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故居的门口。这是一处平凡的江南水乡的建筑。白墙黑瓦，层次分明。白与黑都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白与黑的对照使整个建筑具有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这也正印证了鲁迅的说法——绍兴非藏污纳垢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我尊重这种平凡人家中的庄严感，而厌恶皇城那种由红墙黄瓦营造出来的森严感。
如果说鲁迅的故居堪称大富人家，那么秋瑾的故居就是典型的小康之家。秋瑾故居由三间平房和一间小楼组成。西首的一间是秋瑾的书房兼会客，陈设简单，窗明几净，素雅有致。少女时代的秋瑾就是在这里开始了她的阅读和思考，曾经写下豪情万丈的诗句：“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壮哉奇女谈军事，鼎足当年花木兰。”东首的小楼是秋瑾当年的卧室，离婚以后她一人独居于此。床头还放着她男装的小照。这间卧室看不到丝毫的脂粉色、闻不到丝毫的脂粉气，让人惊叹的是卧室后面居然设有秘室，隐藏了相当数量的文件和枪械。这里留下了秋瑾的豪情，大通学堂的学子们络绎不绝地前来与她商讨起义事项，其他的革命领袖们也前来与她交换意见；这里也留下了秋瑾的寂寞，她有战友，也有学生，偏偏没有一个爱她并值得她爱的男人——是她走得太快，还是与她同时代的男人们走得太慢？是她的眼光太高，还是与她同时代的男人们都长得太矮？
就在小小的院子里，生长着一棵挺拔的柚子树。柚子树的高大，反衬出院子的小来。碧绿碧绿的叶子之间，一颗又一颗硕大的柚子已经成熟了。看到树上那浅黄｜色、泛着柔和的光芒的柚子，我才知道现在正是柚子成熟的时刻。江南温和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透下来，在我的身上留下跃动着的斑斑点点。空气中散发着柚子诱人的清香，清香中有玉石的温凉。闻着这清香比吃着柚子还要舒服。没有一丝风，院子角落的青石板上长着青苔。我干脆就坐在已经被磨得溜滑的门槛上，数着树上的柚子。一边数，一边想，当年年少的秋瑾大概也经常坐在这儿数柚子吧？从照片上看，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儿，正适宜于过这种安谧、祥和又具有诗意盎然的生活。但是她放弃了这种生活，而选择了另一种生活——刀光剑影的生活。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仰望着满树的柚子，我终于明白了鉴湖女侠的心思。秋瑾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中写道：“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尽力做去，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每个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拥有自己的柚子树、拥有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一个小天井里的温馨是不够的，还要扩大到更加广大的外面的世界去。那一刻，她的眼睛仰望着诱人的柚子，她的双手紧握着寒光闪闪的匕首。秋天，不仅是柚子成熟的季节，还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她不愿意一个人享受前者，她心甘情愿地去承担后者。我想，就在秋瑾就义的那一刻，她的心灵深处一定摇曳着一棵青翠的柚子树。
柚子还在散发着清香，而当年那个深情地仰望着柚子、贪婪地嗅着柚子香的女孩儿，已经隐没在历史幽深的隧道里。我走出很远的路了，还频频回望秋瑾故居，灰瓦上，伸出柚子树的叶子来，像小孩子没有被污染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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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三题
谒谭嗣同墓
正是在青山绿水之间，卧着一个年轻的灵魂。
我来的时候，阳光灿烂，绿草如茵。我来的时候，一百年的岁月隔在我们之间，这个国度里，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许多东西依然如故。我是来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难，赋予中国近代第一次伟大的变革以纯洁的品格；我来探寻一方水土，这片土地，孕育出“扫荡桎梏，冲决罗网”般的中国自己的人权宣言。
谭嗣同的墓在浏阳郊区，小山坡前面是肥沃的土地和千年不变的农家。再遥远的地方，是一脉连绵的山峰。墓正对着最高的山峰，当地民间传说，谭嗣同墓所面对的山峰，每年都在增高。与其说这是一种迷信，不如说是寻常百姓们表达对烈士敬仰的特殊方式。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谭先生年逾六旬，精神却出奇地健旺。他是浏阳有名的眼科医生，一谈起谭嗣同，就激动不已，滔滔不绝。谭先生告诉我，由于谭嗣同墓地方偏远，一般旅游者不会前来，所以反倒还让主人拥有了一分宁静。我们的车行过好长一段颠颠簸簸的乡村公路，然后到了坑坑洼洼的基耕道前面。道窄不宜行车，我们只好下车步行。这样正中我意，以步当车，多少能够表达一点对烈士的敬意。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两段圆弧状的石板组成眼睛状的围栏，拱卫着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积不大，其表面用指头大小的卵石一颗颗地镶嵌而成。百年风雨，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远远看去，浑然一体，只有走到近处，才会发现个中奥秘。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边的辅碑写着立碑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间的主碑最为高大，上面写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最左边的辅碑则写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谭炜立”。谭恒旭先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三块碑石的情况。关于立碑的时间，是在烈士遇难以后的第三年。其实，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谭氏家族就将他的尸骨收敛埋葬。但是，后党势力猖獗一时，对维新人士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为了避祸，谭家没敢立碑。直到1901年义和团之乱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辙，出现改革动向，谭家这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宪大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虽然他在政变后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时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谭嗣同生前与妻子李闰并无子嗣，因此谭家决定让谭嗣同的侄子谭炜充当其“兼祧子”，为其继承香火。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里的青草却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灵，自愿来点缀烈士的墓地，来安慰烈士的孤寂？
谭嗣同就义的时候，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一个老家人描述，死状极其惨烈。临刑前，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那一年，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正准备在维新变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从刑场上将遗体抬回，放在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当人们缝合头颈的时候，发现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谭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侧向我鞠躬回礼。礼毕，老先生老泪纵横，情不能自已。率性为人，真情流露，真乃谭家人之遗风也。我与老先生谈及我最看重的谭嗣同遗著《仁学》，老先生大喜，说这本巨著长期被忽视，其实它堪称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这部巨著“写出数千年之祸象”，鲜明地指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感情巧妙地搅和在一起，导致了血淋淋的残暴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背后。在许多读书人的笔下，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园牧歌。继李贽、黄宗羲、戴震之后，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他敏锐地触摸到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脉搏，认为大病应下猛药，“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说的“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有几个呢？无疑，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个。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仁，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然而，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偏偏容不下这样的天才和英雄呢？谭嗣同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这块墓地，既是我们的光荣，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耻辱吗？
我们缓缓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块铁。回首墓地，它已经隐没在一户农家的白墙青瓦之后。
大夫第里走出来的“叛徒”
大夫第在浏阳的市中心。浏阳人说，到浏阳，不可不到大夫第。因为大夫第不仅是一座精美绝伦的明清古建筑，更是戊戌变法第一烈士谭嗣同的故居。
大夫第，建于明朝末年，在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担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得以大规模扩建。因谭继洵地位显赫，当地人称之为“大夫第”。现存的建筑仅仅是原来的一小部分，但也有近八百平方米。整座建筑坐南朝北，通高八米，有大小房屋24间，属三栋二院一亭砖木结构，具有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的特点，又结合湖南的地理特色，作了一定的调整和改进。今天，外面的街道已经是现代化的闹市，而一走进大夫第的大门，就如同走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历史时空。在雕梁画栋之中，在从天井射进来的丝丝柔和的阳光之中，还能不能寻觅到谭嗣同矫健的身影呢？
其实，谭嗣同生前在大夫第居住的时间并不算长。他出生在北京，青少年时代大多陪伴父亲宦游在外。随着父亲任职地方的变化，他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回湖南老家几次，都是短暂的居住。但是，谭嗣同很喜欢这座老宅，他给自己的房间取名为“石菊影庐”。所谓“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