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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的是管理的基础。组织的典章制度，是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制度要经常调整，以求合“理”，员工感觉公平、合理，才是管理合理化。但是“理”往往是客观而呆定的，我们如果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不合乎中。事实象是圆的，假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去推，结果成为一条直线，不能圆，也就走不通。因此管理者惟有以庄严的态度，由内而外，务使自己心存乎仁；克己律己，以规范自身使无陨越。于是由伟大的同情心（仁）发出无穷尽的爱，视人如己，公而无私，爱人助人，崇礼尚义，必要时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这样就可以流露自然而无私心的“情”，仿效孔子的“一任直觉”来调整。因为“仁者”实在就是“遍身充满了真实情感的人”，而“不仁者”也就是“脸上嘴角露出了理智的慧巧伶俐，情感却不真实的人”。管理者充满了真实情感，便会用“不忍人之心”来实施“不忍人”的管理，而臻于管理人性化的境界。
我国传统重视“常道”，而且要笃行之，叫做“务实”。务实之后，还要“执经达权”，“经”即“常道”，“权”为“变通”，在变迁的情境中，随时权宜应变，因此必须“不执着”。不执着的人，依据常道去权变，因变而能通，便是“中庸”。这“务实”、“不执着”、“中庸”三者，即是“中”的三种层次，配合着人的智能不等，依“中人以上”（高阶层）、“中人”（中阶层）、“中人以下”（基层）的区分，而有不同的表现。如图3…5…8：组织三阶层的特性“中庸”是“恰到好处”，亦即“不在拘定客观一理去循守，而在自然的无不中节”。凡是拘定的必不恰好，有时反而会妨碍生机，不合天理。管理者以真实的情感而自然变化，才能够时时得其“中”。“中”与“仁”异名而同实，都是指那心理的平衡状态。平衡即“安”，“不平衡”便“不安”。所以“中庸”实在就是“情”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
“不执着”是“不把心思黏在一特定的方向上，以免不虚不灵”。管理者要“秉持常道而权宜应变以求其通”，便须使自己的心灵“虚一而静”，才能适时应变，并且“权不离经”而能合“理”。
“务实”是“实实在在的去做”。一切管理措施，都是要实践的，唯有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各自尽力做好份内的工作，才会有所收获。“务实”的基本表现，即在“守法”，所以说：“崇法务实”。
“中庸”、“不执着”、“务实”，合起来就构成了“情、理、法”三个互相贯串的层次。在管理上的表现，就是“安人之道”、“经权之道”与“絜矩之道”。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情、理、法”的管理。凡事“以情为先”，彼此“所重在理”；“情”“理”讲不通的时候，不得不“翻脸无情”，这时把“法”搬出来，大家便不会觉得刻薄寡恩、残酷无情。只要出乎真情，何必怕情、矫情、绝情？中国人希望“以德服人”，所以现代化中国管理，仍以“情、理、法”为其最高原则。
注重方法是西方文化的特色之一。方法论（Methodology）在中国向未成为显学。中华民族在智力方面，备受奖许，接触较为频繁、暸解稍为深入的其它民族，无不同声赞佩。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对第一流人物的智力，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曾子……已有方法使之发育、成长、圆熟，而有其伟大的贡献；至于第二第三流，则迄无良好方法，可以促其登堂入室，与古贤先哲相切磋以矫正陶融个人的人格。近世以来，科学及有条理的方法，更自愧不如西方先进国家，难怪青年学子，黯然自卑。
其实，中国人自有其极为高明的方法，特别是表现在几千年来包容融合外来文化这一方面，尤有其辉煌的成就。中庸记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居于这种“并育”“并行”的观念，培养出我们“容纳异己”的民族性。对于外来文化，我们并不排斥，却有一套非常灵巧的方法，加以消化整合，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这一套方法，不同于西方的辩证法、批判法、演绎法、归纳法、直觉法、比较法、现象法、发生法、分析法、综合法等等哲学或科学的方法。它也不是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体会法”，虽然“体会法”已经容纳辩证、分析和综合的历程，辅以“欣赏”、“参与”、“冷眼旁观”和“设身处地”等情意
第6章 管理的基本方法是“经权法”
活动。促使西方人头昏眼花，干脆否定它是一种方法。此一方法，乃是超过时空限制，中国历代都在使用，实际上世界各地也都可以通用的，我们称它为“经权法”。
例如佛教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印度，对中国而言，亦是来自西方。释迦牟尼主张要“出家”，中国人一向最热爱自己的家，要中国人离开家庭，到丛林中去修行，是万万做不到的；佛教宣导“断爱”，因为一个人有了贪爱之心（爱），就会想去追求（取）；而盲目追求，就为自己种下了来世的恶因（有）；有了恶因以后，免不掉来世投胎受生（生）；既出生为人，便逃不了衰老、死亡的命运（老死），所以贪爱之心既是无知愚蠢的表现（无明），要脱离轮回苦报，到达快乐的彼岸（净土），必须切断从无明到老死的环状锁链，也就是断绝一切恶因。中国人一听到“断爱”，又是格格不入。然而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要信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便是中国先哲运用“经权法”，将佛教的哲理，融入中华文化的大海里。钱穆先生说：“佛教未跑进中国以前，在东汉末年三国开始，中国思想分成两大派：一个老子，一个孔子。中间一个极特殊的人，就是王弼。”王弼用“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来描述中国思想的形态，钱先生则认为“孔子、老子外，又有释迦牟尼从印度传来。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中国思想史上有此三人。”我们常说中国思想，包含儒、道、释三家成分，并不是说中国人普遍信仰佛教，而是印度佛教到了唐代，天台、华严、禅三宗已经十足中国化，形成中国的佛学。这些佛教的观念，透过“经权法”，变成中国人的思想了。那么，基督教为什么不能如同佛教一般，也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一部份呢？原因固然很多，最主要的，还是基督教输入中国的时候，正好赶上“经权法”不被重视的冷藏时期，近代中国人过分强调西方各种方法，以致把自己固有的最好、最有效的“经权法”忽略了，搁置了，岂非十分可惜！中国式管理，自有其根源。近年来大量输入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造成诸多困扰。依我国传统，我们殊无必要亦无任何理由排斥西方管理，但是我们更有需要，使西方管理溶合于中国管理哲学之中，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管理现代化。具体方法，惟有重拾古方，好好运用经权法宝。
（二）“经权法”源自易经既然中国人的思想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那么“经权法”必定也可以归宗还元，在中国传统中找到它的根源。依据王弼的说法，中国思想的总源头，即是易经。陈立夫先生也认为：儒家思想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来自归藏易、墨家思想来自连山易，其它各家如阴阳家、纵横家、法家、名家、兵家等思想，也都渊源于易。
易经中“不易”的观念，并非“不变”，而是“变易”中有“不易”，也就是“变”中之“常”。我国先哲，发现宇宙万象错综复杂，而理路常在。变中有常，所以万变不离其宗。
西方人一味强调“变化”，甚至认为“变迁”乃是现代生活的必要条件。中国哲学也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承认“变”是宇宙中的根本事实之一。但是，变化不是紊乱的，而有其不易之则，也就是有其“常道”。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常容易任意胡为，必将造成不良的后果。易传说：“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坤对待，干为纯阳之卦，象征刚健，以动为常性；坤为纯阴之卦，象征柔顺，以静为常性。一切事物虽然都是变动不居的，但是变中有常，才能“动而不乱”。理学家中的程朱一派，更进一步肯定“变中之常”较“变”尤为根本，而称此“常”为“理”是变之所以变的依据，为变的主宰。此“变中不易之常”，即是“经”。
易经中“变易”的观念，指出：宇宙万物都在变化迁流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变化是有形有象的根本事实，惟有变化，宇宙才能够不穷而久，所以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缘自神农之后，黄帝、尧、舜时代，风气渐开，已经不像前古那样易于治理，幸好尧、舜知道因应时代的需要，变通改进，使老百姓各安其业，各适其宜。他们变革朴野的古风，创立衣裳的制度，使得天下大治。这种变易的精神，便是历代生生不已的创造力，“生生之谓易”，这个阴阳消长，生生不息的道理，为中华民族带来日新又新的进步。而“变易”的精神，则表现在“通权达变”，此即“权”。
“经权法”的“经”，即易经中的“不易”，也就是“常道”；“经权法”的“权”，为易经中的“变易”，亦即是“变化”或“变通”。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人“守经达变”的方法。使中国五千年来，从容融合外来文化而仍能中道。有了此一方法，才能够做到朱子解释中庸所说的：“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故于天下国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