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斗争，在黄昏中，我被异己性的苦闷所笼罩，但是如果在黄昏时刻我习惯地作某些确定的事情，使自己的生活有节奏，那么异己性的苦闷就减弱了。 我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想完全打翻这个异己的世界，客观性、客体性和异己性对我是同一件事。 但是，这种情绪是和对亲人的深切眷恋，对他们的担心和关心（有时常常是荒唐的）交织在一起的。 在这种眷恋中，异己性占了上风。 当异己的世界将要瓦解时，这种联系应当保留着。当思考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时，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一直害怕生活。 在这里我与易卜生一脉相联。 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我有根据认为自己是勇敢的人，我并不怯懦。 但是，我害怕顺从生活之流，这是因为看到了在生活之流和我的创造之间的冲突。 有时生活之流冲来了，但后来创造的思维战胜了。 我任何时候也没有掌握生活的艺术，我的生活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我任何时候也不表演自己的生活。
G我想给对我的生活十分重要的思想作出结论。 这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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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认识及其界限。 自我鉴定７４３
的精神道路所实现的成就。 我最终克服了与历史的伟大、王国的光荣、强力意志有关的东西对我的诱惑。 在这种诱惑中我永远不能成为完全的自我。 我努力将自己对人的创造的崇尚从这种因素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导向其他方向。 我哲学地思考这种问题。只有思考了它，我才能完全表现自己的哲学。历史的伟大与威力之路是客体化道路，将人抛于外面的道路和自我奴役的道路。 这条道路将引导走向反基督的王国，同时也就是反人的王国。 人的真正的创造应当冲破客体化的奴役王国，结束宿命的道路，成为自由的、改造世界的道路，通向存在主义的主体性和精神性，也就是真实性的道路，通向人性王国的道路。 我认为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的意义正在于这种预感，这种摆在人的面前的两条道路的意识。 这两条道路就是：客体化的、外倾化的、被虚幻的威力与强大所束缚的道路；趋向改造世界与解放世界的、趋向上帝的世界的道路。 我不想把谁打发到地狱里去，这对我十分重要。 不仅创造的思想，而且创造的激｜情，酷烈的意志和激动的感觉应当溶化僵硬了的意识，并且溶化呈现于这种意识面前的客观世界。 在生活中我坚持除了对上帝的真理的探索以外，不依赖别的。 我的主要成就在于，我把自己生命的事业奠基于自由之上。我不应当被当作信教的人的典范，我感到，我很少使用那种表述，如“他转向”
“他成了信徒”或者“他的信仰动摇了”
“他丧失了信仰”。对我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存在正统的“或者——或者”
，我不可能是正统的怀疑主义者。 怀疑主义在我这里完全是另一定规定，是更加深层次的规定，这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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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３自我认识
定不能改变——不知道在我的书里我能否提供这种感觉。 我用全部生命寻找真理，我从一开始就寻找它。 真理在我的精神道路之前就存在着（ａ
ｐｒｉｏｒｉ）。
存在着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它不像世界，也不像存在于世界之中所有的东西。 它应当揭示出来，并呈现人形。 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大约要回忆起我的许许多多的罪过、弱点和堕落，但是我将可能幸福地回忆起：我属于“渴望真理的人”。这是与我有关的无上幸福的诫律中唯一的一条。需要补充一点，我面向的不是明天的日子，而是未来的世纪，理解我的思想的前提是改变意识的结构。 这种可能性存在于完全不是学者的年轻人中，但不存在于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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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０—１９４６年的补充）
我的自传中断了，它需要补充，这种补充有很大的意义。在这些沉重的年代里（１９４０—１９４６）发生了很多意义重大的外部和内部的事件。 由于经历了痛苦状态而使我的很多感受深化了，我最深的怀疑体验是宗教深处的产物。 这样的领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发生的事件，从一开始，它的起源就是不清楚的和黑暗的。 这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是十分巨大的震动。 我一直等待着新而又新的灾难，不相信世界的未来。 我们进入残酷——灾祸时代的所有事情，我都不感到意外。 警笛和轰炸的时代开始了，对轰炸我是冷漠的，没有体验到任何的可怕。 夜里，当听到非常近的轰炸声时，我转到另一个方向并堵上耳朵。 我并不走下地窖。当天空很晴朗时，我观看空战的壮美景色。所有这些都是在德国人进入法国之前的事。 以后又面临着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德国包围法国和德国对俄罗斯的战争。 这不仅是外在的事件，而且是对精神生活有着影响的内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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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３自我认识
１９４０年６月我们离开巴黎，来到阿尔卡雄的皮瓦，和我们一起走的有穆利，我们不想在德国人的统治下生活，但这是幻想。 我们到达皮瓦后又过了一些日子，比在巴黎更多的德国军队出现在皮瓦。 皮瓦是个美妙的地方，那里把松树林与大海结合起来，空气令人陶醉，对人十分有益。 然而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被占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 我们丝毫没有受到强制，而是完全平静地在森林中不大的别墅过了３个月。 在阿尔卡雄生活着一些俄国的朋友。 当时美国更加紧地邀请我，我拒绝到美国去。 但是，我不能平静地看到德国军服，它使我发抖。 当时，反俄战争还没有进行。我用全部时间写我的哲学自传。当我于１０月初回到家中的时候，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地位不是安全的，我写过反对希特勒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他们知道我是思想上的反对者。 开始了对俄国人的拘捕，在俄国人的圈子里有些难以相处的人是希特勒和德国人的拥护者。 当反俄战争开始时，情况更加紧张起来。 德国人侵入俄罗斯土地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的俄罗斯遭到死亡的威胁，她可能被肢解和被奴役。 德国人占领了乌克兰，到达了高加索，在被占领的俄国部分，他们的举止如野兽一般，他们对待俄国人就如同对待劣等民族一样。 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思考德国人战胜了什么。 我一直相信俄罗斯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对于俄罗斯受到危险的体验也是非常痛苦的。 我感到自己与红军的成就溶在一起，我把人们区分为希望俄国胜利的和希望德国胜利的两种，我不同第二种范畴的人们交往，认为他们是变节者。 在巴黎的俄国人中有亲德分子，他们期待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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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１５３
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俄国。 这引起我深深的反感。 从１９２年被驱逐的时候起，我一直认为苏维埃的国际目标和武装干涉者的国际目标都是违法的。 我任何时候也不崇尚暴力。 但是，当暴力表现为红军保卫俄罗斯时，我认为是符合天意的。我相信伟大的俄罗斯人民。 在巴黎是很艰难的，我的朋友开始受到拘捕，一些朋友由于政治的原因被驱往德国，在非常凄惨的环境中死去，盖世太保的代表一次也没有到我这里来，也没查问我的活动的性质。 某些直接反对我的指控者不能提供证据。 但在瑞士报纸上登出了我的被捕的消息。 过了一些日子出现了盖世太保的代表，像往常一样，是两个人，他们要了解为什么出现关于我被捕的传闻。我用德语同他们交谈，这是为了简便。 他们告诉我，从柏林来了质问：报纸上关于拘捕如此著名的和珍贵的（在德国的）哲学家比如别尔嘉耶夫的消息，意味着什么？按盖世太保代表的话说，这引起了惊慌，当然这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说法。 但是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我没有被捕，尤其是当拘捕是很草率、没有充分的根据的时候？我一直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当人们夸大我的知名度和我的意义的时候，我很不喜欢，那种自大感觉与我格格不入。 但是，我在欧洲和身国，特别是在德国的大的知名度是原因之一。 在没有重要理由的情况下拘捕我被认为是不利的。 我开玩笑地说，这表现了德国人对哲学的尊重。 后来我又说，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高层中有人自认为是我（作为哲学家）的敬仰者，他不准许拘捕我。 在这些可怕的年代里，我不可能有任何外在的积极性。 我呆在自己的家里，偶尔到巴黎去，在被认作危险地方的巴黎咖啡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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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自我认识
我一般是不回忆过去的。 在２０年中我可能到咖啡馆去过三次。 按自己的特点来说，我仿佛是个封建主，住在自己的有升降桥的城堡里。 对发起任何事情，尽管与德国人的联系很松，我一概拒绝参与。 因此，我不能作报告和演讲，我用这些时间集中精力于写作，进行哲学创造。 但是在我家里星期天还是集中了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俄国人，有时甚至作报告。我们的家是爱国主义感情的中心之一。也常有法国人参加。在被占领的年代，有意思的集会是在莫列举行的主要讨论神秘主义和精神问题的集会。 我作了两次报告：关于弥赛亚说和关于尼采的宗教悲剧。 除了在莫列家里的集会外，还有在达维小姐那里举行的集会，她是很有学问很有才能的女人，我们的新朋友。 这是致力于精神探索的学习班，在那里我就以下题目作了一些演讲：“弥赛亚思想和历史问题”。这主要是左派天主教徒的学习班，但是有新教徒、东正教徒和自由的探索者参加。达维还在巴黎的富丽堂皇的庄园里举行集会，第一次集会只是讨论我在法国出版的书《精神与现实》。
在这次会上我与某些天主教徒，特别是马赛尔（他认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
存在着思想冲突。在这些年里我认识了罗曼。 罗兰，他有一个俄国妻子。 在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