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0
才情如此雅致，而人品有黄钟大吕的豪气，其所作绝句，竟予人以雄浑之感：“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像这样的妓女，仅以其文学艺术上的造诣而言，即便现当代的职业女作家，也势难望其项背。无怪乎当时顶尖级的文人才子们都争相与之结交。这种文人与丽妓间的相互感染、砥砺，造就了无数风情雅士、名媛丽姝。牛僧孺出镇扬州时，用杜牧为书记。这杜牧风流成性，业余时间都泡妞去了。牛作为长官怕他出事，每每派专人暗里盯着这位属下。杜毫不知情，放肆地在外花天酒地。后来杜迁官侍御史，牛出于爱护临别时叮嘱他不要太率性，注意保重身体。杜竟然文过饰非，自称向来很检点。牛也不戳穿他，只是把当年在扬州时便衣保护他的记录送给了他，使他大惭不已，且十分感激这位长者。自嘲之中，杜牧写下了“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事载于邺《扬州梦记》—— 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杜牧）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惟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煌罗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如意。如是且数年。及征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侍御史气概远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簏，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千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
其实，杜牧完全没有必要向牛老爷子撒谎，老人家是颇能理解风雅的。其他如白居易、刘禹锡之辈，则根本就不讳言狎妓之事。据《容斋随笔》载，河南尹李待诏邀集白居易、刘禹锡、郭居中等十五人参加禊礼——消除不祥的祭祀活动，竟然“会宴于舟，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宋人对白居易之辈的狎乐也艳羡不已，《中吴纪闻》中说：“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态等十妓，夜游西湖武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夜游西湖，一次就拥妓十名！后世谓唐人尚文好狎，白居易真可说是一个极好的活注解。后在长安与元稹相交，亦多率性自任，“征伶皆绝艺，选妓悉名姬”，每每“夜舞吴娘袖，春歌蛮子词”。元稹要去越州作短时逗留，白竟慷慨大度地将自己所恋歌妓商玲珑“借”给他亲狎一月！
文人丽妓的结缘，极大地推动了青楼文化的发展，使其汇流于中国文学艺术中，成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唐开始，名士名妓间敷演的情爱故事代代迭出，不绝于史。如唐之关盼盼与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白居易；霍小玉与陇西进士李益；西蜀薛涛与元稹、白居易；女冠鱼玄机与李郢、李忆、温庭筠；北宋李师师与词人周邦彦；台州严蕊与秦风、唐仲友；钱塘名妓王朝云与诗词大家苏东坡；元朝扬州名妓郦云红与赵孟；明朝京妓苏三与王景隆；汴梁名妓杜十娘与李甲；金陵名妓李香君与商丘侯方域；董小宛与冒辟疆……真是数不胜数。而所举这些青楼女子，无一不是色艺双绝、善诗词歌赋、通音律琴棋。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她们，中国还会不会有李商隐、杜牧、韦应物、白乐天、元稹、温庭筠、柳永、周邦彦、苏东坡、秦少游、贺铸、毛滂是之类极负“青楼薄幸名”的文学大家！
从整部中国文学史看，唐代诗盛，妓女善歌诗，除薛涛名震诗坛外，还有李季兰、关盼盼、鱼玄机辈，皆诗中灵杰。宋代词兴，青楼则善歌词，丽妓多精曲拍，善解词意，能琅琅上口，悱恻动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蕊。严蕊本台州营妓，文思敏捷，挥毫赋词倚马可待。台州守备唐仲友爱纳之。遇道学家朱熹以“肃清官箴”为名，将严蕊投入官牢，严刑拷掠，要她指供唐仲友，严至死不屈，坚不吐实，没有出卖任何人。除严外，宋时能作词、唱词的佳丽还有赵才卿、郑云娘、聂胜琼、马琼琼之流。至元代曲大兴、戏剧渐盛，妓中则多善唱演艺者，如顺时秀、天然秀、朱帘秀等等，都是吟风弄月、搬演闺怨曲唱的“第一手”。明代，按胡应麟的说法，是一个“不求多于专门，而求多于具体，所以度越元宋，苞综汉唐”（《诗薮》）的时代，因而妓中多全才，如秦淮名妓马守贞，人称四娘，工诗善书，又长于绘画，笔墨潇洒恬雅，为时人称道。
只是宋元以降，成都和苏、杭、淮、扬渐成烟花粉黛之都，妓业有从“艺”向“色”倾斜之概。明中叶之后，重色之风已较明显，嫖客选妓有“大同婆娘”、“扬州瘦马”之说。其中尤以“扬州瘦马”最受欢迎：
“维扬居王下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固因水泽气多，亦其秀淑之气所钟，诸方不能敌也。然扬人习以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邀厚值，谓之‘瘦马’。”（《五杂俎》）
但无论如何，妓女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实在功不可没。王书奴在其《中国娼妓史》中说：
“唐宋元诗妓词妓曲妓，多如过江之鲫，乃知娼妓，不但为当时文人墨客之腻友，且为赞助时代文化学术之功臣。”
这个评价，可说是非常中肯。林语堂则认为：
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男人们认为让体面人家的女子去摆弄乐器是不合适的，于她们的品德培养有害；让她们读太多的书也不合适，于她们的道德同样有害。绘画与诗歌也很少受到鼓励。但是男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与艺术上有造诣的女性伴侣的追求。那些歌妓们都在这些方面大有发展，因为她们不需要无知来保护自己的品德……中国知识妇女的历史，一部分需要在这些歌妓的身世中去探讨。（《中国人》）
中国“五四”之后出现的文化新人中，对妓女持肯定赞许态度的名士很多，持否定态度者倒不怎么闻于世。周作人同样是对妓女持全面肯定态度的——
总而言之，卖淫足以满足大欲，获得良缘，启发文化，实在是不可厚非的事业。若从别一方面看，她们似乎是给资本主义背了十字架，也可以说是为道受难，法国小说家路易菲立（LouisPhilippe）称她们为可怜的小圣女，虔敬得也有道理。（见《娼女礼赞》）
自然，与“知识分子妓女”交道的男子，不是社会中的性饥渴群体，恰好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是些倦于在家里应付三妻四妾的“性冷淡”者。可以想象，一群文盲或半文盲妻妾，除了谨守女德和能够生育而外，她们可说是什么都不懂，也许还像梁鸿、诸葛亮的老婆那么丑，但根据礼教，丈夫却“必与五日之御”，有义务轮流跟她们性茭！而性茭的目的是直接指向“广继嗣”的，其间断无情趣可言，稍有不慎则可能负淫邪之嫌。身陷如此困境，不从家里逃往青楼尚能如何？
也另有一部分豪门望族的男子，不愿狎乐于市间，而是在家中多置妓乐——把妓院搬回了自己家里。牛僧孺曾劝导杜牧，如果一定要行狎乐，就召妓至家中。看来牛是主张在家中蓄妓的。
蓄养家妓，风起在两晋南北朝时。若论起源，则可追溯至晋悼公、吕不韦。晋时，谢安风流自任，“每出游，必以女妓从”，那就是他自家养的妓。此举引得后世文人钦羡不已，往往以为表率，李白就有“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多处咏叹，倾慕之情跃然纸上。但晋时谢安远不是蓄妓的特出者。桓玄“后房妓妾数十”；陶侃“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石崇“侍人美艳者数千人”。北魏元雍“宅第匹于帝宫，俊仆六千，妓女五百”；“妓侍盈房……后多幸妓，侍近百许人”。北周李迁哲“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南朝宋之义宣“多蓄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女三千人”。南齐萧嶷“妓妾千余人”。南梁曹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
第五章11
两晋南北朝后，家妓作为身份地位和财产实力的象征，继续至隋唐。杨素在隋时“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见《隋书？杨素传》）。杨素同僚宇文述也有妓妾百数。至唐，蓄妓之风稍敛，似乎没有再出现后庭囤积上千佳丽的饕餮者，见诸册籍的豪奢分子不外：孙逢“妓妾曳罗绮者二百余人”（《云仙杂记》）；李愿“席上有女乐百余人，皆绝艺殊色”；宁王曼“宠妓数十人，皆绝艺正色”（《本事诗》）；郭子仪“家有歌姬十院”；李逢吉“姬四十人，皆处其下”（《全唐诗话》）……收敛的原因多半在于，唐官方将蓄妓数量作了限制，且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可以“蓄丝竹以展欢娱”。白居易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令后世之人对小蛮和樊素产生了无穷的想象，同时，也可说明，白的歌舞伎就那么几个，所以提起来如数家珍。至宋，则因为吏议甚严，又闹“肃清官箴”，权贵豪富蓄妓也不过十数人，不敢太甚。进入元明清时，家妓更其式微。但整个这一趋势并不影响妓业的大发展。家妓退缩的同时，是官娼的繁荣中兴。官娼之兴，是中华大帝国的又一“世界之最”：公元前685年，管仲相齐。在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推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