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昌成年后娶陶氏为妻，生子章贡涛，就是章亚若的父亲。章伯昌以渡船往来于城镇之间，做小买卖为生。50多岁时，因债务纠纷，讨债时遭人杀害，尸体被丢入湖中，始终无法寻获。
章伯昌膝下除章贡涛外，还有两个儿女。老么贡涛自幼好学，长大后步上科举功名之途，连连高中，赶在清末废止科举之前，三元及第，当上地方父母官后，携妻子儿女迁出吴城镇，定居南昌市内，因此，章家自章亚著这一代起，已是地道的南昌市人，吴城镇只是章氏祠堂与祖坟所在地。
章贡涛本名章甫，后以“贡涛”为号。江西简称“赣”，正是“章”加上“贡”；而著名的赣江，也是章江与贡江汇流而成，“章贡涛”意即“赣江之水涛涛”。
章贡涛和妻子周锦华一共生了11个儿女，其中有5名早夭，只有两儿五女长大成｜人，章亚若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章亚若生于1913年，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家庭，仍然存着“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尤其在她之前，章家已连生两位女儿，在奶奶不悦，母亲失望中，章亚若呱呱落地。原来，那时周锦华已连生了三位女儿。最大的意外夭折；正式排行老大的懋兰是长孙女，奶奶尚能接受，老二懋桃又是女儿，老人家十分失望，小婴儿就被送往外婆家，在舅舅家成长。
第四胎怀孕，周锦华战战兢兢，指望是个男孩。等着，等着，接生婆出了房门，一句“恭喜得了个千金”，粉碎了奶奶满心的希望，怒火中烧之余，禁不住在门外大声责骂生不出孙子的周锦华。
父亲为她取名懋李；“懋”是排行，“李”是比喻桃李争艳的春天，纪念她春季出世的意思。
懋李3岁时，后改名“浩若”的大弟懋萱来到人世；盼孙心切的奶奶宿愿得尝，周锦华也松了一口气，不必再为章家香烟无人接续而忧心忡忡。尽管不受欢迎，小懋李倒很争气；她有一张秀气的圆脸，皮肤白嫩，伶俐乖巧，活泼可爱，赢得了父母的疼爱。从三四岁起，就跟在爸爸身边学习诗词、练书法。奶妈段会香回忆说，7个姊妹兄弟里，就属懋李与大弟懋萱特别受父母喜爱，姊妹两人排行相近，感情也最深厚。
懋李下面，共有大弟懋萱、四妹懋梅、二弟懋宿、五妹幽兰。抗战前后，懋李决定改名亚若，弟弟妹妹跟着学，引用了她名字中的“若”字。懋萱改为“浩若”；懋宿换成“瀚若”；懋梅原想叫威若，父亲说她出生时，正巧大雪纷飞，第二天梅花开得又挺又漂亮，希望她留住“梅”字，于是懋梅沿用三姊亚若名字中的亚字，改名亚梅。
章亚若懂事后成为家中子女的灵魂人物，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两位姊姊出嫁后纷纷远离南昌，她最年长，又一直留在南昌，大弟浩若负笈山东读大学。家中大小事都由章亚若照料，父亲也极为器重她。1939年左右，已改行当律师的父亲停业，家中收入中断，章亚若与母亲、弟妹的开销，都靠她在赣州专员公署的薪水补贴。
在中学里，章亚若国文程度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她的字迹娟秀、诗词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是那时南昌女中的风云人物。
此外，章亚若自学而成的京剧，唱做俱佳。同侪莫不赞叹惊奇。她还爱教人唱戏，亲朋闺友只要喜欢京剧，大都被她说服，做了她的短期京剧学生。章亚若的两位姑妈视亚若这一代章家儿女如己出，疼爱有加，二姑妈章金秀更是与弟弟贡涛一家情谊深厚。她和先生陶百川所生的5位子女，自幼与亚若姊妹兄弟们一同嘻戏玩乐，情感十分融洽。尤其在章亚若的二姊懋桃与二姑妈家的二表哥陶端柏结成连理，亲上加亲后，章、陶两家更是走动频繁。
章亚若结识了不少陶家的远亲近戚。其中，一位名叫唐英刚的年轻人，是二姑妈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端庆夫家的堂兄，章亚若跟着表姐唤他“大表哥”。
“大表哥”身材颀长、体型瘦削，又不多言语，外表看来温文儒雅，颇有彬彬书生的气质。他家中有兄弟两人，父亲早逝，一向与母亲和弟弟唐英武相依为命。但据章家亲属推论，以当年章家的名望与地位，若非唐家家道不错，唐英刚又一表人材，章贡涛不会将家中最宝贝的三小姐亚若许配给他做妻子的。
唐英刚平日好读古书，服饰装扮，与言行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儒士的风范。1926年间，正值新旧社会交替变换之时，唐英刚算是一位保守的年轻男子，他18岁那年，三表妹章亚若15岁，刚念完初中。她明丽活泼的外表与善解人意的性情，吸引了不少身边经常接触的异性。在母亲与姊姊都早婚的影响下，天真年少的章亚若与唐英刚从表兄妹结为夫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嫁做唐家长媳后，章亚若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在接受了教会中学新思想教育的启迪后，如何仍能遵照旧礼教的约束，无怨无悔、逆来顺受地扮演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传统中国女性角色。
外在大局面的变化，也随时冲击世道人心，1926年起，北伐国民革命军讨伐军阀的战事进展顺利，江西省也幸运地挣脱了孙传芳数十年的统治。在这新旧时代的交替下，赣江流域两旁的江西民众，逐渐自我觉醒，唤起普遍反权威的意识。北京、上海等大都会中，知识分子要求扬弃老旧价值观念的呼声，慢慢传人了江西省城南昌市。
就这样，一股庞大的社会变迁力量，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向章亚若的内心世界。这时的她已由无邪的纯情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她先后生了小名“大衍”与“细衍”的远波、远辉兄弟，20岁前后，章亚若外表的妆扮与内在智虑思绪，都随着两位儿子的成长，不时在自我追寻的迷惘与希望中来回摆荡。
经历几番挣扎，章亚若决定迎向新时代的挑战。她足登高跟鞋、烫卷短发，换上剪裁合身的新款流行服装，勇敢地尝试着新社会的各种新事物。章亚若也试图为她的角色重新定位。她出外做事，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交游广阔，拓展社交圈；闲暇时携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上馆子，开辟出一个与上一代妇女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
然而，丈夫唐英刚依旧固守着诗书砚墨，满足于长袍马褂、道貌岸然的自持之中。
个性上的歧异，加深了章亚若与丈夫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上加亲的婚姻，终于不幸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
这年章亚若23岁，表哥丈夫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对她无疑是最大的惩罚。
现实生活中，她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7岁、4岁的幼子。一家4口的生活是一大重担；精神上，亲戚朋友间的流言与内心的自责，对章亚若而言更是无尽的折磨。直到今天，关于唐英刚自尽的前因后果，章亚若娘家的亲属，还有很多不甚友善的议论。
唐英刚自尽之后，办完丧事，章亚若便正式迁回娘家长期居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但是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章亚若负责筹措。后来抗战开始，婆婆也带着孙子跟章亚若同赴赣州。唐、章两家始终维持着亲密深厚的关系。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章亚若偕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章瀚若和侄儿们，拜别父亲，随逃亡潮南下避难。
这时，大弟章浩若已投笔从戎，随军队南征北走。大姊章懋兰与二姊章懋桃都跟着夫家远赴异乡。妹妹章亚梅与二姊一起，也不在身边，小妹章幽兰则是从小就送给昌邑农村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了，留在南昌家中的兄弟姊妹，章亚若最年长，因此章家大小事务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父母年事渐高，重要决定也得倚赖她，章亚若成了实际上的一家之主。
章亚若和母亲、弟弟、侄儿们逃难到赣州，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出外找工作。而且唐家婆婆与儿子在南昌安危可虑。章亚若计算着，一旦有固定收入，便将他们三人接来赣州团圆。
正在她苦苦思索该如何迈出脚步、突破困境时，新任的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入主专员公署，准备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民风，消息传遍了赣州市，本地和因逃难而来的外地青年，纷纷拥向位于米汁巷的专员公署，表达投效门下的意愿。章亚若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公署工作。
她脱下合身的碎花旗袍，换上男性化的工作服，过着朴素但充实的战时生活。
另一方面，她的过去也更隐密地保留起来。赣州结识的新朋友中，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特地把他们叫到一旁，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莫要再喊以前依南昌习俗而称的“好妈妈”。
儿子年纪小，似懂非懂的答应了。长大后，大衍唐远波推想，母亲可能是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守寡的年轻女性，在外工作难免有许多不便。以未婚姿态出现，应该较能减少社会上的是非议论。
唐远波还说，母亲外型出色，二十六七岁的年纪，看起来欲与二十上下的年轻女孩不相上下。说她未婚，没有人会怀疑，若指她已育有上小学的孩子，或许反而让人不能置信。
因此，许多在专员公署与章亚若共事，或一起在赤珠岭三民主义青年团受过训的朋友，都不知道她早婚的过去。后来有人传说，章亚若在南昌嫁过军长、或早年曾与什么人闹恋爱等等，据推测，可能就是从有关她与唐英刚那段不为外人详知的婚姻中，捕风捉影编造而成的。
章亚若在专员公署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1939年初春至年尾，主掌文书；1940年前6个月，她加入三青团受训，结训后返回公署，正式担任专员秘书。
蒋经国最有名的每周一次听取民怨，公开接见民众的细节安排，就是由章亚若负责。每星期有一天，她都陪在会客室，指导民众向他们心目中的“蒋青天”诉苦，并且在一旁做纪录整理、解释说明的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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