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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复信经过两个多月的修改后定稿，于6月17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标题，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总路线的建议共有25条，因而也被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也为《九评》打下了基调。1963年7月6日到21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即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公开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8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指出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写作班子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指示，发表公开文章，全面评论苏共《公开信》，因共为九篇，故称《九评》。原来准备写十篇，即十评《公开信》。但是《十评》没有写成，因为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14日下台。毛泽东于11月18日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并指示写作班子起草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定稿后于11月21日用《红旗》杂志社论形式发表。
（一）“二十五条”对国际共运总路线、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战争与和平问题、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这“二十五条”，从现在来看，就是我党要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二十五条”批判了苏共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路线，提出我们党的“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纲领。在此基础上，到文革时期，提出“世界革命中心转移论”，即认为世界革命中心，由德国转到俄国，现在已转到中国。形成国际共运的“三个里程碑”，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在国内，强调“阶级斗争”，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谋求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但从他的激进思想出发，要求“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早些快些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又把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未经实践验证的做法以至空洞的设想，都视为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我们自认为这一套东西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并且希望把这些经验推广出去。
（三）对战后国际形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缺乏准确的判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10年恢复，在科技革命的引领下，经济有了发展。资本主义从大危机和战争中吸取了教训，改变了完全放任自由的发展模式，代之以带有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阶层采取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及措施，实行广泛社会福利政策，缓和劳资矛盾和社会矛盾，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社会结构和阶级及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依然拘泥于列宁的论断，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战后的变化。
（四）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论战开始时，我们提出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和做两手准备的思想。但随着论战的展开，我们对战后社会主义力量作过高估计。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派都列入打击的对象。之后，我们又错误估计形势，把新的世界战争描绘得过于严重，说成战争已迫在眉睫，丢掉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
（五）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我们虽然提出过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道路的暴力与非暴力的两种可能性，但实际上着重批判“和平过渡”的思想。在论战后期，我们离开了两种可能性的结论，强调各国革命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必由之路。发展到文革时期，把我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说成是“普遍规律”。我们不但批判了苏共的“和平过渡”主张，还批判了意大利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战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主张不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认为可通过“议会道路”或“结构改革”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在论战中公开批判了这些党及其主张。
（六）关于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论战中，我们一如既往地高举支持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帜。但我们思想上依然停留在将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借助力量，支持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是为了促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我们对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形势和作用估计过高。认为这一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在当时，一系列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理应将发展民族经济放在首要地位，但我们强调新独立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仍然是反帝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政治斗争。
（七）关于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论战初期，我们贯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但随着论战的展开，我们转变为过分强调矛盾、斗争和分化。鼓励和支持同意我党观点的人从“修党”中分化出来另建新党，导致许多党组织的分裂以及大多数共产党同我党关系中断，使我党处于孤立地位。据统计，论战中先后有69个党同我党中断了关系，有来往的仅11个党。粉碎“四人帮”后又有越共等4个党同我中断了关系，同我党有联系的仅7个党。
（八）关于斯大林问题。中苏论战由斯大林问题引起。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由于苏共事先并未向各国共产党作出说明，引起国际共运中很大混乱，给许多国家共产党造成困难。苏共二十大后，中共领导人在同苏共领导人谈话时谈了中共对斯大林功过的看法，并就苏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1956年4月和 12月，我们先后公开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立场，肯定和赞扬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和个人迷信的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赞扬了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迷信。但是后来在《九评》中我们改变了态度。《九评》中的“二评”专门谈斯大林问题，“七评”、“九评”及《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等文章都涉及斯大林问题。这些文章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采取了根本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二评”把苏共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和“反对个人迷信”升级为“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在理论上根本否认个人迷信的存在。这些文章还突出斯大林的个人功绩。说现在“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要保卫斯大林“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文章是借斯大林问题批判赫鲁晓夫。
（九）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苏联、南斯拉夫复辟资本主义，是论战的重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时刻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把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和强调加强企业管理，统统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据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早已复辟，在苏联正在复辟。我们根据我们认为不符合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论述的理解，把不同意我们党观点的共产党统统戴上“复辟资本主义”和实行“修正主义”的帽子。
（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二十五条”中，批判苏共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表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1964年7月14日发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泽东对全文作了大量修改，标题也是毛泽东加上的。“九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共列出15点，也是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在论述15点之后，引了一段毛泽东1963年5月7日的一段批示，也就是在文革时期经常引用的：如果不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是《九评》“左”倾思想的要害，也是导致发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
（十一）论战是直接导致发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是在论战之后接着进行的。其出发点就是“反修防修”，对社会主义社会做出“左”的错误判断，再用这些判断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党内和国内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形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在当时的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对形势错误分析还形成要实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三、当赫鲁晓夫遇上毛泽东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同时也带有偶然性。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个人秉性和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十年论战中，各为一方主帅。抄录几段这两位主帅在论战时的言词，也可为“十年论战”作些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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