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二、提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政策保障。国家政策是政府调节社会活动的基本手段。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会对两个文明建设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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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概览
响。 由于我国现在正处在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渡时期，许多政策还不配套，甚至存在一些漏洞和失误，这就会导致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实际利益导向与党和政府提倡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之间存在某些差距，甚至相违互悖。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应该明确，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在实际效果上应与我们提倡的正确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相一致，应向那些艰苦创业、自觉奉献、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人们倾斜，才能有效地引导人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树立和保持正确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各地、各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在进行一切工作中，都不仅要考虑到促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应考虑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注意把握政策导向的同时，还要努力把我们所提倡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融于社会生活和各行各业的管理之中。法制健全，规范严格，管理有序，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三、积极探索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办法。与物质文明建设相比较，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薄弱，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各级领导的重视，政策措施和物质的保障，都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条件，但是，精神文明建设本身还存在一个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如何在思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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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方面不断改进完善、发展，真正与物质文明建设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给我国的经济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势必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和新课题。 比如，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进而导致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加强对社会价值的引导？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收入档次的拉开，导致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指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了道德建设的滞后和错位现象，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和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关系？在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的条件下，如何管理、运用好各种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度？等等。 在这些大量涌来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现成的办法可循，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探索和总结。四、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保证必要的物质投入。（戴舟：《积极开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１９６年第１期）
中共中央决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这就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中央的决定及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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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呼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区别，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靠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则是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教育管理体制。 从教育管理体制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保障条件是思想政治工作，而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机制就是保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顺利进行的教育管理体制。 这个教育管理体制建设好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健康发展，收到实效。（邱永模：《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效性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６年第３期）
强调政府行为，切实增加投入：相当一段时间来，精神文明建设部门因为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缺乏维持生存的起码的经济条件，便纷纷“下海”创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以文养文”或“以副养文”。身为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的赵有亮委员说，他们剧院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收入是“三产”创收所得。 李谷一委员说，我们东方歌舞团的“三产”
，办又办不好，想不要，又舍不得，弄得人心都向钱看，本身的精神文明都没法搞。吴祖强委员指出，“以文养文”是一个很有害的口号，它回避了国家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责任，导致人们都去捞钱。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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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委员说，中央从来就没有提过什么“以副养文”。物质文明是工人农民创造的，怎么能要求创造精神文明的人去创造物质文明呢？
不少委员认为，精神文明这只“手”要真正硬起来，关键在于政府。 要改变“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更不允许“只打雷不下雨”。吴冠中委员说：“对于精神文明，国家应有全面的统筹考虑。”
各级政府更应有一个通盘的政策，发展什么，优先发展什么，调整什么，怎样发展和调整，应当既有长远目标也有阶段性的近期目标和硬指标，并订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和评比办法。 同时制订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建立相应的领导机制和管理体制。高占祥委员说，过去经济建设这只“硬手”老把精神文明这只“软手”砍——“抽血、减粮、断奶”现象十分严重，结果是越砍越短，越短越软。现在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强调增加政府投入，这是根本。一些委员指出，政府不应在保证经济建设投入后，剩下多少算多少来搞精神文明建设。 应保证在国家预算中切实加大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比如，到“九五”末期，全国文化系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应达到１％的目标；文化系统基建投资占国有基建投资的比例，应先恢复到“六五”期间的０。
６％，然后争取达到１％。 对有些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国家该补贴的要补贴，该给优惠政策的要给优惠政策，不该创收的决不能创收。（顾卫临：《拒绝疲软》《瞭望》周刊１９６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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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发展并非注定要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市场经济也不能自动带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不能脱离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大背景，精神文明形成的主渠道是以公有经济为基础所必然形成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的客观过程，而“灌输”又为其主要形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精神文明建设有的放矢、求实创新，还应将“市场精神”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起点、阶梯、中介，经过扬弃、提升、升华，使“市场精神”变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个组成部分。对“市场精神”的扬弃是去掉资本主义“市场精神”的糟粕，把“中性”的“市场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再“嫁接”
，使它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精神生活的要求。 这是一个所有生产者（物质与精神的生产者）
、管理者、社会职能人员以及党与政府各级领导者共同参与的自觉活动、自为过程。 由“市场精神”走向精神文明，既受市场经济与生产关系内在规律支配，也受精神发展规律所支配。 精神的上升只有意识到它的客观必然性，才可完成提升、升华的过程。（１）基于精神文明的时代性、前进性的规律，要以精神文明的“核心”部分统率一般精神文明内容，从而提升“市场精神”。
这就是强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的统摄作用。（２）遵循市场主体多元性，对不同主体实现不同精神要求，使“市场精神”由低到高，逐步符合精神文明的要求。（３）基于“市场精神”的可塑性对基本生产关系的依附性和精神形成的批判性，应从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精神”中逐步树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４）遵循市场利益的客观性与精神可超前性的规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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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 所谓利益最终由生产以及所有制、分配、消费所规定，而市场交换（再分配）使它感性地“聚焦”与“放大”
，从而使利益冲突也感性化、自然化。 人们关心利益而少关怀精神是市场经济普遍现象。 这样，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忘怀物质利益原则。（吴惠之：《对“市场精神”扬弃、升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途径》《福建论坛》１９６年第３期）
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只满足于理论上的阐述和论证，重要的是要有推进其前进的实际步骤。当前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加强学习，端正认识，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明确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正确分析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矛盾，并研究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方法，迅速破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批难题；加大宣传力度，使每个人都知道，精神文明建设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