年后，人们才开始怀疑他的死，证实他的死，才会去问。那时他的身份证已被注销，火葬场有他的火化记录。他是死了，而并非生死不明。但消息为什么要在许久之后才被证实？因为，他其实早已经死了。对于听他歌的人，他十年前就死了，他是因为歌唱才存在，既然不唱歌，存在与否，就不再重要。对于他的家人，他五年前就死了，因为他的嗜好，他们对他的心，早死了。记者去问，他们只疲倦地说“他不在”。这让他自己，成了“看不见的人”，不存在的人。
甚至不需要死去。女明星G复出拍片，人们关注着她与大导演的感情进展，制片人温情脉脉地表示：“感情能否破镜重圆尚未可知。”记者偷拍她与好莱坞男明星的缱绻，所有人都当她是单身女郎，完全当她的丈夫不存在，连去幸灾乐祸地探询一下他的见解的兴趣都没有。因为他的财政状况出了问题，从此等于不存在，等于人间蒸发，已不必有立场，已理直气壮地穿上了隐身衣，成了“看不见的人”。
历史由强写，由男写，稍弱一筹，就会被男人讲述的历史屏蔽掉过滤掉，成了“看不见的人”。
公主胖了
胖也会传染，从现实里一直传染到银幕上，连一向有着约定俗成形象的公主最后也不能幸免。
《怪物史莱克》里的费奥娜公主和她的爱人变胖了，从第一集目不斜视地胖到第三集；《悬崖上的金鱼公主》中的公主殿下也胖了，充满宫崎骏作品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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