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中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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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中的玫瑰-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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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毕业聚餐的那个夜晚,我们这个班的男女同学,就是围坐在这块草坪上,放肆地喝着啤酒,为的就是冲淡离别的哀愁。那个晚上,借着醉意,想到可能这辈子难以再见面,我们相互之间说了很多虽然有点傻,但是却又是那样真实的话。

我还记得我第一天到复旦的情景。从我进入中学的那天开始,我就想象着有一天,能够戴上复旦大学的校徽。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了解复旦,但是我喜欢这个名字,含蓄却又透露着智能。就是1992年的那个夏天,我带着我的行囊终于跨入了复旦,我还记得我住在九号楼二楼最后的那个房间,从窗口,可以看到通往教学大楼的那条路,每天上下课的时候,这条路充斥着自行车,还有一群一群走过的人。我的同班同学,每个人都因为来自不同的地方而有着不同的个性和特征。我还记得我们班上那个最矮的男生,他来自广西,坐在课堂的凳子上,他的腿就够不着地了。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话我基本上没有听懂,只觉得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倔劲和对自己绝对的自信。虽然听说在复旦的头一年,他感到难以适应,因为虽然他在他的家乡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来到复旦,即使在我们这个在别的系眼中排不上号的地方,比他优秀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在我们这个班上的位置,不卑不亢地扮演着一个被我们经常拿来善意地开玩笑的角色。听说现在,他已经在深圳有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其实复旦真的是一个改变人的地方,我还记得我那些同宿舍的女生,当她们刚刚从其他的城市,或者是农村来到上海,来到复旦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她们那种战战兢兢和不知所措,但是当她们离开复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时尚而自信地走在校园里面,走在上海的街头。我想:这是因为在复旦的四年里,除了学习知识之外,更多的是,她们学会了如何去挑选,如何去过适合自己,同时也是自己喜欢的生活。

我想,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大学的四年,正是自己人生转折的四年——学习如何学习,学习如何恋爱,学习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学习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

是复旦教会了我如何学习,虽然在复旦的四年,从一个方面来说,我肯定不是学习认真的一个学生。在香港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看到自己在复旦四年的学习成绩,所有的课程,除了自己当初非常有兴趣的那些,其他的课程,真的只是合格而已。但是我想这并不重要,因为在复旦的四年,我有机会去旁听那些自己非常有兴趣的课程。3108教室,我还记得,总是有那么多的讲座,数不清的比我们年长、成熟、有阅历和有学识的人在那里,教导着我们如何去思考。在复旦我遇到那么多这样的老师,他们从来不要求我在课程上面多么出色,但是他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当中,告诉我应该看哪些书,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从哪个角度切入,如何自己动脑筋来解决。虽然在班上我的成绩不算出众,但是我从来没有因此有任何自卑,因为我的老师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地方、优秀的地方,不要看轻自己。

复旦是一个鼓励学生去创造的地方,每个星期的周末舞会,尝试过不同的学校,总是觉得只有复旦的才真的让我有享受跳舞的那种感觉,纯粹而投入。

大家沙龙、蓝心咖啡屋,复旦的学生自己经营的地方。直到现在我的家里面还保留着一张我们在大家沙龙前面的合影。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打扮新奇的女孩,用老同学的话说,非常有三毛的风格。因为在复旦,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展现自己。

这些天从家里面到公司上班,总是要经过中环的天星码头,因为圣诞的关系,通往码头的隧道挂满了圣诞装饰,还有那些写满心意的卡片。突然想起在复旦的日子,那个圣诞,我和几个同伴一起,在大家沙龙门口用木片围出了一个小园子,然后用石灰水刷白了那些木栏杆,还有停在沙龙门口已经很久很久,一直都没有人认领的自行车,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白色的圣诞。那个晚上,我们自己煮了甜甜的水果羹跟所有来这里的人分享;那个晚上,我和同是复旦学生的男朋友,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大学的时候,不管现在想来,做的事情有多么幼稚和疯狂,但总是非常真诚。

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在复旦我遇到的都是那些优秀和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他们身上那些珍贵的东西,毫无保留地给了我。复旦有很多的才子才女,每天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总是能够经过食堂前面的布告栏,仔细搜索,除了各种通告之外,还有就是那些让我经常看得哈哈大笑的大小字报——复旦才子才女们的杰作。在我的班上还有几位复旦诗社的活跃分子,据说写诗更是哲学系的专利,而且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这些昔日的复旦学生诗人在面对着繁复的现实生活的同时,还在坚持着他们那个诗的世界,当然方式已经有所改变,充分和社会经济配合,现在他们更多的是用互联网来交换和争论自己的作品。我想只有复旦的学生,才能够把现实和理想如此不费力地进行平衡。

不久前,我回了一次复旦,这次作为一名复旦的毕业生,我坐在了相辉堂的讲台上。面对着台下那些比我要小一个年代的学弟学妹,我想说的是,他们比我更加幸运,因为他们成长的时代,物质上的贫乏已经大大地减少,他们学习的环境也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很多很多,而且他们比起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信息的发达,比我们知道得要多。

这是我从复旦毕业之后,十一年来第二次回到我的复旦。每次到上海,总是行色匆匆,被繁忙的工作包围。即使这次,当我从相辉堂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的,已经是夜色里面的复旦。我看到理科图书馆里面灯火通明,我也看到第一教学楼里面埋头自习的复旦学子们。我想起我的那些同学,十多年之后,他们都已经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即使在刚刚离开校园的那些年,曾经有过很多挫折,但是现在,绝大部分都生活得很好,甚至让我不得不惊叹他们取得的成就。我总觉得,这是因为在复旦的日子里,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些当然不单单是从书本上学会的,更多的是从复旦这个氛围里面,从复旦的文化、复旦特有的历史、复旦人的身上学会的。

走出复旦校园,虽然在香港也读了两所不同的大学的研究生,但是因为已经工作的关系,对于自己的学校总是没有大学时代的那种归属感。很多时候,匆匆忙忙从上班的地方赶到校园,傍晚时分偶尔会飘来玉兰花的香味,这个时候,我会想起复旦的那些日子,想起穿着长裙,有着长长的黑发,从男生宿舍窗前飘过的、年轻的、真诚的自己。

七年|之后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

香港的晚秋总是让人心情愉快,特别是在阳光不错的时候。在中文大学圆形广场,五百多名大学生坐在那里,为的是一个哲学话题,关于“动物伦理”。

我没有想到,这样的话题会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主办者是中文大学政治系的老师,他面对这样的场面,激动得快要流泪了,因为从他主持时有点颤抖的声音里面可以听出来。确实,作为一个老师,看到这样多的年轻人,在现在这个年代,居然能够坐在那里,听一个不算入世的话题。他说,他之前是非常担心的,因为中文大学的这个新亚学院的广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场面,他甚至担心,如果人太少的话,他是不是挑选错了地方,会让讲者觉得失落。

主讲者也没有想到,来自台湾的钱永祥教授,还有香港的梁文道,开场白都先对同学们的热情表示感谢,因为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这种话题,在大学校园里面,听众一向非常小众。

提问的环节,站起来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内地的学生,这倒不令人奇怪,因为参加过太多次在香港大学校园里面的讲座,从来都是内地学生占了大多数。来自内地的这些年轻人,充满了好奇心,而对于香港或者台湾的学生来说,从小就有太多充分的选择,当然,一个不太正面的结果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所以干脆对一些了解起来会吃力一点的东西视而不见了。

内地的大学生,对于各种讲座的踊跃,在我自己最近一系列的大学演讲里面感受到了。有的当然是因为团委学生会的组织,场面宏大。我不太确定,学生是不是真的想坐在那里,但是大部分学生自发而来,看到他们坐在地上,站在最后,从头到尾没有离场,心里面充满了感动,更希望自己能够把足够多的东西,和这些年轻人分享。

看着他们,我会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20世纪80年代,复旦3108教室,正是因为选择太少,于是每一次机会,都不愿意错过,从来不在乎讲者是不是有名,或者话题是不是自己真的有兴趣,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以及好奇心,期待着听到那些对自己来说,是那样新鲜,或者觉得过于深奥,甚至听得一头雾水的演讲。

那个时候,自己是一个听者,很少有互动的场景,更不要说针锋相对的碰撞,而现在,当自己出现在大学讲座的时候,自己是一个讲者,而我不是一个擅长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人。我一直期待,所谓的讲座,更多的应该是台上台下的互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体会到现在的大学生到底关心怎样的问题。很多时候,自己拟定的主题,往往不是对方有兴趣的。

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记者。问这样问题的,大多数是新闻系的学生,或者是未来有些想要从事新闻行业的。在五六年前,我会很有耐心地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我忽然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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