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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汉文帝包括后面的汉景帝朝，汉帝国始终没有和匈奴，也没有和其他任何人大动干戈，直到汉景帝朝后期的七国之乱，汉军才真正面临大战考验。如果非要挑汉文帝开疆拓土的功绩，勉强只能算上对南越的和平收服。
上一篇讲到天下反秦，项羽、刘邦直逼咸阳，但秦朝正规军都在外地不回救，这其中最大一支有五十万人，正在征讨南越。南越包括现在的岭南和越南北部，当时的广东环境气候非常恶劣，但秦朝君臣志在开疆，派出大军，建立桂林、南海、象三郡。项羽、刘邦逼近咸阳时，南越部队的主帅任嚣病卒，赵佗继为主帅，但是身为秦宗室的赵佗没有回救，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直到子婴出降，楚汉争霸，赵佗凭借手中的兵力在天南自立为帝，定都番禺（今广州），建立南越国，即为南越武帝。
南越国号称“东西万余里”，其实并不大，但易守难攻。为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汉高帝、吕后都曾对赵佗威逼利诱。赵佗高瞻远瞩，看清形势：所谓威逼，无非就是派兵来打，但南越以前秦锐兵守岭南地利，无惧汉军；所谓利诱，请问又有什么利能比当皇帝更诱人？汉高帝曾派大夫陆贾出使南越，赵佗一度接受册封，对汉称南越王，但对内仍称皇帝，保持着独立王国。吕后摄政时双方关系紧张，汉朝派大军征讨，可惜还没过岭南就病死一大半，就更不可能取胜了。有了胜仗做后盾，赵佗底气更足，不但重新称帝，而且周边很多归附汉朝的南蛮部族纷纷转投南越。文帝继位后积极改善关系，派人修葺赵佗在河北的祖坟，又派陆贾再度出使，反复交涉。最后穷鬼皇帝赵佗终于被诚意所感，再次撤去帝号，接受册封。从此双方相安无事，保障了汉帝国南方边境的安宁。直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朝大举讨伐四边，才将南越国彻底攻灭，改制成郡县。
身后是——汉并天下
汉文帝后七年（前157）六月，汉文帝驾崩，享年四十七岁，在位二十五年。无疑，汉文帝是历史上最值得景仰的好皇帝之一，他的个人品行、治国方针几乎无懈可击，受到后世一致推崇。更重要的是，他身后这个帝国，是中华民族走进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后，第一个长期稳定的王朝。秦朝虽然完成了第一次形式上的统一，但由于理论过于超前，脱离了时代，以致二世而亡。尤其可怕的是，由于秦朝的失败，天下人对皇帝制度（郡县制的汉式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产生了严重怀疑，回归商周诸侯封建制的呼声很高。而汉王朝在秦朝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了一个既符合民族性格，又适应历史阶段的汉式帝国，有力地维护了历史车轮继续向前。
而正是凭借汉文帝、汉景帝时建立的强大国家组织以及积累的雄厚实力，汉武大帝才能厚积薄发，痛击匈奴。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汉式帝国和第一个游牧帝国的首次交锋，以汉军的大胜告终！匈奴人部分逃到欧洲，部分滞留在东亚，数百年都未能恢复元气，为中原王朝的继续发展留出了重要的时间和空间。不仅是北方草原，大汉天威广布寰球，全世界都诚服于东方的伟大文明。成功的汉帝国，其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无疑是后世最适用的范本，中国人在此基础上继续总结改进，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高速向前。所以说，后世之有强盛的中华帝国，既蒙秦朝的理论设计，更承汉朝的实际运用。
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汉朝成功的重大意义。可以这样说，汉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用人身依附关系，而将上亿人直接置于一个统一帝国的治理下。不是上亿的附庸，而是上亿的国家公民！这上亿人除了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皇帝外，所有人理论上都是互不隶属、互相平行的国家公民。如何直接管理这么大人口规模的公民，如何通过行政体制和组织结构的设计让人身平等的公民相互管理？西方人可是在学习了中国现成的经验后，也才在二百年前在千万人口数量级的国家真正做到啊！我真的很难描述，两千多年前在上亿人口数量级的国家第一次做到的人到底有多么伟大。
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显然不是人称“粗人夫妇”的汉高帝和吕太后组合。太祖是打天下的，如果继续玩粗，汉朝不会比秦朝长几年。能让一个王朝国祚连绵，必须靠太宗塑造正确的国家形态。
当然，我们也无意把汉文帝吹成天上有地下无的神人，任何人都有历史局限性，甚至整个汉王朝在历史进步方面也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汉文帝为筹集资金，向民间出售爵位。而汉文帝的经济政策也非十全十美，超低的田赋让土地兼并变得更加容易，下放铸币权也造就了邓通、刘濞这样的金融寡头，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当然，如果提高田赋，也会造成大量中小农田主破产，同样会促进土地兼并。后世颂扬文景之治的伟大成就，称粮食堆在仓库里面吃不完，不得不加盖新仓；库府里的钱币堆积如山，连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多得无法统计。这在大多史学家看来是积贮丰厚的表现，但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是过于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利于拉动内需。当然，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至今未能解决的分歧，我们又岂能用以苛责两千多年前的古人？
不过最严重的还在于汉文帝包括整个汉王朝都没有彻底解决先秦贵族社会的残余影响——尽管我们并不认为某一两个人甚至某一两个朝代就可以解决。汉朝虽然终结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先秦贵族，但又分封了一些新贵族，即便铲除这些异姓王侯，刘氏宗族仍实施分封。汉朝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分封的范围，但分封仍然存在，我们可以略览汉文帝身后的历史来评判这种影响。
文景之治积累了深厚的国力，汉武帝要做的是把积攒提取出来，他的两大方针对后世影响极大。首先是改“无为”的道家思想为“大有为”的儒家思想，以至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此后一以贯之的主流治国理念。其次是任用有严重凯恩斯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桑弘羊主政财经，收回铸币权，实施盐铁专卖、衡平均输。我们说是提用也好，搜刮也好，总之就是改用一套有利于敛财的经济政策。虽然儒家认为这是国家在与民争利，但现代国家无不使用，亦不足为奇。不过汉武帝倾尽国力，大战匈奴，毕竟对国内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破坏。晚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轮台宫颁罪己诏，他没有炫耀赫赫武功，而是为自己给百姓带来战争的苦难向天下谢罪。司马光认为汉武帝做了很多坏事，不亚于秦始皇，但是能够主动罪己，仍然体现了一位伟大君主的宽广胸襟。
汉武帝后汉朝再次与民生息，昭帝、宣帝朝又创造了后世称赞的昭宣中兴。不过再往后，积弊也终于达到临界位置，开始出错。首先是昭帝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专权，到了可以废立皇帝的地步。然后是元帝朝大司马王莽专权，甚至篡位为帝，改国号新，使汉朝的国祚中断了十五年。
但汉朝气数未尽，这时建立新朝显然是天庭的一次管理失误，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西游记》第十四回有详细解释：“这山旧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改名两界山。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饮食……’”可见王莽篡位时孙猴子正在大闹天宫，由于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天庭自顾尚且不暇，更遑论人间。王莽想必亦是趁乱走脱的妖仙，他在人间造成了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社会大跃进。王兄比秦朝更奔放，秦朝过于急躁地废除了分封建国便导致亡国，王莽直接跃进至全民选举。当选为皇帝后王莽搞土地改革，又搞废奴运动、民权运动，这些行为无疑将埋葬他的政权。
汉室已经很有经验，光武帝依照当年大家推翻秦朝的格式推翻新朝，实现了光武中兴。但过得百年，外戚、宦官开始争权，外戚头子何皇后之兄大司马将军何进和司隶校尉袁绍密谋调并州刺史董卓带兵进京，诛杀宦官十常侍（十常侍指东汉灵帝时操纵政权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个宦官），结果被十常侍察觉，先行诛杀何进。但董卓还是带兵入京，诛尽宦官。再后来丞相董卓、曹操相继专权，曹操之子曹丕继为魏王、丞相，旋即篡位称帝。大汉王朝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自汉高帝元年（前206）至汉孝献帝延康元年（220），剔除其中新朝的十五年，共计四百零八年。不过，一般认为两汉不是一个朝代，不能合计，则西汉二百一十二年，东汉一百九十六年。
汉王朝的终结并非来自外敌，亦非天灾，而是两次亡于篡臣。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文明形态进化到秦汉一个自然的历史阶段。
秦汉行政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三公九卿制，三公中的丞相总揽行政；太尉有时也称大司马或大将军，总揽军权；御史大夫一般视为丞相的副手，主管察举人才；九卿则分管九个具体业务部门。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直线矩阵式组织结构，但丞相、太尉职权太重，很容易架空皇帝。汉代的社会基础也支持权臣篡政，虽然秦汉走出了严密的世袭贵族社会，但门阀仍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汉初的重新分封便是对先秦分封建国制度的一种妥协。虽然法理规定所有国民都是属于国家（皇帝）的公民，但中国的人口规模也决定了皇帝不可能直接管理每一个人。汉代门阀贵族可以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家族利益集团，通过大量占有正式组织——朝廷的官位，在其内部建立起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