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人说章亚若之死，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和所有独裁统治者一样，蒋经国的私生活长期被罩着神秘的面纱，保持着高深莫测的官筛形象，日后自然无法弄个水落石出。
章亚若去世后，据说是蒋经国透过亲信，与“伯母”周锦华商量，请她由赣州迁居至万安，在那里和章亚梅一起照顾孝严、孝慈两兄弟。
万安是江西中南部较贫穷的县份之一，全县中央地带就只有两条交叉的十字街，街上的建筑以两层高的木板屋为主，街头尽处便是赣江码头。这里远离尘嚣、物质条件贫乏，是隐居遁世的好地方。蒋经国选择此地安顿周锦华和章亚梅，以便抚养孝严、孝慈兄弟，一方面是此地较能避人耳目，距赣州又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地不致遭日机轰炸之故。
周锦华在茫然伤痛之余，要负起抚育两个双胞胎外孙的重担，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专员有任何安排，她都言听计从了。
双胞胎兄弟虽然不幸丧母，父亲近在眼前又不能相认，两个小娃娃却日益健康茁壮，在万安一年多的时间里，从长牙、学坐、学爬，到迈开小脚走路，成长过程极为顺利，没有任何病痛，使得外婆与姨妈在忙碌中颇感安慰。1943年冬，周锦华接到儿子章浩若转来的家信，他要母亲准备行李，到贵州的铜仁团聚，因为章浩若即将登上铜仁县长的宝座。
在贵州铜仁的县长官邪里，周锦华的生活也获得改善。一向孝顺的长子章浩若不仅请来当地一位苗族少女做丫鬟，专门侍奉母亲的起居，还拨出一位名叫王连玉的传令兵到家中工作，命他协助看顾大毛和小毛。
事实上，孝严、孝慈兄弟随外婆远赴铜仁投奔浩若，蒋经国十分清楚。
那段时间，周锦华与蒋经国之间保持着固定的联系，只要是牵涉到大毛小毛的一切事情，都由蒋经国做决定。当然，兄弟俩入学时暂时改姓章，也经过蒋经国的首肯。
1945年抗战胜利，章家返回南昌。这段时期，原任铜仁县长的章浩若奉调转任辽宁省法库县县长。母亲周锦华不愿与父亲章贡涛自庐山带回的二大太曹上玉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于是由章浩若自东北汇款回家，在距章家住宅两条街外的井头巷，购置了一幢宽敞、设有阁楼的平房给母亲居住。
井头巷因巷口有大井而得名，孝严、孝慈兄弟至今仍记得房子入口处的高门坎和巷口深不见底的大水井。周锦华带着儿孙迁人时，自铜仁时便在章家帮忙的风妹和传令兵王连玉也跟了过去，依旧分别负责伺候周锦华及看顾双胞胎小兄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蒋经国出使苏联回国后，周锦华曾带大毛小毛赴南京与蒋经国会面。曾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表示，他记得有这么回事，但是不清楚蒋经国以什么方式安排与双胞胎儿子见面。
孝严、孝慈名义上的“母亲”纪探和她的姊姊纪珍，对蒋经国父子会面，却另有一番描述。当时与夫婿住在南京的纪珍说，妹妹纪琛曾奉婆婆周锦华之命，带双胞胎兄弟来南京与蒋经国见面。自1945年底至1949年初，大约平均每隔半年，蒋经国就会通知周锦华，安排两兄弟前去相聚。
每次纪琛带双胞胎赴南京，都惜住在纪珍家中，再由纪珍陪同前往蒋经国下榻的励志社附近等候蒋经国的来临。纪珍记得，每当蒋经国的黑色轿车驶近时，纪深就会催促两兄弟赶快迎上前去，并告诉他们，“那位下车的，就是爸爸。”
双胞胎兄弟获悉身世1947年6月，国民党政府展开撤退台湾的行动。早在5月上旬，周锦华就接获来自蒋经国方面的讯息，意识到再一次离开故乡南昌，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章家抵台后，选择在新竹安顿下来，据纪琛和章修纯表示，是因为纪琛的姊姊纪珍的关系。当时纪珍和夫婿跟随服务的空军单位来台定居新竹附近。为了亲人能够就近照应，便说服了周锦华前往居住。
周锦华取出自家乡随身带出来的钱财，在如今已成为新竹闹区的城隍庙附近中央路上，购置一幢两层楼的简单砖房，供全家居住，展开迁台后的新生活。孝严、孝慈很快就适应了这个又名风城的新环境，与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一直到今天，据说任国民党海工会主任的章孝严，无论因为公务或私人赴新竹，都会到旧居探访，寻觅童年足迹。章孝慈也常前往新竹名胜表草湖，在外婆骨灰安放之处静恩默想，藉以排除心中的烦优。
迁台时，身为一家之主的章浩若，在报户口时，苦心刻意地安排了一番。他向户政机关申报时，将双胞胎报为章浩若和纪琛的儿子，并且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双生子故意报为相差一岁的兄弟。为了更进一步混淆外间的传言，章浩若将自己两个孩子报为双胞胎。
年幼时，孝严孝慈不明白这里面隐藏着的曲折故事，也没有想到要探其究竟。不过，他俩都还记得，外婆告诉过他们，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并不确实，他们俩真正的生日是农历的正月17日。
章家这种设计安排，除了为双胞胎安全着想外，有人猜想，也是在维护蒋经国的名誉。不过，由于章浩若始终不肯与外甥谈论此事，孝严与孝慈至今仍不明白舅舅的用意与心思。
直到1960年底的某一天，外婆突然告诉孝慈，她有重要的事，必须告诉两兄弟。章孝慈至今仍清楚记得，那一天，就读新竹中学的哥哥章孝严因为参加学校活动，外宿不在家。
身体屠弱，饱受肾脏病折磨的外婆，将章孝慈喊到身旁，叫着他的小名“小毛”说，过几天，哥哥大毛回家，她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两兄弟。
敏感的章孝慈立即感受到外婆话语中的不寻常，他没有追问，点点头表示遵从。
过了几天，哥哥回家了，章孝慈转告哥哥，两人私下等着等着，却久久不见外婆提及那桩重要的事情。他们按捺着内心的好奇，以为向来思虑谨慎的外婆必有盘算，所谓“要事”，内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谁知道，病魔却失去了耐心，不到两个月后，也就是1961年2月，外婆因病重逝世家中。她阖上双眼远离人世的前一天夜里，两位外孙还向外婆道晚安，第二天清晨醒来，却发现他们相依为命的至亲已安然走完这辛苦的人生之途。
这年年初，他们失去了外婆；年中，两人同时考上私立东吴大学；年底，从王升的口中，确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蒋经国。
对于身世，两兄弟都能以坦然的态度面对现实。不过，个性比哥哥内向的章孝慈提及父母和身世时，经常表现得颇为感伤。一位接近他的友人就表示，外界以蒋家第三代称呼孝严、孝慈，孝慈却认为身为庶出之子，实在说不上是蒋家后代。
1989年夏天接受访问时，章孝慈极为坦白地描述在18岁时约略明白母亲章亚著与父亲蒋经国的一段情，以及母亲悲惨的遭遇后，“满心无奈与痛苦”。
那时候，家境仍然清苦，双胞胎注册就读东吴大学，还要靠学校宽容的分期付款政策，才能缴足学费。
双生子推断，他们当年的艰苦，很可能是在政治道途上奋力迈进的父亲所不知情的。章孝严记得18岁以前，曾见过王升伯伯至新竹家中仿晤。他每次来访，都将乘的吉普车远远停在巷口，很可能是避免惹人注意。
曾有传言说王升与宋时选受蒋经国之托，代为养育照顾孝严、孝慈。但事实与此差距极大。双胞胎表示，他们直到18岁读大学一年级，从王升口中证实父亲的身份后，才结识宋时选。而王升担任双胞胎与蒋经国间的沟通桥梁，也是两兄弟成年后才开始的事。
为了减轻舅舅的负担，自新竹迁来台北住宿念大学的孝严、孝慈，各自以工读与家教等兼差方式，自谋生计。他们也逐渐自王升伯伯的叙述中，了解母亲活泼、外向的性情与出色的工作能力。对外，两兄弟依然不对自己的身世露出任何口风。章孝严的妻子黄美伦就表示，婚前她根本不知道孝严——蒋经国的父子关系。
章孝严在“外交部”的同事，也都是与他认识好几年后，才间接探知他身为蒋经国亲生子的事实。
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的章孝严，是通过外交特考进入“外交部”服务的。学法律的孝慈，则在历经一番曲折后，取得了东吴法学士的学位。
当哥哥孝严立志在外交界寻求发展时，孝慈发下35岁以前全心念书的宏愿。他在美国取得两个硕士与一个博士学位后，返回母校东吴大学教书，那一年，孝慈正好是35岁。
从完成大学学业到就业、成家，双胞胎兄弟的各项经历和发展，据推测，都一一由王升转告他们的父亲蒋经国。但是这期间，政坛仍视双生子与蒋经国的关系为绝对不可公开谈论的禁忌。
蒋经国对孝严、孝慈兄弟的奋力上进感到十分欣慰。孝慈赴美深造的旅费，据说就是父亲补助的。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与女儿章友菊，均由祖父蒋经国命名。劲松，是与孝武的儿子友松相呼应；友菊，则与孝文的独生女友梅、孝武的女儿友兰，构成一幅“梅兰菊”和谐融洽的美丽图画。
章孝严的三位子女中，长女蕙兰与次女蕙筠也是依蒋家的习惯，以花朵名称为女孩子取名。至于独子、也是老么的章万安，则是祖父蒋经国特别交代，为纪念双胞胎成长之地而取的。
透过这般微妙的命名哲学，蒋经国用心深刻但又含蓄技巧地表达了他对孙儿的祖父爱；也等于非正式的将孝严、孝慈纳入了蒋家第三代的行列中。
章孝严进入“外交部”服务，首度正式外放时，还与父亲有过一段以笔墨沟通的经验。
那时已结婚的章孝严，结束在比利时的法语语文训练，返回“外交部”
秘书处服务，完全不明白他特殊身世背景的“外交部”主管，决意派遣他赴旧金山领事馆，正式展开外交官的生涯。
王升传达了做父亲的蒋经国为儿子优异的表现感到的骄傲与安慰，但是蒋经国担心孝严进入华人众多的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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