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日本天皇在皇宫召开御前会议，与东京统帅部的高级幕僚们策划对华战争的新措施，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与会者一致认为，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由于获得了美、英阵营的援助，对日战争的胜利信心更加不可动摇，因而对东京企图通过单独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条件，肯定会采取不予理睬态度。
针对这种情况，御前会议确定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其方针为三条：一是继续对中国进行武力打击；二是封锁海、陆、空路线，严加杜绝美、英援助中国抗战的行为；三是调整日、苏邦交，使用一切政、战手段，削弱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新任日本政府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军陆海军必须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从陆地、海洋及空中切断中国与美、英等西方列强之间的联系，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在此之前，日本新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和海军航空兵部队进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切断了经河内进入中国云南和广西的国际路线，并作为日本海军轰炸中国内地的航空基地。日军进驻河内四天之后，海军航空部队就起飞轰炸了重庆政府的‘后院’昆明市。
日军在集中轰炸机不断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和福建等地进行狂轰滥炸的同时，全力巩固华北控制区，然后开始抽调兵力，准备发起一次反击。
由于日本陆军的攻势暂时停滞下来，国共两党在很多地方闹摩擦，双方都互有伤亡，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消息传出之后，国内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代表，纷纷全力斡旋，同时，以此为契机，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争取全面解决问题。面对海内外的指责，尤其是为抗战提高了巨额资金支持的华侨的指责，使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做出民主的姿态，决定在1941年初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的地点就在陪都重庆。
国民参政会是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成立，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聘请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为参政员，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这是后来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基础。
1938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鉴于军事形势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政府决定接共产党的主张，结束国防参议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随后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遴选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并举行了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一共举行了五次会议。尽管国民政府称国民参政会是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之代表机关，但是参政员均由中央政府遴选，不能完全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遭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间力量诟病，不过，相对于国民党之前的政策还是很大的进步，所以都非常积极地参与进来。
确定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议之后，国民政府立即借口第一届的参政员的时效已过，需要重新遴选，把大量的国民党党员塞了进去。出乎预料的是，孙百里、杜周南和罗思柴尔德三个人都被选中，要求他们立即赶往重庆参加参政会议。
第二百八十六章 苦口婆心
“百里，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实现民主的诚意，咱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参加这个参政会议，去给他们粉饰太平！现在，日本人的飞机、军舰整天在沿海转悠，搞得人心惶惶，你这个闽粤两省的军政首脑再离开一个多月，岂不是雪上加霜？最好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专心解决咱们自己的事情，只有在战场上实实在打击日寇，才是救国救民的好办法，其他的都是虚妄之辞，完全不用理会！”
接到国民政府的通知之后，孙百里就把杜周南、罗思柴尔德和杨英杰请了过来，听听他们对参政会议的看法，没想到的是，杜周南不但自己不去，还坚决反对孙百里出席这个会议，并且摆出一大堆道理来。
杜周南的话音刚落，罗思柴尔德就补充道：“目前咱们的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好，再加上有这么多的优良海港和内地广阔的市场，前景也不错，十九路军依靠坚实的经济基础，可以不断地发展壮大，从而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如果我们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国民政府和委员长必然要闽粤两省与中央保持政令统一，税收上交国库，这样一来，咱们辛苦积攒下来的财富就要拱手交出去，怎么能够甘心呢？”接着他又加上一句：“福建省内的大部分商人、工厂主都和我保持着同样的看法！”作为犹太社团的领袖，罗思柴尔德在经济领域拥有异乎寻常的影响力，进而左右着福建议政代表们的态度。
接连听到反对意见，孙百里感到有些吃惊，不过，他没有急于说服对方，而是把探询的目光投向杨英杰，轻声问道：“杨先生，你不会也反对我们参加会议吧？”
杨英杰苦笑着说道：“我倒是想支持你，但是实在找不出这样做的理由——我认为杜先生和罗思柴尔德先生的看法是对的，确实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蒋介石搞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的立场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使我们能够和共产党、第三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联合起来，在参政会议中还是处于少数的地方，无法通过任何不利于国民党的决议。更何况，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召开参政会议的目的只是装装样子，应付海外华侨的呼声而已！第一届参政会议召开了七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全部是对国民政府有利的，而参政员们对政府和军队的质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实质上的回应，所以民间才会有这样的民谣流传‘参政员，好威风，半年只有十天凶’。”
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国民参政会只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所以国民参政会所做出的“决议”、“建议”，对政府并无约束力，会后大都无声无息，没有下文，而国民政府官员们更是抱定了“痛骂由你痛骂，好官我自为之”的哲学，参政会也奈何他不得；参政会每半年集会一次，每次会期十天，十天之后，一切如故，故而民众创作了这首民谣来讽刺国民政府。
听杨英杰这么一说，杜周南脸上露出愤慨的神色，说道：“在第一届参政会上，参政员当场质问粮食部长徐堪：为什么卖给老百姓的平价米内不仅有矿物（石头），还有动物，如蛀虫、甲虫，成为八宝饭？请问徐部长，你是否吃这种八宝饭？你有没有能力改善？如没有办法改善，是否准备让贤？虽然使徐堪面红耳赤，非常难堪，可是有什么用呢？会议结束之后，他照样去当粮食部长，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孙百里知道，经过这些年的独自发展，福建省内从上到下都不在看作中央政府的下属，俨然是个独立王国，而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但是，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步恶化，他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有机会打败日寇。
想到这里，孙百里深深地吸了口气，把自己准备参加参政会议的理由和盘托出，他说：“尽管这种国民参政会很不如人意，但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召开国民参政会毕竟是一种进步，是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民主的表现。通过国民参政会，各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能够了解政府的对内对外大政方针并得以询问、建议，为抗日贡献聪明才智。并且，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下，有了这样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甚至可以批评政府的讲坛，这是有利于抗日、团结和民主的。”
“这一届的参政议员的名额是两百四十人，其中各地进选，由地方政府和省党部提名，中央党部圈定的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和地方军政首脑的人数在百人左右，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也在百人左右，剩下的四十个名额分配给了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等中间力量，在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国内各方势力对比的同时，也使国民党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肆无忌惮地否决不利于自己的提案。另外，美国总统的特使也准备旁听整个参政会议的全过程，咱们的委员长大人为了显示国民政府的民主和自己的大国领袖风范，很有可能会接受一些不是过分刺激的提案，从而使团结抗日的局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各地方势力和中央军不再各自为战。”
最后，孙百里针对杜周南和罗思柴尔德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随着日军‘零式’战斗机的出现，福建空军完全失去了制空权，由于我们与日本之间巨大的科技和工业差距的存在，很难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设计出性能全面超越敌军的新型战机，这样一来，日军势必全面调整其对华作战的策略。”
“抗战打到现在这个时候，国军基本上都是依托崇山峻岭进行抵抗，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因此，其陆军已经很难再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肯定会出动强大的海军全面封锁我国海疆，攻占沿海港口，彻底切断物资进出通道，使国军穷于补给，最终不战自溃。我军虽然能够保证自给自足，但是也只能支持二十个师作战，可是一旦国军溃败，把咱们的侧翼暴露出来的话，就很难抵御日军的攻势了！”
杨英杰问道：“我认为咱们的军队完全有能力抵御日军的进攻，保证各港口城市的安全，想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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