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之惊蛰》
作者：大肥羊
作品相关
青帮
一 青帮形成于近代长江下游，形成于今天的安徽省安庆市江面，故又称安庆帮，安清帮，清帮，与运河漕运的解体有直接关联。长江下游地区是漕运水手行帮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清代承担漕粮的有山东、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等省，而江苏、浙江要承担大半，因此，江浙两省的运河码头成为漕运水手聚集场所，“各帮水手多系山东、河南无业之辈。”
同其他水手行帮不同，江浙水手行帮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素习罗教，“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杭州和苏州成了水手中罗教信徒的两大活动中心。这些水手以庵堂为中心形成的团体，互助互济性较强，并无政治目的，只是影响社会治安。”
有清一代，漕私是仅次于枭私的一种贩私活动，大多数的漕船都要通过盐都扬州，甚至淮南盐抽掣所仪征，这为漕私提供了可能性。同其他盐私活动不同，漕粮为“天庾正供”，能拒绝关津检查，因而漕私有量大、隐蔽等特点。漕私的私盐来源很多，它也和枭私一样收集灶丁私盐和老少盐，但是和枭私明显的区别在于，漕私主要是利用漕船跨越数省的便利，购买官盐，赚得地区差价。如嘉道时，漕运水手行帮“粮船夹带，非芦私即淮私，而芦私盐价值较贱，帮所带尤多”。
两浙行盐区的江苏南部和浙江部分地区，主要是由江浙水手行帮中的嘉白帮从宁波、舟山群岛偷运廉价盐。长江下游的漕私为漕运水手行帮与盐枭的结合创造了条件，随着漕运水手行帮势力的发展，到了近代，其中的江浙罗教水手行帮和盐枭集团融合，最终发展成为近代的青帮。
近代青帮的前身是江浙罗教水手行帮。青帮的帮名很繁杂，《清门考源》所辑录的民国时的《各社会团体全宗汇集档案》中就列举了诸如“罗教”、“安庆”、“安清”、“三番子”、“清帮”、“青帮”、“家礼”、“临济道”等多种名目。
在近代的清档案文书中，有安清道友、巢湖帮、清帮、枭匪等混同称谓。青帮的发展历程，按青帮自已在《安清系统录》中的说法是“近代三百年来拥有中国东南半壁的一种水上社会势力”。近人也把青帮分成早、中、后三期。其实，青帮作为“从清代漕运船帮中脱胎出来的秘密结社”，
其真正形成也不过是近代的事，而且也只是在江浙水手行帮中。青帮形成以前的江浙罗教水手行帮并不是秘密结社，行帮并不是帮会。一方面，在漕运废止前，水手行帮，包括早期的江浙一带的罗教水手帮都是半公开的行帮组织，它主要功能除了互助、贩私外，更多的是维持漕运，因而它虽然也遭到清政府的取缔，但不是严厉打击的对象。从现有档案资料来看，至少到嘉道时，清政府对漕运水手行帮还是非常了解的，而且水手行帮的一些主要活动大都得到了官府的默许，如嘉庆有人供称“粮船上素来供奉罗祖，护庇风涛。其供奉罗祖之船名为老堂船，设有木棍一根，名为神棍，奉祀罗祖之人名为老官……不许人酗酒滋事，违者，老官取木棍责处，不服者送官责逐……”。
道光年间，船帮间为竞争新船积怨较多，常常争斗，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但在处理上也并不是当作秘密结社来对待，这和同时期处理其他帮会是有根本区别的。另一方面，漕运废止后，并不是所有的水手行帮都转而贩私，形成青帮，青帮一名在至少清代档案文书中出现是在近代漕运废止以后。水手行帮是漕船普遍存在的互助性组织，而其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只存在于长江下游的江浙水手行帮中。根据“青帮秘籍所记载的题名录，兴、礼、大三辈144人中，江淮帮20人，兴武帮47人，嘉白帮36人，嘉海卫帮14人，杭州帮14人，绍兴帮2人，湖州帮2人，嘉兴卫帮6人，镇江帮3人，都分属于江苏、浙两省的船帮。”
罗教水手行帮，更多意义上应理解为教门系统，可以看成是罗教的分支。首先它之称“帮”是沿袭了原来漕运的官方称谓，而非一般之所谓“帮会”。清制，漕运组织以省或粮道为单位，每粮道或省下分设若干个卫，帮是卫属的基层单位，一卫有数帮，如江淮卫有9帮、嘉兴卫有3帮。每帮船数有船30到60不等。水手行帮一般都是根据所属船帮命名。其次，罗教水手行帮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于罗教水手行帮的性质，学者往往多从其组成｜人员、组织结构及活动方式变化定性为帮会组织。其实从乾隆三十三年，清政府废除庵堂，罗教水手行帮活动转向老堂船后，其作为教门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其师徒传承、吃斋诵经，收敛钱财直到嘉道时没有太大的变化，“帮内之巢｜穴即老官师傅盘踞之船，名为老堂船，藏有经卷、神像，传徒敛钱……。”
罗教水手行帮在清中叶表现出来的成分复杂、组织强化、暴力色彩严重这些特点，这和清代中叶以来其他教门系统的发展演变基本是一致的。罗教水手行帮的宗教色彩淡漠也是清代中叶以来，秘密教门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非独罗教水手行帮才有。和其他教门系统不同的是，罗教水手行帮由于本身行业的特点，它反政府意识较淡，维系其生存的除了敛财外，更多的是通过贩私活动，这也正是它以后能和盐枭集团结合，形成青帮的前提条件。
二
长江下游江浙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与势力膨胀的盐枭集团结合后，随着漕运的停废，青帮终于形成了。在青帮的形成过程中，盐枭起了载体和媒介的作用。
道、咸年间，清政府改革漕运制度，即改东南河运为海运。咸丰三年（1853年）南漕全部改为海运。停漕后，清政府对漕运水手也进行过安置：一是给资遣散。二是由清政府招募为水勇。漕运总督杨以增在扬州一带“挑选精壮水手一千五百名，又招募壮勇一千五百名，派令前任淮安府知府福楙管带”。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漕运水手而言，生活无着落，沦为盗匪。“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纤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苏河连年溃决，饥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原来的江浙漕船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开始向旱码头发展，史载“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最终在长江下游地区完成由罗教水手行帮向青帮的过渡。
青帮之所以在长江下游地区形成，因素很多，包括两淮盐场对失业水手的吸引，太平天国所引发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秩序混乱，但这些都是青帮形成的外部条件，从根本上讲，青帮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会门与教门系统相互融合及长江下游盐枭势力的发展必然结果。
中国的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在地区分布上，“教门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会党主要活动在中国的南方……。因此有‘北教南会之说’。”这和南北之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地理环境不同所引起的文化差异有密切的关系。民国时学者王培棠在《江苏省乡土志》中曾就江苏南北文化进行评述，指出“以民情而言，江南柔而淮北刚，淮南江北界于刚柔之间”
“言宗教迷信，则江南以民智较开观念比较淡薄，淮北则迟钝保守，故宗教迷信观念，尚极浓厚，淮南江北则成一种中和态度，较江南为过，较淮北已不及矣。”近代以前的罗教水手行帮虽然地处江浙一带，但仍可以理解为属北方的教门系统。一方面，水手行帮特别是江浙一带的罗教水手行帮中，水手大多数都是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等一带的农民，江浙南方一带的人很少；
另一方面，罗教水手行帮虽然名为江浙一带的船帮，但是并不固定在江浙一带，他们通常要伴随漕船四处飘泊，居无定所。漕运解体后，南方的水手行帮解散后，一部分水手回到北方原籍，流而为匪。而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则凭借其原有的组织系统在江浙一带适应生存下来，并迅速向会门系统演化。促成这种演化的媒介就是长江下游日益膨胀的盐枭。首先，罗教水手行帮作为一种教门系统，由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在江浙一带社会基础很薄弱，而长江下游盐枭集团虽然在近代以后江浙一带人也很多，但就主体而言仍然是以北方一带的无业游民为主，这为罗教水手行帮融入并改造盐枭集团，形成青帮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罗教水手行帮本身主要依靠的盐私维系其生存，水手更习惯水上生活，漕运解体后，江浙一带复杂水面环境更适应其生存，而盐枭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一带的水上霸主，这是罗教水手行帮以盐枭为载体的重要前提。和普通的水手行帮不同是，罗教水手行帮在以盐枭集团为载体时，嫁接了自身的组织系统，并完成了自身的改造，形成了亦教亦会的秘密结社。
近代青帮的形成是在罗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盐枭相互融合中完成的。漕船中水手行帮包括罗教水手行帮出于贩私的需要，和盐枭的勾结由来已久。从顺治年间起，回空粮船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贩卖私盐的活动。“回空粮船约六、七千支，皆出年瓜、仪二闸。一帮夹私盐奚止数十万斤，会有计亡，实浸淮商数十万引盐之地为害甚大。”适应漕私规模的扩大，康熙、雍正时水手行帮开始与积枭“风客”勾结：“贩卖私盐之弊在粮船为尤甚，有一种积枭，名为风客，惯与粮船串通，搭有货物运至淮扬，托其本地奸徒，令其卖货买盐，予屯水次。待回空之时一路装载。并所售之价则风客与丁舵水手三七朋分。粮船贪风客之余利，风客恃粮船为护符。”“漕船回空带私为历来之痼弊，并有随帮风客除本分利、坐占淮扬数十万纲额，勾引枭匪，肆行无忌。”
适应粮船水手和风客贩私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