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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清楚了：我可以不干任何工作，因为没分配我任何工作！
领导并不糊涂，不给我职务、财务等职权，是怕我有权查看原来“稀里糊涂”的帐目，那是尽人皆知的“糊涂账”，领导个人的小金库，怎么能交与我？
过了1年零2个月，我按照新民市有关对干部的激励政策，决定“下海”去了北京儿子那。所以这样做，其原因有两个。一是觉得自己被“软禁”了，工作的权利被剥夺了，与其在一团死水中生活，不如换个环境“求生”。二是孙子需要我们照顾，那也是我们的责任，大概我和老婆这把年纪就是干这档子活计的材料了。去北京，可以说是被“挤兑”走的，在火车上能不感慨吗？
在“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1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下乡蹲点抓中心工作，全部本职工作可以用一句话做概括——“开了两个会，平了一件事”。
这“两个会”，都是市里主持召开的，有主要领导参加，我陪太子读书，听听会议精神就算100％的落实了。“一件事”，棘手的事，解决一起严重的民建纠纷。
“民建”，民间建房，纠纷发生在小韩村。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了，相持几年了，我早有耳闻，想不到至今还没有解决，会轮到我来处理。
说起来纠纷的原因很简单，建房户“抢钱”了。他的南房墙地基超出邻居20厘米，“抢前”了。农民最忌讳这个谐音，也违背村屯建房的有关规定，没有一点道理。那么，建房户为什么不扒了重打地基呢？纠纷的症结就在这里面。
建房户是有背景的，他拿到了土地管理所的建房审批手续，以此作为尚方宝剑，对邻居置之不理。邻居以事实为证，多次向乡里提出异议未果，就对建房户横加干涉，不让其继续动工。建房户也来找乡里为他撑腰，双方闹得不可开交。领导一看大事不好，只好叫我来处理。我很清楚，这是得罪人的事，处理过后一定有哭有笑，但我没有回避。
来到小韩村，书记主任都躲得大老远，生怕乱事缠身，惹事生非，不予配合。他们是害怕这两户人家吗？不是，是害怕这两户人家的后台，邻居的后台也是乡政府的要员。
在农村，最得意的人家则是手里有钱花，还有亲属在村上乡里当干部，说话办事硬气。这也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痼疾，攀高结贵视为“得意”，看作为人处世的优势。有些干部不是不懂政策法规，而是为了在亲朋面前显示自己的地位与威信，拿政策法规当面团，在他们的手里搓来揉去，为我所用。得逞了，露一把脸，得到一些利益，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得花样翻新又随心所欲啊。
情况很清楚，我不怕得罪人，怕的是人在心里骂你不是东西。我做好了准备，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到场，看看我的公断是否公正，不怕你嘴上骂我，心里服气就行。那天，果然人山人海，这样的事还用动员吗？都来看热闹！
经过一番勘测，我当即决定“扒掉重来”，赢得看客会心的支持。想不到的是，建房户什么也没说，自认理亏，他的邻居却为他打抱不平，扬言要告我！内情不言自明，他们是亲戚。
当即，我把处理决定一式三份交与建房户和邻居，自留一份，签上我的名字，盖上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的公章。我郑重地宣布：
“如认为处理不当，或在处理中有营私舞弊的行为，任何人在15日以内都有权到上级有关部门投诉或控告我，否则，必须执行此决定！”
一场旷日持久的民建纠纷，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解决了，我也做完了我一生所有的工作。至此，小寒的民建纠纷也到此结束。
在农村，许许多多被任为不好处理的事，原本都是手到病除的，或者叫易如反掌。只是那些当令者，总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难以放开手脚，才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他们想养猪，又怕得罪山神爷。自己想当山神爷，又养不了猪，走进奇怪的思维中。
我得罪谁了吗？
记得那天我还没有回家，电话就几次打到家来了。那时我没有手机，否则手机早就没电了。家人告诉我，是张某某打来的，过一会她还要打过来。
她是谁？我知道，她是新任党委委员，原来的土地所所长的夫人，建房户的亲戚。
果然，我的屁股还没坐稳，她的电话就响了。开始话茬很硬，紧接着就叫我大叔，软绵绵的……
我说，咱们先不谈政策，即使我的决定不是这样，邻居会善罢甘休吗？告到新民市，你就不怕吗？如果你不怕的话，我可以推倒重来，我和你一起去市里，你想想吧，想好了，一会你再给我电话好吗……
她敢吗？真理在我手中，有理走遍天下！
没有几天，她又打来电话，我只记得“谢谢大叔你了”那一句话，掏心的话。
原来，有人听说她要走我的后门儿，对这个处理还愤愤不平，人家就要越级上告。这回村里的书记主任做工作了，书记是她的姑爷，好言好语说服了那人。不然，事情就复杂了，卷进此案的人会更多，她们一家能脱离干系吗？
后来我正式退休了，回乡里办事看见了她，她说什么也要送我回沈阳，热情得很。她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用钱的地方多了，呆不起，当了的士司机。
在我去北京前的那天，是1998年9月23日。我举办了一个“告别宴会”，很简单，一共8桌。来人大都是我的兄弟妹妹们，知道我此行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因为孩子都在城里，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了，都来为我送行。这个宴会实在是我被逼上梁山的，他们说了一大推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大家都要看看我们家的世界冠军，就要结婚的儿媳妇马娜。
第四章 我的上司 1 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
第四章我的上司1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
世界举重冠军马娜，也是我们的老乡，新民市人。我们家也能有个世界级的冠军？我没有想到。冠军是一张多么靓丽的名片啊，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可是草根一族的平头百姓啊。亲朋好友也都为我骄傲，都想看看冠军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于是间，就借我去北京的机会大家张罗聚一聚。后来聚一聚的范围就膨胀了，乡里的同志也来凑热闹，党委秘书李世和自告奋勇为之策划相聚的“内容与形式”。
经过我与他的讨价还价，我们打成了共识：
1。不要请上司；2。规模不要扩大；3。除了本乡人员外，约请在新民境内我的高中同学……
1998年9月22日晚上，也就是聚会的前一天，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回忆我那些形形色色的上司们。
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老师作为上司，尽管我遇到那么多不讲情面的老师。我也没把班级的干部称为上司，虽然我们之间似乎从不存在同窗的情意。被我称为上司的第一人，则是下乡务农后的队长。
60年代，生产队的一把手叫做“政治队长”，负责春耕夏锄，干“民以食为天”正业的是“生产队长”。我们8队的政治队长，就是被我称作萧何的李队长。李队长比我年长六七岁，早年就当大队会计，1964年初回到生产队，挑起一百多人政治方向这副重担。
1960年，我家从那家窝棚搬到德盛堡后，我和李队长家住一条街。我上高中后不久就认识他了，去他家开一张证明信时认识的。也许是为了群众办事方便吧，公章就像他的拳头一样随身携带。
那是一天清晨，我第一次踏进李府。
他的家两间房子，里屋有南北两铺炕。给我的第一印象，炕上黑压压的全是孩子。不经意间，我数了数，那时一共6个孩子。（1967年又生了一个，和我的孩子同龄叫李成义）。人口是多了一点，可生活内容却不少一点，有用的没用的陈设随处可见，摆满了靠西墙的一溜炕柜。一看就知道他们家很富裕，其他人家那时是没有什么摆设的，挺多有一个“老祖宗”贴在炕柜上面的西墙上。
李队长见我来了，脸色和没洗脸前一样，问我有什么事要办。我叫他大叔，说要开一张证明信信，证明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学校需要大队证实盖章。他没有说什么，就给我盖了，我很感谢他的爽快。
祖母没少告诉我，在农村说话要有大有小的，嘴甜点没有亏吃。今天办事大概是“大叔”起了作用吧。
母亲也是这样叮嘱过我，所以无论住到哪，我的叔叔、大爷、大婶……越来越多，比我小的都是我的叔叔了。我有点不情愿，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截，总想兄弟相称。在那家窝棚住的时候，妈妈管我们的房东叫姑爷，我就叫他姑姥爷，管他和我同岁的儿子叫舅舅。其实妈妈和他论亲家才对，我表哥的岳父和房东同辈。后来我大了，明白了一些道理——那个社会背景，那个受歧视的家庭，就得处处矮人三分。
李队长的父亲和我的亲表舅是姑表兄弟，我和李队长理应同辈，按妈妈的法则我又小人家一辈。在农村，怎么论辈分有许多的关系可以为据，但妈妈总是宁可不要同辈，也要管人家叫点什么，违背了“亲打近处论”的原则。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叫过“李队长”，见面就是“大叔”。李大叔不大懂得“务农”，一年四季的生产全由另一位队长毫无怨言地操持着经营着。他管的事就是一个“钱”字。
1964年末年，公社号召“冬季大搞副业生产”以弥补水灾造成的损失，我们8队选择了扎笤帚。笤帚在农村卖给谁？当然要到沈阳去推销。沈阳对于李大叔很熟，他见过这个大世面，李队长有了推销的用武之地。
李大叔一到沈阳就如鱼得水，乐不思蜀，不管我这个会计给他带多少钱，回来之后总是一分不剩。到结算差旅费的时候，我还得找给他几十元。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冬，几乎让李大叔花个罄净。社员们不敢怒，也不敢言，反对他就是反党，思来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