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意看，不愿意听，最终是不愿意买严肃的、认真的东西，所以他们针对他们心中虚构的这个〃大众〃而编辑他们版面，他们的编辑策略被他们自己虚构的大众左右了，而不是真实中的大众。
但是事实是他们的影响力。他们通过上面的程序将自己粗俗的、可鄙的趣味强加给了读者，──其实是他们将大众培养成了今天这种趣味的读者，可是在这过程中大众渐渐地被天然地看成了这样的人，我们以为大众本来就是这样的。
谁来对大众的趣味负责？写者到底应当适应〃大众〃的趣味还是应当提升〃大众〃的趣味？如果真的有一个趣味已经定型了的〃大众〃，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们？
我在想，读者（喜欢读书、读报、读杂志甚至连街边的海报也要一一看过去的人）总是那些不读什么就感到空虚的人，〃读〃对于他们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一种行为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习惯，──他们的趣味来自于他们的读物。读报的人，读书的人──首先他们是一个读者，而不是什么〃大众〃，〃大众〃当中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完整地读完一本书（除了教科书，可是今天我们的教科书能叫书吗？）我常常想，如果不是我进入了大学，如果不是我遇到了一位好的老师，他引导我接触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那么也许我今天的阅读趣味只能是〃晚报〃的水平，因为那样的话我实际只能将晚报当成我的阅读导师，生活在生活中的我最容易购买的，最可能读的就是晚报了，这样我的阅读趣味就只能由〃晚报〃决定了。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晚报〃不要将就我这个〃大众〃的趣味，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阅读趣味可言。我希望晚报的编辑者以提升我的趣味为己任，将我培养成一个真正的读者。
身体盾牌
在《作家》99年第6期上看到这样一首诗，题目叫做《人体盾牌》。
盾被发明出来/本来是为了保护人体的//而人类今天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组成盾牌/保护那条河上唯一剩下的桥梁//那是为了已经邻近的下个世纪/正义和良心/有路可走//我为这位诗人感到羞辱。
一个诗人，他应当是为人类生命而歌唱的，他应当认识到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目的，可是现在，他在歌唱人体盾牌。
他想都没有想，就将人体的价值看成是低于桥梁的，身体必须为桥梁的存在付出代价，而不是相反。他忘记了一个常识性的逻辑，桥梁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体轻松，不必为了过一条河而绕路或者泅水，他不知道，桥梁毁掉可以依靠人体来建造，而人体毁掉了，却不可以通过桥梁来重建，他只是知道，桥梁的存在对于人类是必须的，因而它的价值就高于人体。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
一个国家（作为一种统治形式）不关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生命的权利，却鼓励人民用他们的身体去保护物，它把自己的人民当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它让自己的人民拿身体去换一座桥梁、一门大炮或者一辆汽车……，他的存在的合法性我看非常值得怀疑。它没有将自己的人民的生命看成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而是相反，将这个国家中的物看成是自己的目的，它宁可要一个物，也不愿意要一个人，它让人为了物而存在，它对这个国家的人民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国家只有它保护人民的生命并且努力使人民生活的更自由更美好的时候才有理由存在。
我知道正义和良心经常是幌子，而试验这个幌子的真伪的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在为生命精打细算，他们用一千万美元一枚的炸弹，为什么他们不用一百美元一枚的炸弹？因为那种炸弹不能远距离精确制导，会伤及无辜。（奇*书*网^。^整*理*提*供）一千万美元一枚和一百美元一枚的区别就是为了在别国的领土上少伤一点别国的无辜者，而这个国家自己呢？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他们让自己的公民组成｜人体盾牌，他们用电视、用广播鼓励这种做法，宣传这种做法，他们让自己的人民做盾牌而丝毫不感到可惜和可耻，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人的方式。我想知道这样的国家它到底为什么而存在，它在保护什么，为谁保护？
也许我们中许多人会说，这是人民自己愿意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将数千人这么有效率地带动起来，他们是被驱使的，是有组织的。没有组织者的筹划，很难想象，数千人能步调一致，更何况他们是平民，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呢？是谁在幕后组织他们轮着班地用自己的躯体守护大桥？
即使正义也没有权利充当这样的组织者，即使良心也没有理由用数千人的生命去冒险，而这仅仅是为了一座桥梁。
人肉盾牌，这是一种多么无耻的防御逻辑。战争的一方，它利用另一方的良知：它知道它的敌人是讲良心的，不愿意伤害无辜平民，即使是这些平民受了愚弄变成了敌人的时候，也不会向平民开枪。因而他们将自己的人民赶上了桥头，它用自己对人民的残忍、嗜血、毫不珍惜来验证它的对手对它的人民的珍惜，他用自己的残忍来试验对手的良心。
是的，它终于成功了，它的人体盾牌成功了，终于那座桥被保护了下来。
然而我要说，这不是人体盾牌战略的成功，而是那个被看成是敌人的人的良心的成功，我从中看到的了良心――一种真正的良心。
一天梦里，我看到一位这样的父亲，它在和别人决斗，突然他感到自己就要失败了，这个时候，他转身回屋，一把揪出了自己的儿子，将锋利的刀刃架在了他儿子的脖子上，让他的儿子站在他的前面，做自己的盾牌，他对他的敌手说：你开枪吧，你杀死的将不是我而是我的儿子。
这个时候我一身冷汗地醒来了，我忘记了他的对手是否开了枪，但是我在想，这样的父亲，他有资格做一个父亲吗？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这样的父亲的儿子。
由此我想到，作家，一个作家应当有的基本良知是什么？或者一个作家应有的基本良知他是否有？为此我常常感到失望，他们被一些浆糊糊住了脑袋，他们只知道跟风，只知道人云亦云，他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判断力。
一个只知道用功利的逻辑，而不知道用人道的逻辑来思考问题的人，他没有权利顶着作家的幌子说话，他应当去做政治家而不是一个诗人，作家唯一的逻辑是人，人高于一切。即使是为了所谓〃正义〃的目标，也不能放弃这一点。让儿童救火，让一群战士做人肉炸弹，让一个人为了救一群羊而牺牲（集体的财产高于一切，包括高于个体生命），这些在特殊的历史情形下，在功利的逻辑中，在政治的考虑中是合理的，但是对一个作家，它永远是不合理的，它是考量一个作家的试今石。
是否站在人的立场上，而不是物的立场上讲话――这是一个作家的标志。
鲁迅还能替我们活多久
鲁迅是中国２０世纪最伟大最富于影响力的作家、思想家，他的影响大到试图否定他的人也不得不肯定他，大到与他没有关系的人也要与他攀上关系，他的魅力是经久不衰。他是一个百宝囊。不同时代的人们，同一时代抱着不同目的的人们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各自想要的东西。中国现代以来，中国当代的文学知识分子与鲁迅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今鲁迅更成了某些知识分子的一个角色假面，一种身份姿态。用这个假面，用这个姿态是为了在话语权力争夺中拥有一个有利地位。鲁迅生前就已经成为文学话语权利争夺的焦点人物。本世纪３０年代，左联内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口号之争间实际是一场话语权力之争，是一场文艺界领导权的争夺，当时党之所以压制了左翼行政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不是因为鲁迅提出的新口号具有更深的学理性，而是因为党需要鲁迅在文艺界的威望来吸引更多的作家。活着的鲁迅就这样走向文学界话语权利分割的前沿成为一个砝码。文革中鲁迅成了毛泽东以外唯一一个印了语录本的人，他是意识形态唯一允许的文学话语，借鲁迅说话成了文学知识分子的一个不得已的职业本领，最终也成了他们的无意识中的一个本能，谁想在这个领域里说话谁就得戴上鲁迅这个假面，用这个姿态。８０年代，政治权杖悄悄地隐退，但是，鲁迅这个名字不但没有象一些海外学者所预言的那样被其他名字取代或者成为冷嘲热讽的对象，相反，他依然占据着文学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心，他魅力不减甚至更盛，新启蒙运动中，〃启蒙家鲁迅〃成为新启蒙话语的一个中心语项。
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新一轮鲁迅热又再度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版《鲁迅全集》，９０年代多次重版，且每次再版印数都达数万套，尽管书价大涨，印数可观，但１９９４年以前出版的《鲁迅全集》已全部售，鲁迅单本著作也相当热销，如《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都是一版再版，其销量远远超过了一般现代文学作品。除了著作热销，鲁迅的生平事迹也越来越为人们的重视，地处上海鲁迅公园内的鲁迅纪念馆１９９６年５月１日参观者超过了一千人，创造了建馆以来日参观人数的最高记录。
近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鲁迅姿态的一个重要走向是道德理想主义。在这一部分知识分子那里鲁迅在历史上那种著名的〃否定者〃形象成了反抗市场经济下人的精神堕落的理想偶像，鲁迅式的愤世嫉俗成了他们精神寄托。他们在鲁迅那里找到的不是〃革命家〃鲁迅，也不是〃启蒙者〃鲁迅，而是别一种英雄－－目光冰冷透骨、精神漆黑如夜、以诅咒对待庸众的愤世嫉俗者，文学知识分子在鲁迅那里寻找的是一个反抗投降（无论是在物欲还是在其他压力）的孤独的勇士。张炜在《拒绝宽容》一文中说：〃我怀疑他们在用这一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