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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咸丰十年（１８６０）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这样的，而对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样子？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起一个七品官员。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安徽巡抚。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提拔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李续宾咸丰二年（１８５２）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１８５８）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１８５６）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左宗棠，咸丰十年（１８６０）是曾国藩保他，称赞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到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只有三年的时间，左宗棠就是闽浙总督，已经跟曾国藩平起平坐。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贡献更不能跟他比。但是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说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日子，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以我对他２０年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的时候，马上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说曾国藩现在不过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原因，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史学界也一直有这样的争论：湘军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这个原因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著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但是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你为什么不说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所以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很犀利的文章，但是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很长时间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原因，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不过是他的偏师而已。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所以朝廷要压他。同时要迅速提拔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２、尊重友军，尊重与之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
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军队，有胡林翼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国藩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国藩发迹的，曾国藩却对他特别尊重。
３、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不以权谋私。
在社会上，家里有人做了大官，家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做官者手里索取利益，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从旁人那里索取。我刚才说过，曾国藩对他的祖父特别尊敬，这是为什么？我只讲一点，他的祖父有过人之处。当年曾国藩考上翰林，这是他们曾家５００年来出的惟一一个功名，而且一步登天。在湖南那个偏僻的山村里，是多么震动的一件事！在送曾国藩进京的时候，曾国藩祖父对前来祝贺的亲友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我这个孙子现在是到北京去做官了。他做他的官，我们仍然靠种田吃饭。我们在家里还是种田，不要去麻烦他，以免分了他的心。对于一个做官的孙子，祖父这番话是多么重的一份礼物。所以当年曾国藩在北京做了那么多年的官，他家乡很少人来找他。
史料上记载，他一个亲妹夫来找他，想谋求翰林院的一个临时工的职务，曾国藩没有答应他。让他住了三个月，陪他到北京城里各处走走看看，然后打发他一点钱，让他回去了，劝他安心做一个农民。所以曾家人直接利用他的不多。比较多的是打着他的旗号。曾国藩非常注意限制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治家很有方也很严。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他真诚希望自己的子弟成为人才，这是他主要的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他作为一个从政者，不希望他的家属给他带来麻烦，要确保后院安静，免得授人以柄。
他在这一方面非常注意。比如他的儿子在湖南参加科举考试，他给儿子写信：你千万不要递纸条，不要去开后门，不要去找人，以免招来非议。他的家属从湖南到南京来跟他团聚，坐的船是当时湘军的船。他就讲，我现在没有坐在上面，船上的那个帅字旗就一定不能挂，以免沿途惊扰地方。
第十卷 风云无形 第921章 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吴天然想，看来曾国藩热，不是空｜穴来风，这个人身上的确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在曾国藩的成功道路上，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善变。
（五）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说，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曾国藩的一个朋友名叫欧阳兆熊，曾说过曾国藩一生在学理持守上有三变。
第一变是由词赋之学变到程朱理学。说的是早期曾国藩从湖南乡村到北京以后的修身行为。原来只讲八股文，后来才知道程朱理学的修身养性，真正的学问在这里。
第二变是由程朱理学变为申韩之术。他后来奉命到湖南办湘军，认为混乱时期，必须要以重典来治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韩之术，毫不讲情面。他有一篇奏折，讲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社会的安定，老百姓的安宁。我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所有的人都骂我，我也不在乎。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里讲，一个从政者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当时他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我现在可以送给我们从政的朋友们，就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在一个非常时期需要这样做，手段是霹雳的，心肠是菩萨的，是为了百姓好，为了社会好。这就是申韩之术。
但是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处碰壁，到处树敌。湖南、江西文武两界都不能容他。最后有人指点他，你不能一味这样蛮干，要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所以他后来逐渐体会到黄老之术的妙处，把道家的学理用于他的工作之中去，最后获得了大成功。我的小说第二卷一开头，就以两个章节来说这个事情，说他当时的病主要是心病，所谓岐黄可以医身，黄老可以治心，要以黄老之学来医治他的心病。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新的境界。
（六）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这样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这些典故都在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居，尤其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这种事情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妒，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甚至到洞若观火的境界，非常清醒。他多次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湘军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曾氏封侯之赏的同时，也对他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存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对他颂扬恭维，好话说尽，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对这个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九弟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却昏昏然，沉醉于大胜之中，放火烧南京城，大肆抢劫金银财宝，同时又埋怨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太薄。以老九为首的吉字营的将领，与曾国藩对当时险恶局面的清醒认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曾国藩面对这个局面，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１）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他在给中央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这个事情，说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这个话看起来像是官样文章，其实仔细想一想，也是事实。假如朝廷不支持他，中途撤换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设友军完全不配合，总是跟他争吵，也不能收到这样的战功。（２）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３）大量裁减湘军，９０％的湘军裁掉。湘军当时是一把横在朝廷脖子上的剑。他现在把９０％的军队解散，让他们回到家里去当农民，自动斩断羽翼，朝廷最大的顾虑消除了。最后达成一个交易。本来朝廷是要求湘军将攻打南京时得到的金银财宝交公。但是，这些钱都入了私人腰包。他跟朝廷达成一个协议：军队撤退，朝廷也不要钱了。（４）立即裁撤厘金局。厘金局就是收买路钱的卡哨，因为当时湘军没有军饷，朝廷没有钱。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老百姓很痛恨这些东西，最不得人心，所以他立即裁掉。（５）在百废待举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