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是亚麦，三等是玉米，四等是高粱（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红高粱次之），五等是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加麸皮或糠。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我有个二大娘，老两口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参加工作后，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直到老太太去世。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让冯文彬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个“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果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我的文化知识、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由于学习底子太差，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有时简直是“恶补”。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我很早就当了劳模。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多干、吃亏几乎成了劳模的缩影。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得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那时的工棚是通铺，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别人就没法睡觉。夏天比较好办，冬天只好穿上棉袄、大头鞋，戴上口罩，到路灯底下去学习。算计时间，节省时间，合理利用时间，成了我一生的习惯。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无用的时间，包括零碎时间。每次睡觉以前，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床上想。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我都是边干边学。干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会各界去评论。我自己只能说尽了心，尽了力，没有懈怠，没有大意。对选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总结报告，大家反映很好，认为九届政协工作很有成绩，也有不足。要我说，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足不管大小都和我有关。
13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了一些讲话、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样，对我的这些讲话、文章，看法也不会完全一致。文章是思想认识的载体。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认识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文章自然也不例外。我的这些文章、讲话，不管好坏对错，都留在那里，都留给历史，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我的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的，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都是本人亲自动手的。
10年统战政协工作，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与全国政协八、九两届各位副主席之间，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以及有关人民团体领导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关系融洽。我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近，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远；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亲，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我是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同其他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是个直率人，讲话直来直去，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可以说是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个毛病。直来直去，不分场合，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下不了台。今天，我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向所有由于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语不当而带来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歉意，请求你们给予谅解！10年来，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所有政协机关的同志，对我的工作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座各位和我相处有5年的，有10年的，也有1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相处是缘分，是福分。相处是短暂的，友谊是长存的。希望这段时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统一战线是一*宝，政协工作大有可为。我相信统一战线、人民政协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好！
注：200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六大闭幕之后，李瑞环同志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年11月18日至22日，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九次会议，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这是他在闭幕会上的讲话。本文也是是他后来《务实求理》一书的代序。
第五卷 风云叱咤 第512章 新时代的传奇
吴天然很早以前就很爱读李瑞环同志的文章，从中吴天然发现，李主席的文章似乎都是自己动手写出来的，那种境界、哲理、语言都不是一般的秘书人员可以代笔的。通过文章，吴天然又喜欢上了李瑞环同志本人，对于李主席那传奇的一生，吴天然反复咀嚼，越嚼越有味。他甚至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能达到李瑞环同志这样的境界，那就可以说人生无憾了。
关于李瑞环同志的传奇，有人做了概括，吴天然感到总结得不错。他又加上自己的理解，把李瑞环同志的资料进行了归纳和完善。
李瑞环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传奇故事。大家知道，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从一个农民、一个工人，后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他之前还没有过。他是真正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起来的卓越领导人。几十年来他始终工作在第一线，积累了卓越的领导智慧、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人生感悟。这些经历、智慧和感悟，吴天然感到受用无穷。
从小木匠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传奇之路。
李瑞环出身贫寒，从小学做木工活，17岁时到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工人，由于“基础好”，思想进步，被评为积极分子，继而加入共青团，当上木工组组长。
——1958年，他在参与人民大会堂兴建的过程中，由于大胆创新，破除了传统的复杂笨拙的放大样，发明了简单易懂易用的简易计算法，获得了“青年鲁班”的称号，被评为“工地标兵”。
——1959年荣获“全劳动模范”称号，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上劳模后，被保送到北京业余建筑学院进修了六年，读完了21门基础课和专业课，并结合实际写了一本17万字的《木工简易计算法》。
——1964年夏，他的模范事迹被拍成一部名叫《青年鲁班》的电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背上了“走资派”、“假劳模”、“工贼”等罪名，受到了造反派的批斗。
——1971年，他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被派到建筑木材革命委员会，并担任北京建筑木材厂党委书记。
——1972年至1973年升任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文革”结束后不久，他担任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总指挥，因督工有功，于1978年2月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3月当选人大常委，10月当选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
——1980年，共青团第十届二中全会上他被增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常委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5月当选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文革”后的天津百废待兴，急需一位从事市政建设规划与督导的副市长。原天津市市长考虑到李瑞环是木匠出身，熟悉普通群众生活，一向精明能干又口才出众，就向中央建议让他到天津当副市长。
——1982年5月，李瑞环任天津市代理市长。
——1984年至1987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198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7年至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
——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2年10月当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