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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样为了对某事作出判断，必须知道有关它的基本事实。对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是现代人特有的乐趣。在中世纪，人们是享受不到这种乐趣也消受不了这种乐趣的——他们由别人来替自己作判断，如上帝和教会，自己是断然不愿惹这种麻烦的。弗罗姆论述过的“逃避自由”就是指的这样一种情形。如前所述，为了享受到自己对事物作判断的乐趣，首先要了解有关判断对象的全部事实。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我们的社会中那些愿意对同性恋现象作出自己判断的人们提供基本的事实依据，即同性恋在中国的实际状况及其行为方式。
有的人说：我不需要知道同性恋是什么样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道德的。这种人以为，对包括同性恋在内的许多事情，自己最好保持一无所知的状态。或者，越是对它一无所知，就越能保持自己心灵的纯洁，保持自己憎恨同性恋的道德观念。
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显然是一种胆怯的态度，驼鸟式的态度——你对某事一无所知，它就会因此而不复存在吗？
有的人说：我不需要知道同性恋是什么样的，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有病的，需要加以挽救的。这种人的思维方式仍属于中世纪的范畴。即使同性恋者是需要加以救助的，我们也必须首先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在啊里，如何行动，是否需要我们的救助等等。就像一度流行过的一各颇具文化中心主义意味的说法：我们要去解救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这种曾经被人们极其认真对待过的说法，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
它的可笑之处在于：首先，我们并不认识这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其次，我们不知道他们受的是什么苦；另外，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在等待着我们的解救。同理，当我们要去〃挽救〃同性恋者之时，如果一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二不了解他们的处境和行为方式，三不了解他们是否需要我们的挽救，那么我们就会陷自己于可笑的境地。
在讨论同性恋产生的原因时，一种理论往往就是对同性恋的一种定义。假如你接受了遗传论，就可以说同性恋是一种遗传现象；假如你接受了心理分析理论，又可以说它是一种心理变态。这些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同性恋是一种存在，而这一点恰恰是地重要、最基本的。
我们说同性恋是存在的，是指有一定数量的男人或女人经常受到与自己同性别的人的吸引，这种吸引既有精神上的，也有肉体上的；他们之间会发生恋爱，过性生活。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实。至于具体是因为什么，或者应当如何对待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要研究同性恋，就必须正视这一基本事实。
以往有些同性恋研究，在接触研究对象之前，就认定同性恋是罪恶、是道德败坏、是反常变态等等。从视同性恋为变态这一前提出发所做的任何研究，其结论必然认为它是变态。当然，不能说这类研究毫无意义，因它可能有所发现。可惜的是，它发现的一切都在变态的范围之内；假如同性恋有非变态的一面，那么一定研究不到。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在研究开始之前，首先要明辨是非，说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使研究者陷入了一个两维窘境：在一切研究开始之前都应有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研究的客体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通过研究来发现真相，是我们的目的。既然不知道，又怎样预作结论，说它是错的或它是坏的？假如你都知道了，还研究什么？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也不应当作价值判断。但是，世界上已有的同性恋研究，不少都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回顾已有文献不难发现，同性恋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全是对研究者有利的。身为同性恋者的研究者所作的研究，总是把同性恋往有利的方面说（如赫兹菲尔德的“第三性”理论等）；异性恋者的研究则把他们往不利方面说（变态、罪恶等等）。在我们看来，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其价值不在于道德评判的分量，而在于其中要有所发现。这就是我们做这项研究的主要原因和要达到的目标。
同性恋现象普遍存在
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无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还是在远古时代。
在许多未开化与半开化的民族中，同性恋是一个彰明昭著的现象；有时它在当地的文化中，甚至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同性恋者因其特异性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仰慕。
在4000年以前，古埃及人把男性之间的性爱行为看作神圣地事情，传说中认为，霍禄士和塞特这两位大神有过这种行为。（蔼理士，第283页）在古埃及的后宫，每一个女人都有一个亲密的同性朋友。古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况。
古代非洲北部的迦太基人、希腊人的一部分祖先多利安人、古代黑海以北的西徐亚人，以及后来北欧的诺曼人的历史中，也都有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记载。（蔼理士，第283页）
根据记载，在古代的美索布达米亚，也有大量同性恋现象存在，并有许多男妓专门为同性恋者服务。在巴比仅供参考的神庙，男妓聚集在特殊的妓院中，由教会实行监督，由主教负责管理。
拉丁美洲三大文明之一的玛雅文明，记载了青春期的同性恋现象，有专家认为，玛雅文明属于喜爱同性恋甚于异性恋的文明。玛雅的男孩在结婚之前，父母通常会给他安排一个男性玩伴（男奴），以满足他的需求。玛雅人还认为，成人之间的同性恋是天性使然，难以改变，因而对同性恋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同性恋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不是古希腊文明中的情形。在古希腊，成年男子常常同已经渡过青春期但尚未进入成熟期的少年发生热恋，尤其喜爱12岁到16岁之间的少年。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这200年间，希腊人反同性恋视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当一个少年接受完传统的基本教育之后，即被置于一个年长男子的羽翼之下，这成人被称为“爱者（Lover）”；少年被称为“被爱者（beloved）”。这个成年人通常三十出头，负责少年的道德与心智发展教育，以仁慈、理解、温暖及纯粹的爱对待少年，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这少年道德上的完美。在战争中，他们并肩作战；如果少年儿子错，这成人要替少年受罚。少年长大成人后，或者结婚，或者成为另一个少年的保护人即“爱者”。
在战场上，同性之爱也得到赞赏。在不少战役中，斯巴达的军队都因士兵的这种“同性之爱”而赢得了战争。
柏拉图对此曾作过如下评论：“一小群彼此相爱的士兵并肩作战，可以击溃一支庞大军队。每个士兵都不愿被他的‘爱人’看到自己脱离队伍或丢下武器，他们宁可战死也不愿受此耻辱……在这种情况下，最差劲的懦夫受到爱神的鼓舞，也会表现也男人天赋的勇敢。”著名的底比斯圣军，就是全部由一对对处此相爱的士兵组成的。他们转战33年，立下辉煌战绩，最后才被马其顿帝国亚力山大大帝所击溃。在最后一次战役中，300名圣军全部光荣战死或受到致命的创伤。（唐纳希尔，第41…44页）
雅典也盛行同性恋爱。史载雅典政治家阿西比亚德将军就是一个这样的传奇人物。他十七八岁时，成为当时雅典城内个子最高、长相最英俊的青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男人追随。这些男人把他当作美丽少女一样与他调情，向他求爱。他扮演荡妇的角色十分在行——奚落他的倾慕者，或与他们调情把他们弄得十分尴尬。如果他心情好或是有利可图，他有时也给这些同性恋追随者一点点恩惠。于是他成为雅典青年心目中的偶像。（亨待，第19…20页）
总之，希腊人认为男性是近乎完美的造物，因而是更加理想的爱情对象，对于那些有文化修养、兴趣高雅的男人来说尤其如此。顺为他们将精神上的投契作为爱情追求的一部分。尚未成熟的英俊少年比异性情侣更能燃起他们炽烈的感情之火，他们有着姑娘式的腼腆，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男子汉的气质正处于含苞待放之时。
这种爱远远超出了纯生理的范畴，成为一种高雅的、具有美学意义的情趣。柏拉图甚至认为，“神圣之爱”只存在于男人之间，只有男子之间的爱情才是情感的干贵族与骑士形式。 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赞扬男子之间的爱情的：“通过对男孩子的夜晚之爱，一个男子在起床之时开始看到美的真谛。”（转引自拉里亚，第128页）斯特拉顿则说：
“12岁的男孩惹人喜爱；但是他长到13岁就变得更美了；14岁时少年的爱之花更加芬芳馥郁；而15岁更增添不少魅力；16岁则是尽善尽美的年纪。”（转引自坦娜希尔，第89页）
此外，古希腊还允许同性恋男妓的存在，尤其在雅典更是如此，外国人可以长期包租男妓。尽管少年卷入卖淫父母要受惩罚，但真正被送上法庭的人极为少见。
在公元前6世纪时，罗马男人也常为漂亮少年付钱。当时在自由人中还有一种习俗，即为少爷配备一个同龄的奴隶少年，以满足他最初的性欲望。总之，从公元前6世纪早期到公元前4世纪早期，鸡奸整整盛行了两个世纪。（同上，第89页）
在古希腊，不仅有男同性恋，当时女同性恋的风气亦很盛行，有些女同性恋者模样，参加打仗和狩猎活动，同另一个女人结婚，两人像夫妻一样相处。据说女诗人萨福在勒斯波斯岛上建立了一个女子学校。她的诗名极度盛，被淮为〃第十缪斯〃。她虽有丈夫子女，却一个接一个地爱上了他的学生，最后因遭到一位女恋人的拒绝，蹈海而死。另外，据说女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