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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赫鲁晓夫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回到莫斯科，第二天飞到北京参加我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当晚，赫鲁晓夫在我国国庆招待会上发表祝词，影射我国对外政策是不正确地“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10月2日，中苏两党会谈。10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回国。他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演说，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10月31日，他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搞“冒险主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
（二）赫鲁晓夫影射攻击毛泽东是“一双破套鞋”。1960年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会议。赫鲁晓夫在闭幕执行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
（三）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以及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等进行了会谈。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国际形势时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后来在另一场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是《红楼梦》里苏州姑娘“林妹妹”林黛玉说的。毛泽东还列举战后十件大事来说明他的观点。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显然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力量和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力量。
（四）毛泽东说，如果打原子弹战争，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一半，可还有一半人口，还会使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谈到“纸老虎”问题，重提了他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并引申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最后得出这个“极而言之”的结论。苏共领导人借此攻击中共是“疯子”，“想发动战争”，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本意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从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来说，依然停留在列宁的“战争与革命”的框框中。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阻止战争。”
（五）从“僧是愚氓犹可训”到“更无豪杰怕熊罴”。毛泽东在论战中写下的诗词表明了毛泽东对苏联态度变化的心迹。1961年10月，在北京演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后作了一首七律，以示反对苏修。郭沫若七律中隐称赫鲁晓夫是唐僧，“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并称“千刀万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当时虽已展开论战，但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仍是“半个修正主义”，对他要“一斗二帮”。因此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作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写道：“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僧”隐指赫鲁晓夫，“妖”则是美帝。但是到了1962年12月下旬，中苏论战逐渐走向公开论战。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把“苏修”同“美帝”共提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生日这天作了一首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指当时国际共运形势。“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美帝，“熊罴”指苏修。1963年1月9日，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把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比作“苍蝇”、“蚂蚁”和“蚍蜉”。“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指我们对苏修批判的气势。
（六）“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1964年7月发表了《九评》的“压轴篇”第九评。毛泽东很重视第九评的写作，要求总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文章重点是揭露“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这有两个背景材料。第一个就是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第二个就是“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讲话。“土豆烧牛肉”本是欧洲的一道名菜。赫鲁晓夫在访问匈牙利时吃到这个菜觉得十分美味，就对周围的人说，如果人人都能吃到“古拉斯”（即“土豆烧牛肉”菜名），那就到共产主义了。他在奥地利的广播电视演说中又说，共产主义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所以说，赫鲁晓夫粗俗地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1965年秋，毛泽东作词《念奴娇·鸟儿回答》：“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七）赫鲁晓夫诬蔑中国人“没有裤子穿，喝清水汤”。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同中共代表团会谈时，攻击中国人“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1964年4月赫鲁晓夫连续发表讲话，给中共戴上“小资产阶级倾向”、“新托洛茨基主义”、“冒险主义”、“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搞“大小个人迷信”等一堆帽子。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就足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关于“裤子问题”，毛泽东批驳说：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们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他的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八）毛泽东说论战是打“笔墨官司”，“天不会塌下来”。60年代初，中苏论战越演越烈。但赫鲁晓夫1963年1月在东德党代表大会致词中突然提出各党之间“停止公开论战”。会后，赫鲁晓夫和苏共继续发表反华言论。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举行苏中两党会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苏共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是一个“花招”。1963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说，我们赞同停止公开论战，但要说清楚，“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他又说，“既然你们已经公开论战，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索性展开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是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是照样游”。
四、康生的“窜红”和王稼祥的“被斗”
康生“窜红”和王稼祥“被斗”，都同中苏“十年论战”有关。
论战从内部争议转向公开争论时，1963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撰写反修文章的写作班子，位于钓鱼台8号楼，组长是康生。成员有从中联部调去的王力。1966年春，钓鱼台反修文章写作班子宣告结束。但康生、王力依然留在钓鱼台。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经中央指定为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任组长）在钓鱼台8号楼开会。会后拟定了《二月提纲》，主要意图在于把已经展开的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范围之内，不赞同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被毛泽东批评后，康生说了谎，说这是彭真等人背着他搞的。于是善于投机的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8号楼由康生、陈伯达主笔，王力等人参加起草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康生由此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王力借此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也正是在论战进入高潮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面对全党全民“反对帝修反”和“防修反修”的政治热潮，对我国外交在国内经济困难时“四面受敌”的情况深为忧虑，于是写信给中央领导人，建议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为了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
王稼祥的建议，被批判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1963年年中之后，毛泽东多次同外宾谈话中批评王稼祥实行“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他说：“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他强调说，我们的方针应该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与马列主义的派别。毛泽东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说，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是“三和一少”。毛泽东虽一再批评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但是，不同意完全公开批判，留有余地。王稼祥只是“靠边站”，而并未撤销他的中联部部长的职务。然而康生就不一样了。1966年6月9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首先向王稼祥发难，在中联部办公区贴出一张《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的大字报，把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斗争，提高到“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的高度。6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