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不谈。这个时候，只有曾国藩敢于上疏。这五道奏折，无异于政坛上的五颗重型炮弹，引起很大的反响。
他把这份对皇帝提意见的奏疏亲笔抄一份寄给家里。他父亲看了以后，为他捏着一把汗。写信给他，告诉他不应该以批评朝廷来表现自己的本事，而要从正面引导君王。父亲很担心这个事情给他带来祸患。但是社会普遍给他以很大的正面反应。他的好朋友刘蓉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把他比喻成一只凤凰，说他这五道奏疏将会引出一片朗朗晴天来。这是知识界对他的反应。就这样，曾国藩为自己制造了巨大的知名度。
通过“修、立、储、望”，曾氏在当时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政坛上的杰出人才。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运气好，使曾国藩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他中翰林后，十年七迁，３７岁便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湖南省，有清一代，３７岁官居二品的官员，空前绝后，就他一个人。不久正式做礼部侍郎，后来又先后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官运非常之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没有后来的时世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然而命运却把他从平静的书斋官衙里推到血火刀枪的战场中，这个转变的结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寻常的事功。
放下杂志，吴天然有些为曾国藩击节赞叹了。在自我修持上能做到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
（二）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末，一个改变命运的巨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这便是前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很快任命了４３位团练大臣。什么是团练？团练就是民兵，配合、协助正规部队。没有事，大家都是农民，有事了，拿起刀枪，就是军人。这个制度自古以来就有。
这４３个团练大臣，后来死的死，走的走，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惟一一个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就是曾国藩。成与不成，这中间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机遇，充分利用机遇，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曾国藩充分利用机遇的一个主要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大做强。回过头看，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过去团练只在县里，在乡下，当时所有的团练大臣都因循旧例，但曾国藩不是这样。他一到长沙做团练大臣，马上就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眼下的团练不行，起不到什么作用，必须在省城里建立一支大团，才好指挥。有什么突发事变，立刻把团练派去应付。哪地方有乱子，省城里有一支人马才好去弹压。请求朝廷批准在长沙建立一个大团，人数不多，只有１０００人。朝廷同意了。他一接到朝廷的指令，就把罗泽南、李续宾这些他最亲信的好朋友调来，利用他们原来在湘乡的团练基础，把１０００人调到长沙，编成三个营。这些人拿薪俸，穿军服，每天训练。他们工资比别人拿的高，待遇也好。不要做别的事情，每天*练，听候命令，这实际上就是军队，名义上仍叫团练，但实质已经变了。这是第一步。
曾国藩在长沙城里，完全按照严格的雷厉风行的作风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跟长沙城里的其他军队形成对立。那些士兵原来都是懒散惯了的，八旗、绿营完全都是老爷兵，根本不训练。到训练时就在街上找个要饭的，给他十文钱二十文钱代替，他们自己下馆子上酒楼。曾国藩严格训练，他们不高兴。此外，曾国藩为了地方上安定，大开杀戒。凡是遇到有作乱的抓了就杀。后来有人讲曾国藩是“曾剃头”，就是从这开始的。就地正法，坏了规矩。不用法律，也不要地方行政官员，所以省里的行政官员很不满意。军队不满意，省政府市政府对他也不满意，他在长沙就呆不下去。于是，他就给朝廷打报告，说现在南部很乱，北部相对安定些，请朝廷允许我到南部去镇守。朝廷同意了。然后他到衡阳，借口为江忠源提供兵力，大力扩张军队。很快就在那个地方建立水陆两支人马，２０个大营。水师１０个营，陆师１０个营。再加上辅助人员８０００多，共１８０００多人，号称２万，在衡阳建立了一支军队，浩浩荡荡。这样，他就从民兵师长变成一个正规军队的总司令。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他率领这支军队，一路北上，很快把武汉打下来了。打下武汉以后，他给朝廷上一个报告，要求攻打南京。曾国藩带领湘军收回中南重镇武汉，这是很大的本事，所以朝廷同意了。那时候打南京，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第一号项目，谁拿到，谁就是最了不起的。湘军是民兵，不是朝廷的正规军队，曾国藩却向朝廷要到了这个项目。然后他率领这支军队打南京，做大做强做到这一步，也就是做到最高了。
（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赢来最后的胜利。
真正的做大做强何其艰难！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从衡阳出师到打下武汉，这七八个月里曾国藩历经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四散溃逃、湖南军政两界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的羞辱。他打了败战，回到长沙，长沙把城门关起来，不让他进。一个堂堂朝廷大员，为国家的事情打了败仗，竟然连自己的省城也进不了，这个羞辱非比一般。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
经过一个短暂的胜利时期后，曾国藩来到江西，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国藩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这期间，曾国藩遭受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致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我的小说第一部《血祭》的最后一段，写他很凄凉地回到家里守父丧，那时是他神经官能症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５０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对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用湖南乡间的一句土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一个好汉牙齿被人打脱了，连血一起吞到肚子里。“打脱牙和血吞”，一层含义是不示人以弱，不要人怜悯，不在人前求取宽容。第二层含义就是把仇恨记在心里。
野史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一个湘军将领写报告，说现在是“屡战屡败”。曾国藩拿来改了一下，改作“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一字之动，精神面貌就完全两样了。
第十卷 风云无形 第920章 为官要全力以赴
吴天然在这本杂志上，看到了不少王国庆在上面的批注。**泡！书。吧*比如，为了目标，要全力以赴。要学会隐忍，内敛，舍得等等。
下面这一条曾国藩的成功之道，王国庆硬是用红笔全部圈阅了。可见他对此是多么重视。
（四）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野史记载，对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可以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都是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觉。曾国藩心里当然知道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他需要这样，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他是怎样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来确保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呢？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１、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就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所以军权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很清楚。
所以他要给朝廷造成这个印象：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于是他在创立湘军时，就立即提拔一个满人塔齐布做这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大概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提拔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曾国藩其实最不喜欢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这样做，有必要吗？朝廷难道真的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１８５４）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这很奇怪！当然有个理由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已经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但从感情上来说，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只有七天，马上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干了五年，可以说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咸丰七年（１８５７）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然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办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１８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