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汉文帝要教育您——什么叫仁君。所谓仁，与软弱无关。
仁君不敢对匈奴说一句重话，那是因为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无法剿灭匈奴。如要以强硬对待，吃苦头的不是皇宫里的皇帝，而是被驱往战场的百姓，所以仁君能够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屈尊于未开化的部落面前。反观某些所谓强国，无故向其他国家的人民举起屠刀，目的只是为了降低石油巨头的原油成本。而金融寡头们翻云覆雨，制造金融黑洞，吞噬人民财产，强国不但不制止，他们捅了娄子还想方设法用纳税人的钱去“输血”“救市”，不敢说一句重话。
仗势凌人，不是真正的强者。
顾全大局，不能称之为软弱。
仁君很清楚，什么是需要他个人委曲求全的，而什么是需要他拿刘汉江山来拼的。
汉文帝这位不以强大战功著称的仁君，在金融方面做出了一个后世绝少有人敢于效仿的勇敢举动——实施反格雷欣法则。
格雷欣法则亦称劣币驱逐良币，即指金属货币体系下，如果货币由政府统一铸造发行，政府规定的金属货币只要票面价值相同，不足两的（劣币）与足两的（良币）购买力相同（可自由兑换）。那么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流通货币会越来越不足两，发行者（政府或银行家）通过不断用劣币兑换良币，从民间搜刮财富。长此以往必然是国家信用丧失，货币体系崩溃，俗称亡国。但如果政策反过来，铸币权下放到民间，并且不硬性规定良币与劣币等值兑换，就会出现相反情况——铸币者为了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将自己铸造的货币发行出去，必须尽量改进铸币品质，形成良币驱逐劣币，即为反格雷欣法则。
秦汉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尤其是强大的汉初功臣集团迫切希望能从这个大蛋糕中分得最大的一块，而他们与富商巨贾也结为利益共同体，他们相信，一个摘桃子的小皇帝是不敢，更没有必要来触碰他们这块利益的。
但是，他们错了。
汉文帝顶住了各方压力，坚决实施币制改革，规定汉朝的钱币以四铢钱为标准（一铢=0。651克），允许私人铸币。
金融杠杆的作用非常强大，汉朝的经济很快欣欣向荣。发行货币能够带来巨大利润，富商们纷纷投身此业，汉朝的货币金融体系快速发展起来，大量优良保值的货币流通于市。这样人们都可以充分发挥才能，创造财富，而不必担心什么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导致辛苦攒下的财富自动缩水。正是有了这样优良的经济血液，才能推动文景之治的大发展、大繁荣。
此事史称“汉文天铢之湮杀地盘”，遗憾的是汉代史官经济学基础太差，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场改革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实则是一场精彩的暗战，留下的史料和时评太少。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各方利益博弈的游戏托盘中盛有四海之财，却系于一发之际。皇权、相权、民权都小心游走在最敏感的私处，却非要去挑动对方最根本的利益命脉。非常幸运的是，汉文帝是最后的胜者，他不但没有因此丢掉汉室江山，还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文景之治，造福了一世之民，更将自己的名号永远铭刻在了万卷青史的最耀眼处！
岂止是汉文帝啊，中华帝国的三大仁君都有过战场上的难堪纪录，汉文帝不得不向匈奴送出女眷求和，宋仁宗对西夏遭受“陕西三大败”，明孝宗更未能在瓦剌身上取得哪怕是一场值得吹嘘的大胜。
但是，汉文帝敢于改革汉初币制，剥夺官商们的经济特权，还富于民。宋仁宗只因不能为民解难，于一日之内将四名宰相全部罢免。明孝宗更是向强大的明朝文官集团宣战，彻底整顿盘根错节的明代官场。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这些都是所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流做不到，更没胆量去碰的事情！
北方的草原很危险
汉文帝用道家清静无为的治理思想，必然不会是一个开疆拓域的雄主。然而完全不打仗也是不现实的，尤其当蒙古草原上的匈奴（Hun）开始崛起时。
匈奴不是和秦汉一样的国家，它其实只是草原上诸多部落之一。后来通过战争，使其他部落臣服，也没有像炎黄那样合并成一个部落，而是形成了一个共同攻守进退的部落联盟。各领主继续领有自己的私有部落，但领主本人有义务听命于匈奴部的首领——大单于。后世经常为了渲染这种部落联盟的强大，将其称为匈奴帝国、突厥帝国，法国史学家格鲁塞还将他们的故事编著成一本《草原帝国》。其实这仅用于形容其强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帝国。
虽然蒙古草原的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谈不上先进，但掌握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马。
马是冷兵器时代骑兵必备装备之一。作为一种生物，马适合生长在高寒地带，喜食干草，绝大多数汉区都不适合养马。蒙古草原是马匹主产地，蒙古马种的质量显然比不上中亚或更西方一点的阿哈尔捷金马（汉语称汗血宝马）和阿拉伯纯血马。但蒙古马吃苦耐劳，极易大量繁殖，草原游牧部族不需要掌握太高的畜牧技术就可以放养出大量马匹，用以组建至少在数量上很庞大的骑兵军团。所以，这些草原部族一旦联合起来，将是非常可怕的军事力量。从汉代的匈奴起，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北方草原的边患成为每个中原王朝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中原王朝形成统一之前，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汉人自己打得不亦乐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秦汉以后，汉民族形成统一汉式帝国，游牧部族反而成了严患。其实这正是因为汉人的文明在进步，游牧部族也在跨越式发展。
首先是技术方面，周代游牧部族逐渐掌握了大规模放牧的技术，才能组建较大的马队，而汉代匈奴从西域学习了初步的锻冶技术，开始使用金属武器。不过汉初匈奴主要以兽皮甲和兽骨箭镞为武器，相当落后。最重要的技术跨越则是马镫，马镫是骑兵史上划时代的发明，使骑士和战马融为一体。马镫发明前，骑士无法在马上坐稳，要想发挥马力的威力就必须配备工业化产品——战车，这显然超出了游牧民族的能力范围。而马镫发明后，一人一骑就取代了战车，骑兵从此驰骋战争舞台上千年。不过马镫发明的确切时间还有争议，大概是在汉代，也可能更晚。
除了科技，更重要的是组织管理。秦代以前汉人没有形成统一帝国，草原上更是一盘散沙，游牧部族成千上万，无数马匪比战国七雄打得还欢。正是匈奴部的头曼单于、冒顿单于等强势领主树起赫赫声威，才将这些部族整合到一起。虽然还只是部族联盟而非帝国，但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三十万马匪一旦组织起来还是很恐怖的。
那么汉初面临的匈奴到底有多强？
这样比方吧，汉初汉军大概相当于北京市公安局，匈奴帝国则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有人就奇怪了，北京市公安局连个地级市城管局都搞不定？别忘了匈奴最大的优势，就是想打就打，打了随时跑。草原那么大，他随时出一支马队到一个边城来收摊——也不占领，收完摊立马就走，等你北京市局的步兵赶到，早就没影了。反过来组织大规模兵团深入草原讨伐匈奴却不太现实，一则草原太大，找不到敌人；二则过于深入容易被马匪切断补给线；三则中原王朝出动大军攻入草原，他反正没有城市，你要践踏草场请便，我自领军趁机攻入中原——放心，也只是抢一把，不会占领国土，但你也不可能不回救，你要是回救我又没影了。所以针对这三点，从战国的燕赵等国起，历代中原王朝大都要修建长城，以对抗游牧部族。
虽说组织大军讨伐草原性价比很低，但严打总是有用的。狠打他一次，很长时间内他都不敢再来。就算不能狠打人家一次，也不能让人家狠打自己一次，所以就需要嫁几个公主给人家……但就算嫁公主，前提也还是要打得赢，不然人家可以直接来抢，无需你嫁。
汉文帝还算幸运，秦始皇赔上基业，修好了长城留给他用现成的。汉高帝亲征匈奴，遭遇白登之围，靠给冒顿单于的老婆行贿才捡回一条命。后来冒顿单于又写情书挑逗寡妇吕后，大政治家吕后忍一时之气，低声求和，但将此列为国耻，遗命子孙定要雪耻。汉文帝登基时，汉朝已经册封了好几个宫女冒充公主嫁到匈奴去了，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和平。汉文帝手持吕后雪耻的遗训，但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方面是要执行与民生息的政策，不愿轻开战端；另一方面是时机确实还不成熟，要实力积累够了才能打。
为了积累实力，汉文帝、汉景帝一方面对匈奴委曲求全，送钱送女人，开放贸易。匈奴有了钱和女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打劫的冲动就克制了很多。而且通过贸易，匈奴可以买到盐、铁、布等物资，一旦开战就买不到了。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贸易能够交换比较优势，使每个人的情况都更好（剥削式的不对等贸易除外），匈奴通过与汉人和平贸易，比打劫更能促进本民族的文明进程。
另一方面，汉文帝也绝非老好人，和平发展的同时，也在整军经武。汉朝采取全民兵役制，寓兵于民，每位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不过汉文帝把秦朝十七岁开始服役，每年一番的政策，改为二十三岁开始服役，三年一番，已经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文帝朝兵役制度执行得很好，汉军的指挥、训练、后勤、装备体系建设卓有成效，为后来汉武大帝麾下那支所向披靡的铁血汉军奠定了良好基础。汉文帝还在西北边境开设了许多马场，并鼓励民间养马。据粗略统计，最多时官马便达四十万匹。汉武帝征讨匈奴的思路就是以骑制骑，不仅是冲锋在前的那一小部分战马，负责后勤保障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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