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地面通讯站的楼上就是飞行员宿舍，无论是日常说话还是报务，郭汉业▲C…54在中国机场起飞。总是嗓音嘹亮，经常把在睡梦中的飞行员吵醒，没多久，楼上的飞行员给郭汉业起了个绰号——小钢炮。
“小钢炮”之所以后上机成为空勤报务员，是因为到后来，“中航”在天上飞的那拨人全都摔得差不多了，上面的一道命令下来，他顶了上去。
于是，他从风吹不到、雨淋不到的地面通讯，一下子“坐”到了天上。
郭汉业老人自己也说，别看只是在公司里飞越“驼峰”次数少、时间也只有一年多，但在驼峰航线上，多次遇险、死里逃生的经历却不比任何人少多少。
请老人讲讲当年飞“驼峰”的经历，老人说，至今还清晰记得住的就有三次，其中，留在记忆中最深刻、至今都挥之不去，让他常常魂牵梦绕的，当属那次“搭错车”。
黑黝黝的夜，汀江机场停机坪，三个身背伞包的身影穿行在一排排飞机前，时而顿足，时而步履匆匆。
也许是已经连续在汀江和昆明之间不停地飞行了两个来回，刚刚休息了一会儿又被叫醒，机组三个人实在是太劳累了，睡眼惺忪的郭汉业和他的伙伴们怎么都找不到调度安排的74号机，围着本属于“中航”停机坪那块场地转了一圈又一圈，可就是找不到74号机，再找下去，眼看天亮，而只要天亮，敌机就要出动拦截，不能再耗下去，机长培特克在场地边警卫室里找部电话接通“中航”调度室：“我们怎么找不到74号机……”
话筒那一端，传来值班调度懊悔的声音：“抱歉、抱歉，刚才实在是太忙了，我给忘掉了。先出发的99号机组没有找到他们的飞机，我让他们把你们的74号飞走了，你们现在飞99号回去……”
话筒里声音未落，只见办事处的秦永堂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过来：“调度让我通知你们，在巫家坝换飞机。”
机长抬头，机身标有99号字样的C…47，近在咫尺。
值班调度又问：“看到99号了吗？”
▲装载完毕准备飞越驼峰的C…47。
“看到。”
“好，出发！”
郭汉业老人说，都是同一型号飞机，只是号码不一样，数位越大，表示调入公司时间越短。反正所载货物都差不多。我们上去就飞，哪想到，就是这冥冥中的换机，竟然是生死之结局！
开舱门，登机，三个人各就各位后，机长发动99号，不一会儿，99号钻入茫茫夜色。
老人说，99号到昆明时，已是天色大亮，我们都没去宿舍休息，直接去停机坪找74号，到了停机坪才发现，74号还没到。先走还晚到，也许是遇到点麻烦绕路了，这样的事情在“驼峰”上也发生过，不算稀奇，于是我们又到跑道边上等，不仅仅是换飞机，我们的飞行单还在74号上面，还要把它飞回去。可左等右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就是不见74号下来，托总台通讯那边辗转和汀江站再联系，很是费了一通麻烦，总算是联系上了。汀江那边回电说，74号一直没有消息。一听这话，大家更加焦虑，那心情，真是无法形容。三个人，包括美籍机长，脚下一堆烟蒂。
昆明站是谁负责，已经记不清了，看我们这样老是站在这里等也不是回事，就劝我们去休息、吃午饭。到了餐厅，刚拿起碗，听见旁边有人小声嘀咕：“刚得到确认，74号在‘驼峰’上摔了……”
一听这话，得，刚挨到嘴边的碗放下了，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个中滋味，像打翻的五味瓶一样，说不清，就是想哭。
没多一会儿，调度派人来找机组去调度室，一进去，明显感觉气氛肃穆，每个人脸色都是阴沉沉的，值班员小张过来，悄声在耳边道，74号最后一份电报说在航线上遇到强气流，他们不知具体方位，我们估计偏航为二十五度左右，可能是被风吹到喜马拉雅山脉中部，随后再无消息。这时，调度员过来，把飞行单放到我们面前，此时他的口吻都是商量来着：“看看，能不能把99号再飞回去……”
“能！”三个人同时开口。
问老人，同伴刚刚摔了，再次坐进机舱，什么感觉？老人说，去机坪的路上可能还在想着什么冰峰雪山、强气流，可只要一坐进机舱里，就没什么感觉了，前面的事情已经忘掉了。死，想都没想，当时脑子里都是飞行中要做的事情，也容不得你去想。
当时的念头就是，反正，只要摔不掉，就飞。
还有一次，也是1944年，也是从汀江飞昆明。老人说，那天是白天，起飞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到了“驼峰”上空，就是望不到边际的浓云，飞机被迫钻进去，做仪表飞行，机长紧紧盯住罗盘，高度只有4000米，不敢使飞机航向出现任何偏离，只要稍偏一点就非撞山不行，万幸，没出现强气流，但还是麻烦——高度保不住。
老是往下掉。
高度掉到3500米，无论机长怎样推油门，飞机上升一点儿后，保持不了几分钟，“哗”地一下就掉下来，反复多少次都是如此，是结冰导致了飞机升力的改变。启动除冰设施，也不行。这和平地不一样，本身下面就海拔高，稍微疏忽一点儿就“接地”。
眼看着高度持续下降，机长也急了，最后实在没辙了，大声喝令我和副驾驶，到货舱，打开舱门——往下扔货物，减轻重量。
两人绑好降落伞，打开舱门……
问老人，为什么要戴降落伞，老人说，如果抛掉货物都不行的话，只有跳出去……
空中，C…47舱门洞开，云、雾、强气流夹杂着也分不清是雨还是雪一齐带着咆哮声涌入舱内，在气流冲击下，郭汉业和副驾驶脸上的肌肉都变了形，两人费力地开始解开扎捆的汽油桶……
此时，电铃声和红色信号灯亮了，抬头看去，机长正转过头，大声喊叫：Hold（停），并示意他们关上舱门，停止抛物。从机长前方风挡玻璃往外看，一片湛蓝的天空撞入眼帘——飞机冲出浓云！
三人长出口气。
还有一次，1944年6月，也是从汀江飞昆明，老人说，好像是所载货物中有抢修中的“史迪威公路”的筑路器械，于是飞机临时在云南驿落地，等卸下一些货物后，再起飞。
起飞时一切正常，三十分钟后，左发动机突然起火。
老人说，都过了“驼峰”了，快到昆明了，谁都没想到这架C…47会来这么一手。
在驾驶舱里看得真切，左边发动机火苗加浓烟。机长歇尔（Shilling）赶紧启用灭火装置，之后，当机立断，切断左边油路，关闭起火发动机，让C…47只靠一个发动机飞行。
C…47两个发动机都感觉功率不足，那天又是超重，飞机单发飞行后，机身倾斜厉害，感觉随时都要斜着往山上撞似的，于是机长让郭汉业和副驾驶去货舱，把货物重新摆放，想利用货物中重量，“压正”机身。可都是捆装扎结得相当结实的汽油桶，又重又不好搬运，忙了一阵子，总算是重新摆放了几个，但并没有改变多少机身的倾斜。
老人说，当时的情况比过“驼峰”都紧张，毕竟已经从地狱边上过来了，下边就是满目绿色，谁都知道人间好，谁都不愿意去死！幸亏云南驿离昆明已经很近了，歇尔的驾驶技术也相当好，等到我们歪歪扭扭飞到机场上空时，一看这种情景，所有的飞机全都给我们让开跑道。
塔台不放心，问我们有没有把握降落，如果没有，把飞机开远一点，把货物抛掉，再降下来，如果这还不行，干脆人跳伞。
驾驶舱内，机长征求副驾驶和报务员意见，两个中国人谁都不同意跳伞。
问老人，为什么不扔东西也不跳伞？
唉。老人道，扔东西和跳伞，那是最后一招，实在是死路一条了，才能做这样的尝试，只要有一线生机，谁都不会扔货物。在“驼峰”上这么艰难飞来飞去，干吗？难道就是让你扔货物和跳伞玩？
原中国航空公司副驾驶李宏揆老人也说，每次飞行，不是让你把飞机弄到天上，也不是让你从甲地飞到乙地就行的，你驾驶的是运输机，是在执行运送任务，只有把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你的飞行任务才算完成。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随便扔货物和跳伞。
老人说，那是谁（陈文宽还是潘国定？老人说，实在是记不住名字了），曾有一次，执行汀江到昆明的任务，结果到了昆明后，飞机被临时征调到重庆——昆明——成都飞往返航线，恰恰C…47飞机尾轮这时坏了，要修理，就得回加尔各答。可任务在，必须完成。现在，尾轮坏了，飞机只要在地面滑动，机尾就得擦地，结果可能是直接更大面积地损坏机体，换了别人，可能是真没辙了。老人说，可为了完成任务，人家就那么飞——从停机坪滑行开始，一直到跑道上准备起飞，推大油门，踩刹车，利用飞机向前的冲力，使飞机尾部抬起，一点点往跑道上挪……
老人说这个动作，没有相当高超的技术，是没法完成的，又要让机尾抬起，又要让飞机在地面慢速移动，还得保证不飞起来，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嘿，人家就这么做，降落后，这样“移动”到停机坪、起飞时，又是这样“滑行”到起飞线，整整坚持两个星期，一直到回到加尔各答修理后，才算拉倒。
再问老人们，为什么不跳伞？
华人杰：在“驼峰”，跳伞和摔飞机及失踪没有什么区别。
任锡纯：整个驼峰航线所经地区，下面除了冰山雪峰就是原始森林，跳伞下去，不是冻死也是被豺狼虎豹给吃了。我们夜晚在汀江降落，下飞机后去“中航”宿舍的路上，坐在车子里，就能看见路边森林发出的幽幽蓝光，在漆黑的夜色里，煞是吓人，那都是狼和虎什么的。
陆元斌：美军印中联队跳伞的要多一些，大部分都落在了原始森林中，没有路，图上注明直线距离也许只是几公里，等到走，也许要走上十天半个月——明明近在眼前，但就是走不过去。没有路，人根本进不去。战争都快结束了，才有美国救护队进去，到了里边一看，伞高高挂在树枝上，悬在伞下面的人就剩一副骨架，肉都被虫子、蚂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