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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不少新的启示和鼓舞，使得我很兴奋地在半年之内完成全部译搞。译毕之后，一面请人重抄底稿，一面请友好代为校阅。友人校毕之后，我自己又从头至尾全稿校改一遍，这又费了半年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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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译者引言
书首的三篇序言和开讲词，本身就比较难译，又因无英译本参考对照，所以更觉困难。这部分译稿除请冯至同志校阅一遍外，又请王太庆同志校阅一遍。又本册译稿的前一半曾经郑昕同志校阅过，又曾经陈镇南同志校阅过。他们都曾纠正过不少错误。此外在解放前读过我前一半译稿的有汪子嵩、陈修斋、谢邦定诸同志。
在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这一学年内，我在北京大学授“黑格尔哲学研究”一科，班上有杨宪邦、张岂之、杨祖陶、陈世夫、梅得愚诸同学，并有王太庆、徐家昌二同志参加。上学期我们研读《小逻辑》，下学期我们研读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他们都参读了我的译稿，有几位同学并曾根据我的译稿与英文或德文本对照读，作有读书报告。他们对于名词和译文的斟酌修改，都曾贡献过宝贵的意见。
此外，这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年多以来，我与读者发生了一些联系，且得到多位读者同志的鼓励与帮助。为了使这一新版的《小逻辑》更能减少错误，并进一步使翻译黑格尔其他重要著作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我希望能多取得与读者同志们的联系，并多得到读者同志们的帮助。
贺 麟一九五四年二月八日，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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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言
黑格尔著《小逻辑》（《哲学全书》中的“逻辑学”部分）的中译本，自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初版，经修改后于１９５４年７月由三联书店再版（印刷了四次）
，１９５９年９月改由商务印书馆（北京）
出版，原样又印行了三次，到１９６２年止，累计印行了八次，共八万余册。这个印数是比较多的，这说明国内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视，这种情况只有在解放后才会出现。
这次新版对译文作了全面的修订，依据的版本除格罗克纳和拉松的德文本外，并参考瓦拉士的英译本，还对照了莫尔登豪尔和米歇尔（ＥｖａＭｏｌｄｅｎｈａｕｅｒ ｕｎｄ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ｋｕｓＭｉｃｈｅｌ）所编《黑格尔著作集》二十卷本第八卷《小逻辑》（１９７０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莫尔登豪尔和米歇尔的１９７０年版和格罗克纳本只在个别词句上略有出入，有的地方增加了编者注。
我这次修订也采纳了该书的几条编者注。
前两版译文的章节次序的编排和使用的章节符号与德文原著不尽一致，这次新版大体上按原文加以改动。首先是竖排改为横排，其次把旧译本里面的甲、乙、丙序号，改为Ａ、Ｂ、Ｃ；把每章内的子目改成ａ、ｂ、ｃ；把子目下的细目，改用希腊文字母，如α、β、γ、δ。全书共２４４节，每节序号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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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新版序言
原著改为１、２、３……。在排印方面，德文原著在每一C节都有一段或两段纲要性的正文，并附有学生听讲的笔记“附释”
，此外，在正文之后常有低排两格的段落（例如在本书开始的“导言”里，第２、３、４、５、７、８、９、１０、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６等节中都有低排两格的段落）
，黑格尔提到这种低排两格的段落中的词句时，总是说参看某节中的Ａｎｍｅｒｋｕｒｇ（说明）。例如在１７０节的正文内，就有参看１６３节和１６６节的〔说明〕的话；又如在１６４节的〔说明〕内，就有参看１５９节的〔说明〕的话。这类〔说明〕都是指低排两格的段落。我觉得这个排印形式并不醒目，这次新版，不再沿用低排两格的形式，而用方括号〔〕来标明，以便读者注意，并了解这些〔说明〕，也是出于黑格尔的手笔。这类低排两格的〔说明〕，在本书旧译本上没有与正文区别开来。《小逻辑》中“附粹”部分约占全书的一半篇幅，〔说明〕的篇辐比纲要性的正文的篇幅也较多些。纲要性的正文常有难懂的地方，翻译起来也较困难。我们如果认识到〔说明〕与“附释”在不同意义上对于正文都有补充解释的作用，并有明白晓畅、联系实际的特点，那末，对于纲要性的简短紧凑的正文，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遵循列宁关于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或解释黑格尔辩证法的指示，我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列宁全集》中评论或引证《小逻辑》的地方，在这次新版里都在脚注上标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列宁全集》某卷某页，以便读者查对参考。可能还有遗漏，望读者指出见告，以便以后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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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言５１
新版译本对一些重要名词的翻译和前两版有些不同。这次改译主要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凡是一般通用的名词，尽量采纳，非不得已时，我不自创新词。在第二版“译者引言”中，我曾经就我译的名词、术语与一般译名不尽同一加以说明，现在译名又有变动，需要再解释一下：１。
以前用“总念”
一词来翻译德文Ｂｅｇｒｉｆ和英译本的ｎｏAｔｉｏｎ，目的在表明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的区别。
这次新版里我采用了一般的译法，把“总念”一律改为“概念”。同时也特别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了解的Ｂｅｇｒｉｆ一词，大都是指具体的概念，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突出地指出：思维从具体的东西〔指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正确的抽象的东西〔即抽象概念〕都“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
真理“。
使我体会到列宁所了解的认识过程，是由生动的直观过渡到正确的科学的抽象，由正确的抽象思维到实践的辩证发展的过程。正确的抽象概念也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中的一个环节（《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１８１页。
〔下面引文，凡出自《列宁全集》第３８卷者均只注卷数和页码，不再注卷名〕）。因此我决定放弃“总念”
，采纳“概念”这一译名。我国早期黑格尔哲学研究者中有人曾把Ｂｅｇｒｉｆ译成“总念”
，个别日本学者从强调“具体概念”
着眼，也曾表示赞同把Ｂｅｇｒｉｆ译成“总念”
，也有读者在与我谈话或通信中，曾表示同意译“总念”的，所以“总念”这一译名也不是不可用的。但是，无论用“总念”或“概念”
，都应该明确了解具体的概念与抽象的概念的差别。并且特别要明确了解列宁指出的：“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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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新版序言
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第３８。。。。
卷，第１８１页）。
２。
关于“共相”一词，德文原文是ｄｅｓ
Ａｌｇｅｍｅｉｎｅ，与概念（ｄｅｒ
Ｂｅｇｒｉｆ）有密切的联系，“共相”这一译法是从中国哲学借用来的。概括它的德文含意可译成“普遍”
、“一般”
、“普遍物”
、“普遍的东西”
、“普遍性”
、“共相”
、“共体”等等。这次修订时，我根据上下文不同的具体情况，斟酌采用不同的译名。
３。
“知性”
一词德文是Ｖｅｒｓｔａｎｄ，英文是ｉｎｔｅｌｅｃｔ或ｕｎA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这次仍译“知性”。
我不赞成将Ｖｅｒｓｔａｎｄ译为“悟性”。因为译为“悟性”
，就把Ｖｅｒｓｔａｎｄ与“了悟”
、“省悟”
、“回忆”等包含有直觉意味的“悟性”混同起来了。
“知性”一词指理解的性能，包括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识的性能或求知的能力在内，简称“知性”。特别就认识能力而言，感性、知性、理性都是认识能力辩证发展的三个阶段。最近见到日本学者畠中尚志把斯宾诺莎著：《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
ｄｅ
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ｓ
Ｅ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ｅ》译成《知性改善论》（见１９６８年改译本，１９７６年第３０次印刷，日本岩波书店出版）
，这和我在１９６４年把原译本《致知篇》改译为《知性改进论》中的“知性”一词不谋而合（畠中尚志译有斯宾诺莎主要著作共十卷，其它各卷本也广泛用“知性”一词）。日本翻译家畠中尚志以“知性”代替在日本早已流行的“悟性”一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此外在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６年出版的《哲学词典》一书中，将“ｉｎｔｅｌｅｃｔ”一词译为“知性”
，又将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ｔｅｎｔｉｏｎ译为“知性的注意”
，可见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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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言７１
“知性”是较为通行的，并不生僻。有不少人也认识到译“悟性”不妥，改译“理智”
，至于“理智”一词的意义和应用及其与意志、情感、欲望、信仰的差别和联系，参阅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有关著作，当可有助于理解。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各派哲学家多把“理智”与“理性”不加区别，特别是康德既区别开“理智”
（或“知性”）与“理性”不同之处，而有时又把“理性”与“理智”混同使用，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的。
４。
列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