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 第20部分

，子午相冲，子卯相刑却不是件好事儿。”“那该咋办呢？”一家人吓了一跳。“莫怕。”紫寅先生安慰道，“这也不好说，还得看他的造化了，有道是：君子不刑定不发，若居仕途多腾达。小人到此必为灾，不然也被官鞭挞。我看爷们这一脸的福相，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大灾大难。不过这孩子命主属木，木又太盛，恐有物极必反之患哪！““这又如何是好啊？”文氏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有一个办法，保管他将来遇难呈祥，逢凶化吉。”“大哥，您说啥办法？要俺花多少钱哪？”文氏激动地问。“我又不是串街卖艺的，要什么钱呀？”紫寅先生笑了起来，“你们听好了：克木者，金也。金在西。你们有所不知，这西方有一大圣人……现在不兴说这话了……就像中国的孔子一样，此人叫耶稣。耶稣生于中世纪，是基督教的创始人。每年的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他的生日，这一天叫圣诞节。每逢圣诞节，西方各国就像中国过年一样热闹。耶稣好善，最后却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弟子将他一生的言行记录在两本书上，这两本书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统称《圣经》。这《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如今这孩子生于十一月初二，正是阳历的十二月十七日，圣诞节前夕。中国古代有一种哲学思想，叫‘天人合一’。为了顺天应人，遵循易理，不如将他的｜乳名取《圣经》中的一‘圣’字，叫‘长圣’，　你们平时都唤他叫‘小圣’就可以了，这‘圣’字就象征着冥冥之中有耶稣在保佑他。你们觉得怎么样？”一家人谁敢说一个“不”字？只有七嘴八舌地夸赞紫寅先生的学问大了。“另外，从八字上看……”紫寅先生再次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起来，“这孩子天生有一种睿智，学名就叫‘学智’吧。”小圣……学智的名字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叫起来的。打那天起，一家人每当呼唤一声‘小圣’时，真像读了一遍《圣经》一样安宁。小圣的名字不仅被喊在口里，而且被记载在《鲍氏家谱》中鲍学智后面的括号里。谁都不曾想到，仅仅这个奇缘，使得这一老一少成了一对忘年交。冯紫寅，原名冯清儒，字紫寅，生于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他的父亲冯聚才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冯聚才总共生了七个儿子，冯清儒排行老大。在这七个儿子当中，只有老大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兄弟七人，性情各异，优劣有别：有早期参加革命现已升到副省级高干的；有曾经当过汉奸还乡团终生被人民政府镇压的；有外出经商数十年早已变为外籍华人的；有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至今不知下落的；有在家务农的。等等不一。老太爷早在土改运动中就暴病身亡了。现在冯紫寅光棍一人在村里艰难度日，同时待在村里的还有他的七弟一家数口。冯紫寅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怎奈老先生生不逢时，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考试早在他的学子时代之前就划上了句号。然而八股文的破灭并没有改变他对传统文化孜孜不倦的追索意志。幼年扎下的牢固根基使得他终生都留恋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信仰。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咏得几篇好诗。然而他永远都想不通，他苦苦追求了一辈子的学问到头来却被村里人视为牛鬼蛇神。他本人还因为有一个“疯老头”的绰号而时常被人敬而远之，笑而戏之。“疯老头”的绰号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他确实“疯”过，而且“疯”的还不轻。这个“疯”字的来历要直接上溯到1958年。那时，国家鼓励发明创造。老先生倒是挺跟形势，他经过几昼夜的冥思苦索，终于有所“发明”。他把自己的“发明”成果直接寄往中共中央办公厅（他终生都不知道有中科院这个机构）。从此便天天等，夜夜盼，总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笔巨大的财富（用他的话说叫‘奖赏’）寄到他的名下。他老早就为这笔财富明确了去向：一部分用于购买农业机械，其余的用于扩大农村教育。他连一分钱都没有打算用于他的个人开支。一天天的等待，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然而，老先生并没有气馁，他一方面在坚持不懈地等待，一方面又在不遗余力地写信催问，直到生命的终结。据说有几次他把信件都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当然，毛主席是不可能在百忙之中去翻阅他的信的。直到他被抬上灵床，也始终没能看到一张印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的空信封。曾经有人问他究竟发明了什么，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了问他的人。原来，有一天他在河边洗衣服，偶然发现了分别盛在同一个搪瓷盆里的衣服和鞋袜使得盆子在水中下沉的幅度相同。后来他又用铁块和木块做了同样的实验，最后发现一个奥秘：只要两种物体重量相同，它们所受到的水的支撑力就相同。于是他把这一千真万确的“真理”以《天地对于万物是平等对待的》为题目撰写成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论文。姑且不谈这一结论正确与否，首先肯定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问题：“发明”与“发现”是两回事儿。即使他的“发现”是正确的，他也无法成为这项荣誉的得主。因为这一连普通初中生都明白的道理，早在十七世纪就被一位西方科学家概括为“阿基米德定律”了。由此，老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笑话可见一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切莫像村里人那样，因老先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荒唐可笑，从而诋毁他在社会科学中的真知灼见。至少有一点包括村里人都是不可否认的，他是个活字典。以前就有那么一个露头青怀疑过上述说法。有一天，这个露头青借来一本大字典，从中找出来一个他认为是最为生僻的字“樾”。为了确认这个字的生僻程度，他专门考验过村里的许多文化人，结果都不能辨认。他决定就用这个字来考验一下先生。这一天，他坐在树阴下无聊地在地上划道道，恰好先生路过这里，他就把这个字写在了地上，很谦虚地请教先生这个字念什么？如何解释？他满以为这下准能把先生难住。谁知先生张口便读yue（月音），并且解释说：“你现在所蹲的地方就是这个字的意思。”这个露头青听了，顿时张口结舌。先生酷爱读书，可是经过战火的焚烧，他的藏书除了绝无仅有的几本早已发黄的线装本以外，很少再有别的了。后来又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连残存的几本线装本也不见了。如果有哪一天他在道路上拣到一张烂报纸，他会千遍万遍地看个过瘾，并且千方百计地把它保存好。为了还老先生一个公平的说法，作者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假设老先生生活于一个处处洋溢着浓厚文化气氛的城市里，并且拥有一个良好的治学环境，也许他会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至少是一位学者。他极有可能在中国古代哲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学以及书法等方面有着重大建树。我的这种假设并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早在三十多年前，先生在极小的圈子里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毛泽东不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家，而是阶级斗争的实践者。因为他在阶级斗争理论上并没有重大建树，或者说他的理论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和列宁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他的许多论著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都是关于阶级斗争实践的学说。没想到三十年后的2005年的冬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听丁小*平教授以《关于红楼梦的哲学思考》为题目（题目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这个意思）的学术演讲，发现丁教授的观点跟先生不谋而合。当时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然而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早就不陌生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当这位不可多见的文化老人默默地走后，他留给人们的除了怜悯和笑谈外，再无别的。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历史是一面最公平的镜子。在芦花村人们的心目中，老先生可以被说成是一个疯子，一个书呆子，一个孤苦伶仃、可怜巴巴的老人，甚至可以被说成是一个废人，惟独不能说他是一个坏人。正因为如此，轰轰烈烈的十年浩劫，斗争形势那么残酷和激烈，他却幸免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灾难。在那种无情的环境下，不是没有人想整他，那几个出尽风头的红卫兵造反派早已把目光瞄准了他。在他们的眼里，老先生是一本最典型的反面教材。他们多想把这本活教材作为自己猎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啊。也许那些遥远的记忆对他们并不重要，可是他们的爹娘，他们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婶子的心里还有一本帐。人们不会忘记解放前的艰难岁月。每年的麦子黄梢、高粱红穗时，先生总会被父亲派到田间地头照看庄稼。那时村里人很多吃了上顿没下顿，眼见得冯老财主那鸦飞不过的田产里长出诱人的庄稼，谁不想趁机捞一把？每当看到那些可怜巴巴的人缩头缩脑地潜到自己的庄稼地里时，先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撞见扛着鼓囊囊包裹的人从庄稼地里走出，先生也不为难人家，只是提醒他以后小心就是。有时老财主发现庄稼被盗问及先生，先生总是百般地替人家遮掩，实在遮掩不过去，只好任凭父亲打骂。更加难忘的是1962年的深秋，当最后一片落叶离开树枝时，忽然阴风四起，瘟疫大作，灾难又一次席卷大地。十天之内，邻村已有数条生命被病魔夺去。噩耗接踵而来，芦花村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深夜，伴随着第一声绝望的残叫，死亡的阴影把一颗颗胆怯的心揪得痛不堪言。一时间，“天塌地陷”的传说不翼而飞。当第二声残叫即将发出时，一位叫花子模样的老书生出现了。他凭借着自幼学得的一手好针灸留住了这条汉子的性命。当一个又一个即将终结的生命在先生的针头下又恢复了活力时，“疯老头”的雅号一夜之间被“活神仙”取而代之。“疯老头”也好，“活神仙”也罢，老先生并没有在名字上有所计较。老先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