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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公元10世纪，日本的佛教徒间有一种古希腊式的肛交传统；
他们喜欢古希腊那种师徒关系，一个年长的僧人作为师傅和保护人，年轻的僧人则以爱和献身回报。常常有和尚与漂亮少年同居的事情发生。每个武士也都带着一个少年，经常为争夺少年而引起决斗。三岛由纪夫写道：“美少年体现了一个理想的形象——他实现了一种未吐露的爱情的理想。”（转引自布鲁玛，第131页）到了17世纪，肛交的这种古典形式被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所取代，后者在完全由男性演出的日本戏剧中表现得极度为普遍。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还有提供男妓的茶室。
1687年日本作家IharaSikaku的作品《男性之爱镜》 描写了一个男人对男女两性的感觉和在二者中权衡利弊的情景，诗中写道：“二者择一，要哪一个：一个在镜子前面自我欣赏的十一二岁的女孩还是一个在刷牙的同样岁数的男孩？躺在一个拒绝你的妓女身旁，还是小心翼翼地与一个受痔疮之苦的卡布奇（Kabuki）男孩交欢？照顾一个身患肺病的妻子，还是养一个不断向你要钱的青年？在明亮的屋子里享用一个买来的男童戏子，还是接过一个要求你和她一起去死的陌生妓女的剃刀？”（Halperin，inStanton，257）这首诗表明，在当时的日本，人们对同性恋与异性恋同等看待，只把同性恋视为爱情中的一种，并无歧视。
在18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女性在一切方面占据突出地位。或许是出于对这一状况的反感，社会上层形成了一个男同性恋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不同女性发生任何关系。这的成员中有许多是贵族，王子也卷入其中，惊动了路易十四，使行他不得不亲自过问此事。
带有商业色彩的同性恋是19世纪卖淫现象的一个主要特征，特别是在英法两国。
法国的男娼起步较早，在放弃了焚烧女巫的陋俗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一风俗改为焚烧同性恋者。但地到了1725年，人们的观念已改变了许多。拿破仑法典对同性恋的惩罚措施作了相当程度的放宽。到1806年，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即使不是司空见惯，至少已受到容忍，当时巴黎有数百名男妓，其中最有名气的一们名叫安德烈，其夜度资高达1800法郎，而当时一名技术工人的日薪仅有2至4法郎。（唐纳希尔，第224…225页）
在英国，法律对同性恋行为比较严厉。著名的王尔德案曾引起轩然大波。王尔德因同性恋倾向被判处两年徒刑。在1900年他辞世之后，他的书籍和剧作被禁，致使出版界和文艺界若寒蝉。在当时严厉的气氛中，就边蔼理士的科学著作也遭到查禁。
20世纪初，德后天威廉二世时，德国同性恋人数很多，根据赫兹菲尔德的说法，当时柏林有2万名男妓（一说6000人，一说2000人），因此法国人称同性恋为“德国病”。尽管德国当时关于同性恋的立法十分严厉，但只在涉及诱惑少年和引起公众舆论注意时才适用，而且只对无名百姓才适用。当时，民众中关于军队、行政、外交部门的高级官员中有同性恋者的传言愈演愈烈。柏林一家刊物甚至宣称，在最高层有个同性恋集团，形成了第二政府，蒙蔽皇帝。于是，揭露这一集团成为一种爱国行动。出版商哈顿发表了攻击同性恋的文章，引起全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围攻。有人证明王子也卷入了同性恋阴谋集团，并因此导致王子引退，朝野议论多年。当时，一般公众都能识别同性恋者，讥笑他们是“第175条的人”，这是指德国刑法典第175款而言，该款禁止男同性恋行为。
在世界上现存的一些部落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允许同性恋活动。这一现象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对同性恋的压制并没有自然的依据只是文化和时代的产物。
在美国西北部的一些原始部落例如卡迪克部落中，人们把儿子当女儿养，让他们穿女孩服装，作女孩的事情，并只同女孩游戏。到了10岁至15岁时，就令其同有钱的男人结婚。
在澳利来西部的肯伯雷地区，男子成年后如果找不到女人，就同“少年妻子”一起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没有妻子的老人往往有一两个少年陪着过日子，老人忌妒地监视着他们，用他们作肛交对象。
北非的斯旺人中普遍有男同性恋行为，显要的斯旺男子相互借用对方的儿子，公开谈论他们之间的男性性爱，就像讨论与女性的性爱一样毫无忌讳。已婚和未婚的男子都遵循习俗的要求进行同性恋活动。如果一个斯旺人不同其他男子发生性行为，就会被视为怪人。
在太平洋西南部的马来群岛上的土著居民中，年轻人通过手淫达到快感作为异性性交的替代是受到鼓励的。对于男性来说，同性恋关系得到社会赞同。在一生的某些时间，几乎每个男性都从事深度的同性恋活动。此类活动在社会中可以公开讨论，它被当作像手淫和婚内性交一样正常的事情。同性恋活动一般由前戏开始，其中包括相互的或单方面的手淫， 以达到快感的肛交为其结尾。 （Davenport，inBeach，119）
在马来西亚的萨比亚（Sambia，PapuaNewGuinea）文化中，男性要经历三个性阶段。首先，他们进行口对阴茎活动，是用口的一方，通过他人的精液获得成年男子的能力。随后，在他们积累了足够的精液之后，他们成为口交活动中用阴茎的一方。在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所有同性恋活动都停止，他们被社会承认为成年男子，娶妻生子，进入完全的异性恋阶段。这一文化中的仪式化的同性恋活动不是绝无仅有的，在马来西亚，有50个以上类似的文化具有类似的仪式化活动，以保证儿童得到适当的性别培养。（Abramsoal，13）
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些部落中，常有一些男子作其他成年男子的妾。据推测，这种习俗的源起可能同男女性别比过高有关。
在夏威夷岛国的一些人种中，同性恋现象也很普遍。
在爱斯基摩人中，有些女性拒绝同男性结婚，自己却表现出男性的行为作风。
在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调查当中，除了对单个国家和社会的研究之外，还有大量综合性研究。对135个社会中的120种文化的调查统计表明，48％的社会反对同性恋：8％忽视同性恋；27％接受同性恋；在其余的17％的社会中，同性恋是符合传统的普遍大量实践。关于这些社会中参与同性恋活动人数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83 ％的社会，不到20％的人有同性恋活动；有14％的社会，20％…50％的男性有同性恋行为；另有3％的社会，50％以上的男性有同性恋活动。（HATFIELDETAL， 120）福特和毕奇研究了既有的人类学文献，发现在76个原始部落中，有49个部落把同性恋社为正常行为，三分之二的部落认为青春期同性恋是正常的，可接受的。在亚马逊河流的库柏、摩哈维、楚尼以及北美洲的其他一些地方，它以惯常行为的方式存在。在20世纪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社会似乎默认了同性恋活动。事实上，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同性恋现象的社会。
在我国4000年的历史中，下史和野史都有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大量记载。同性恋在我国最早出现于何时？传说是始于黄帝。清代学者纪昀（晓岚）《阅微堂笔记》卷12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但是根据潘光旦先生的考据，认为这一记载不尽可靠，因为就连黄帝本人是否确有其人尚在探讨之中。
另据考证，我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美男破产（老）、美女破居”之类的说法，更有脍灸人口的“余桃”（春秋）、“断袖”（汉代）、龙阳君（战国）、安陵君（战国）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史载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弥子瑕与卫灵公“分桃而食”；汉哀帝下董贤共寝，董贤压住了皇实的袖子，皇帝不忍惊醒他，“断袖而起”。后代于是以“龙阳”、“余桃”、“断袖”等语汇暗指同性恋现象。
潘光旦先生遍查史书，考出“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这一史实。汉文帝宠幸邓通，赐给他开采铜山自铸钱币的权力，邓通因此富比王侯，成为中国历史上因“色”获益最多的男人。
汉时宫人中还有女同性恋现象，她们乔装打扮，配为夫妇，同寝同食。当时陈皇后无子，命宫人着男子衣冠，打扮在男了模样，同她共寝。武帝得知此事后，大怒废后，责其为“女而男淫”。在汉以前，仅从史籍记载来看，“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 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公然形诸歌咏。“晋代和六朝是一个十分讲究品性的时代……各种品性之中，记载得最多的是姿容，是容仪，男子而亦讲究姿容，中外的历史里似乎只有两个时代，在西洋是希腊，在中国就是两晋南北朝了。”（蔼理士，潘注，第531页）男子讲究姿容正是男子同性恋盛行的佐证。
唐朝与五代史籍所载的同性恋资料缺乏，因此有人认为，当时男色之风渐衰，但到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成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到了宋徽宗时，不得不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由此可同当时男娼的鼎盛。
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代又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的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男戏子）不食、夜非金不寝”在大官，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
清代继明代男色极盛之后，情势并不见逊色。明清两代法律皆禁止官吏嫖妓狎娼，这可能是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性出路”的原因之一。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多半是梨园中的戏子，到“相公堂子”中寻欢。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