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两案判决内容公开报道的半个月后，在界首市换届选举中，何涛连任界首市法院院长。
其实，在处理三任中院院长的案件中，行贿多次并得以连任法院院长的还不止何涛一人。
在刘家义的判决书中，李松涛的行贿事实紧随何涛之后，位列第10项，两人行贿数额、时间、次数几乎相同。
法院审理查明：刘家义先后15次共收受李松涛人民币2。3万元，在刘的帮助下，同是阜阳中院助理审判员的李松涛于1999年7月被任命为阜阳中院审判员、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同样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一书中，也详细记载了张自民先后收受李松涛贿款3万元、于2005年提名李松涛为颍上县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的事实。同样在换届选举期间，2007年3月22日，颍上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松涛为颍上县人民法院院长。
阜阳市纪委的一名知情说：“（中院窝案）受牵连干部数量大，阜阳市委非常慎重。”在这个问题上，阜阳市委进行了反复研究后最后确定了方案，在2007年，给受牵连的干部们下了结论。给他们一颗定心丸。不能让他们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影响工作。他说，后来市里决定，副处级以上干部由市纪委下结论，副处以下，由县（区）纪委负责下结论。阜阳市纪委证实，除了少数年龄大的退居二线，或者有严重问题被撤职查处，问题干部们大多数都还在原来的位子上。
有知情人透露，对众多“问题干部”来说，这个结论不啻为一大喜讯，他们的思想包袱没了，再也不怕别人告状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买来的乌纱帽在这次结论之后，真正合法了，当中的一些人甚至得到了升迁。
尽管一个个腐败案均已结案，有的甚至结案已经6年，但牵连在内的官员们却一直没有一个定论，为何难以处置？自1997年开始，阜阳市决定人事冻结，具体做法是封存各单位人事章，如确需进人，需市委、市政府、编办、财政、人事和用人单位等6部门同时盖章方可。这项政策的背景是，阜阳市行政干部严重超编。
据官方数字显示，1999年年底，阜阳市直机关超编近5成，事业单位超编近3成。安徽全省行政干部超编2。8万人，其中阜阳1。4万人。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阜阳市委市政府正副秘书长最多时配23人。
阜阳市委一名干部说，那几年，涉案者着急，清白的干部也着急：或许自己有机会了。
一位官员称，对涉案人员处理的难度甚至超过了腐败案件本身：全部处理吧，牵扯面太广，伤筋动骨；不处理，民怨很大，干部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新一届领导班子也不愿再趟浑水，“他们可不希望大刀阔斧的处理后引火烧身，这样势必会引发许多人上访，造成新一轮卖官的嫌疑。”
直到2007年，阜阳市纪委才给这些涉案者下了结论，而形成的局面是：10年内，一些人花钱买到了官，位子还越坐越稳；更多的人在原地踏步，仕途渺茫。
阜阳一位干部对于“一下子处理这么多人会造成政府工作瘫痪”的说法嗤之以鼻：阜阳有2000多名副处级干部，200多名处级干部才占到十分之一，阜阳经济落后，但干部却多的是，远远超编呢！这位干部还说，按照目前的这个结论，这些涉案官员的行贿行为算是“画上了句号”，但更多人的前途也在这个结论中虚无缥缈了。
2008年4月8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阜阳市两名县级法院院长何涛、李松涛被免职。而其他涉案人员则大多吃上了定心丸。
在阜阳官场，还有一个第三板块，那就是毒奶粉事件。
在轰动一时的阜阳毒奶粉事件中，阜阳市市长刘庆强（2005年10月18日调至安徽省环保局任局长）获行政记大过处分；分管工商工作的副市长马明业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辞职；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杜长平行政记过处分；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辞职；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杨树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2005年8月2日，杨树新因为玩忽职守、介绍贿赂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6年）；市卫生局局长曹化之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副局长丁丽玲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辞职。
在阜阳，还有一个第四板块，那就是官商一体的集体崩盘。代表人物是当年在中国酒坛、商海叱咤风云的两位天王级代表，一个是双轮集团的董事长刘俊卿，一个是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在他们两个人开始发迹的时候，古井酒厂所在的亳州，双轮池酒厂所在的涡阳，当时还都属于阜阳地区。他们这两个酒业大鳄，当年也都得到过王昭耀与王怀忠的特殊关照。
王国庆深知，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一定要远离商人、老板的圈子。他们这些人在你面前点头哈腰、送这送那，但都有是求于你。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把你和盘供出。他们商人，能有什么损失？你是一个官员，没了官，那就啥也不是了。
王昭耀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有的话还是真心的。比如，他说，涡阳县副县长栗某某为了个人职务安排，多次到我家里来，见我喊“王叔”，见我爱人喊“阿姨”，逢年过节给我家送钱，他最终解决了职务安排问题。
阜阳市粮油农公司经理孙某某，为争取贷款，也三番两次到我家里来，给我家送钱，他最终也解决了贷款问题。
不论是栗某某，还是孙某某，他们看中的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是为了拉关系、找靠山、铺路子，是利益驱动所致。一些干部给我送钱，是为了当官，一些老板给我送钱，是为了发财。他们不是为了关心我，尊重我，恰恰相反，这金钱，是毒药，是陷阱，是腐蚀剂，恰恰是这些人、这些钱，把我送进了监狱。
这个道理虽然简单，却是真理。可很多官员在台上的时候就是认识不到。
王国庆就想，在这方面，他做理怎样？他考虑的当然不是不收受人家给他送的钱物，而是收受哪些人所送的钱物才保险，以何种方式收受才保险？
现在这个社会，在台上的官员，有几个不是问题干部，又有几个不是带病上岗？关键在于你有问题如何不被发现？或者是被发现了，又如何巧妙地让人产生误诊。大病化小，小病化了。
第九卷 风云迷离 第816章 天才与魔鬼
通过研究，王国庆认为，凡是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肯定都是天才，也就是与众不同的人。如果循规蹈矩，一老本等，那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这些天才人物，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因为他们不同于常人，因此在常人的眼里，他们也必是魔鬼的化身。
安徽双轮集团的老总刘俊卿无疑就是这样一个集天才与魔鬼于一身的红顶商人。
安徽涡阳。老子故里，道德之乡。曾以“全国白酒厂五强之一”著称于业界的国家大型一档企业安徽高炉酒厂就在涡阳县高炉镇。在安徽乃至中国整个白酒界，安徽双轮集团董事长刘俊卿算得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涡阳人曾以有刘俊卿这样的“能人”而激动和骄傲过，刘也一度成为双轮集团的精神领袖。
在安徽乃至中国白酒界，刘俊卿一度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后来身罩涡阳县委副书记，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主任，安徽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等“政治光环”，而在于他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凭着超人的胆识和才干，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小酒厂打造成国家大型企业，并且成功地闯进了中国白酒业的前五强。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俊卿，就没有高炉酒厂的今天。”尽管刘已经“落马”，但一位退休职工回忆起刘与高炉酒厂“荣辱与共”的历史时仍唏嘘不已。
1949年9月，涡阳县政府按照当时的阜阳行署“全区各县各办一酒厂”的指示，将位于该县高炉镇的作坊式私营企业“广和槽坊”改建为“公营高炉槽坊”，并于1950年再次改名为“国营高炉酒厂”。从此，历经多年风雨的小酒厂曾推出过“高炉双轮池”、“海马回春酒”、“高炉陈酿”等名酒，但生意总是不死不活。
据刘俊卿自己讲，１９９３年，高炉酒厂还是一个县级小型企业，形势的确不太好，酒卖不掉，工人发不出工资。（涡阳）县委县政府为了救活这个厂子，把我从县印刷厂经理的位子上派过去，我还是愿意的。为什么呢？一方面我对酒厂有感情，我父母、兄弟姐妹都在酒厂。我是在酒厂长大的，我父亲是１９５０年进厂的老工人，我１９７５年参加工作以后也在酒厂。另一方面，我认为在酒厂能够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能够创造更大的业绩。因为越是这样的企业，越是困难的地方，就越能创造出更好的业绩。
那时候酒厂职工住的还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破草房，如果厂子垮了，老人、孩子都吃什么呢？所以，我有一种责任感，觉得一定要干好。于是，我带领大家跑市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原地带，跑了好多地方。当时我写了一首打油诗《销售员之歌》，其中有这么两句：“蚊虫的叮咬算得了什么？冷水干粮也能精神焕发！”这两句话其实也就是当时酒厂员工共同创业的真实写照。
１９９２年企业才上缴税收２００万元，我去了后，经过六七个月的努力，到年底就上缴了１７００万元。接下来，１９９４年是３０００多万，１９９５年是６０００多万，１９９６年将近一个亿，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也都在一个亿以上，企业规模连续扩大，经济效益连年翻番。
的确，是刘俊卿的到来改变了这个小厂的命运。
一位与刘相当熟稔的人士称，刘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爱读老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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