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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在杭州，一个学传媒的学生站起来说，她是学新闻的，她对于我正在分享的利比亚见闻没有兴趣，她是一个内心充满了愤怒的青年，她听一个我的同行说过，愤怒是年轻人的专利，因此她想知道，这样的愤怒，是不是可以支撑她，让她成为一个好的记者？
我感觉到她的愤怒，也感觉到她自我感觉的那种正义，但是我很担心，我告诉她，如果一个想要做记者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国际和国内的事情表示不感兴趣，我不知道那一个要做记者的人，更应该关心哪些事情。至于愤怒，不管是生理上的概念，还是心理上的描述，都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我们需要愤怒，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对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不会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但是如果要成为一个记者，更需要提醒自己，不要被愤怒遮挡了眼睛，看不到细节，或者是有选择性的报道事实，因为已经有了既定立场。
我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有，也不知道她会不会不屑一顾，因为很多时候，充满激｜情的讲述，更让这些年轻人觉得容易接受。也正因为这样，我总是会遇到这样的年轻读者，让我在他们的书上面写上一句话，作为人生的一种指导方向。
2003年，我会分享一些自己觉得蛮有感悟的话，但是现在做不到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明白，人生会怎样，不是依靠一句话来支撑自己，而是依靠自己形成清晰的价值观，依靠自己应对变化的能力。
看着不少年轻人有点失望甚至是不高兴地离去，我觉得很抱歉，我自己也是这样长大的，从小就背诵名人格言，似乎人生就会因此变得容易成功一些，似乎遵循这些，就可以找到一条畅通的道路，甚至是捷径。
但是，生活真的不是这样的，成功不可以复制，从别人那里，只能够分享到别人的思想，但如果不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融会贯通，那么依然只是别人的思想而已。
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演讲，主办的同学设计了一个环节，就是一名同学可以走上讲台，作为被采访者回答我的提问。当一个女孩子举手被点名上台之后，台下一个男生很愤怒地大叫：“肯定是内定的。”
我坐在讲台上，等待着接下来会怎样。结果，那个女孩毫不犹豫地拿起主持人手里面的话筒，对台下的那个男生说：“我愿意把机会让给你，但是我要声明，我不是内定的。”
台下一片掌声。男孩子晃晃悠悠地走上了讲台。他从主持人那里拿过话筒，开始批评这次演讲的安排。
为何比预定的开始时间晚了？
为何在会场里面，要预留一些座位，给主办的同学坐？
于是，很快出现了主办的同学上台，要抢这位男生话筒的场面。我站了起来，说，我们还是这样，既然上台，那就要遵守大会的规则，规则是：他要接受我的提问。
男孩子点头。我问他为什么要来讲座，他知道我这个演讲人吗？他一脸迷茫。
男孩子下台，走了。结束的时候，主办的同学不断地道歉，我告诉他们，不需要，这才是大学的讲座，大学生就是应该这样，特别是台下坐着的，都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不过，有一点，他们不应该去夺那个男孩子的话筒。
事实上，这次讲座之后，我和很多朋友聊起，我说我好喜欢这些思想活跃，当然也带着很多迷茫的大学新生，他们提的问题，没有大学讲座里面通常的那些成功学的东西，很纯粹。我在他们身上，终于找到了2003年去清华演讲时，那些学生身上的感觉。
第二天，接到主办同学的电话。这些同学一直很努力，也因为他们的坚持，我答应了去学校参加他们自己主办的这个论坛。同学打电话来道歉，他说，觉得我被冒犯了，他们已经批评了那位同学。
我再次告诉他，真的不需要这样想，是不是觉得被冒犯，其实是我自己的感觉，而事实上，我觉得那个男孩子很真诚。
因为这个电话，找到不少这次论坛的后续，都是关于这次闹场的。组织的同学在那里解释占座以及迟到的原因，原来是为辅导员准备的，结果说好了来三十个辅导员，却只来了一个，而迟到，是因为我被电台记者拖出去采访了。至于上台的同学，原来真的是托，这倒让我对那位女生有点刮目相看，她的应对确实很大方，但是她那样面不改色地说谎，让我觉得有些惊讶，因为，其实当时不说更好。
我也看到了那位男生的留言，原来在离开了会场之后，他被辅导员叫去谈话了，不过辅导员没有批评他，而是告诉他这样一句在年轻人里面颇为流行的话：“二十岁之前不愤青，一辈子就废了；三十岁之后还愤青，一辈子也废了。”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缺乏激｜情了。
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说他这样，正是因为爱这个论坛，爱学校，爱国家。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但是很快就觉得非常忧心：这样一件小事情，也要上纲上线到这样的高度，或许是我太低估了现在大学校园里面的环境。如果说，我感叹只有新生还有这样的活跃程度，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甚至可以想象，只要一年，这个男孩会觉得，台下大叫，或者跳上讲台，那会是损害了学校形象的事情，他，不会再这样做了。
2003年在全国二十多所高校巡回演讲，印象最深刻的是清华，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一直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更喜欢理工科学生，也许是因为思维方式的关系，他们提的问题不那样功利和空洞，以及宏大叙述。于是，当今年有机会到清华演讲的时候，我拖着朋友一起，因为之前的讲座，互动环节还是让人有些失望，太过不实。
当我和朋友走进清华的时候，四个穿着黑色西服的学生，还有两辆黑色私家车停在那里，把我吓了一跳，因为这太像商学院的面试，我甚至有一瞬间在那里审视自己，是不是穿得过于随意了。
整个讲座流程顺利，完美无缺，就好像在做一个直播的电视节目，台下同学的提问写在纸上，事后朋友告诉我：她看到穿黑色制服的学生，在外面进行挑选之后，才送到了主持人的手上。这也让我明白了：为何那些问题，是那样不痛不痒。
在讲座的最后，他们打出了一张照片，那是2003年讲座之后和组织的同学们的合影，我看着那些年轻的脸，如果和眼前的这些比较的话，他们显得有些土气，不管是服装还是发型，但是他们的笑容是那样真诚和阳光。而在这场讲座里面，我只感觉自己是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当我被送出讲座的教室之后，大功告成。其实最终，他们是为了那张合影，因为这是一种政绩。
我知道，这样去看这些年轻人过于苛刻，因为他们付出了不少，在不少人的眼中，他们才是未来的社会精英。只是，他们的沉稳，让我很是担心，我想起几年前，在清华采访一个大四的学生，一位学生会主席，当我尝试和他开玩笑的时候，他的那种稳重，让我的笑容僵在那里，觉得自己显得很幼稚。虽然还没有走出校门，但是他，还有那些穿着制服的学生，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设计好了自己未来的路途。
我真的很想不通：大学，不应该是充满了朝气的吗？
今年11月，在香港参加了复旦的一个活动。虽然爱着复旦，但是自己深爱的复旦，总觉得已经成了记忆。复旦的校园大了，高楼多了，但是书卷气也少了。前些年，在北京主持复旦校友的聚会活动，趁着学校领导在场，忍不住恳请他承诺，不要最后把相辉堂也给拆了。
和校长杨玉良聊天，他聊起自己刚刚看过的一本书，讲述的就是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
这项实验，是在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模拟囚犯和看守，来进行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
结果，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甚至出现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两个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也在他妻子的强烈要求下，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这本书让杨玉良很有感触，他说：环境对人的行为影响太大，其实这个实验恰恰可以解释，为何在“文革”中会有那样残酷的情形出现，原本的朋友、亲人，会如此残酷地对待对方。→文¤人··书·¤·屋←也因为这样，让他开始思考大学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环境，让学生如何健康成长。
他对大学有一种期待，那就是一定要摆脱军事院校或者干部学校的印迹，军事化的教育，会扼杀学生的激｜情和天性，把服从作为第一使命，而干部学校，会让学生学习察言观色，变得虚伪。所有的这些，无法让大学成为培养真正社会精英的地方，因为真正的社会精英，需要人文关怀。
他提到了学校里面的辅导员制度：辅导员的权利应该是越来越小，人数也不应该越来越多。
我在微博上写了这些，没有想到引来了很多批评，甚至是对杨玉良的谩骂，这些人里面，从他们的留言可以看出，很多是辅导员，有些就是在复旦工作。他们认为，自己如此辛苦工作，也没有实质的权利，却得到这样的评价，很不公平。
我在复旦念书的时候，辅导员给我的印象已经很模糊。
那个时候，只有那些希望留在上海的外地同学，会频繁和辅导员接触，希望能够拿到优秀毕业生的名额。因为从我们这届开始，不包分配，需要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