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粮船水手和风客贩私的需要，嘉庆、道光年间名为“青皮”的盐枭集团出现。“有一种土着匪盘踞码头，专为浪船通线散销，从中取利，名为青皮。其着名码头如当涂之四合山、桐城之从阳镇、五倡拐望之华阳镇、无为之土桥最为扼要。”
水手行帮与盐枭结合在漕运解体前，只能说是相互利用，这是因为漕运水手生活虽然艰辛，但漕运毕竟是“天庾正供”，水手收入相对较为稳定，贩盐不是漕运水手的主要生活来源。因此，至少“在道咸之交，这种结合还处于初步阶段，没有融合在一起，因此，清吏对他们还是连类并称所谓‘青皮党’、‘安清道友’”。
漕运改革后，长江下游失业的漕运水手更多的是以贩私盐维系生存，此时，罗教水手行帮开始与长江下游的盐枭集团融合起来。其主要标志是江北里下河一带的安清道友和江南太湖一带的巢湖帮形成。
安清帮也即安庆帮，“安庆道友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盗或窃，无恶不作。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
里下河一带安清道友的出笼大约在同治前后，光绪初年以前，安清道友多活动在长江以北。1861年礼部给事中卞宝弟奏称“闻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其先数百人，冒充兵勇，在里下河一带把持村市，名曰站码头。藉查街、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夺民财。近更加以各处土匪附和，窝主容留，结党盈万，散布愈多，并有李世忠营弁庇护，官吏畏势，莫敢奈何。”
里下游一带青帮势力迅速壮大和“李世忠营弁庇护”有重要的关系。李世忠在两淮盘踞7年之久，疏通会通河道，以利济贩私盐，自捆自卖，又设卡抽厘，“在他的羽翼下，安清道友得以出笼，并迅速壮大。”1864年“苗患”清除后，李世忠于1881年被裕禄借故除掉。但此时的两淮地区已是由游勇、丁役、盐枭组成的青帮的地盘。“淮北一带小民，以拜安清道友，仍以伙运私盐为业”，［18］而各关卡形同虚设，以致枭风日炽，劫抢之案，层见叠出。盐枭与青帮合而为一，“均住江宁之江都、甘泉县境，初仅贩私，继而抢劫讹诈等事”，成为反社会的秘密结社，虽然并非所有私盐贩都是青帮，但官方文书中所称的枭匪往往是指青帮。
巢湖帮是在嘉道时就是比较大的盐枭集团，“在长江下游的私盐活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道光时期，巢湖帮是皖北人为主的盐枭“青皮”，其组织严密，“资本多至数十万，大伙以数千计，小者二三百为群，炮们、枪矛、刀戟、鞭锤之器毕具，所过关隘，辄鸣钲施枪，衔尾飞度，…处处充斥，阻坏盐法，拢害地方。”
“青皮等或隐匿在船，假充水手；或散游在岸，托名短……”早期的巢湖帮和江浙水手行帮就有勾结。漕运改海运后，也大致是在太平军攻占镇江后，该处失业的舵工、水手大多投奔该帮，不久推选合肥人刘正裕、刘国魁为头目，占据了安徽巢湖和太湖的要道口，即现在南京高淳县的东坝。“他们长期寄居苏南，漕运失业的舵工、水手等推他们当盐枭头目，俗称‘巢湖帮’”。
太平天国以后的巢湖帮已非早期普通盐枭集团，而是融合了失业的江浙水手、青皮盐枭、淮军散勇和部分流民的成分复杂的青帮组织。作为青帮组织的巢湖帮在江浙一带凭借近代长江下游地区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发展迅速“巢湖帮之名由来已久，散处苏、松、常、暨浙之嘉、湖二属，专事贩盐聚赌，有时也抢劫勒赎。其始本悉皖人，近则就地无赖随声附和，党羽日多，滋蔓日甚。……此辈本无恒业，饥寒所近，不旋踵而仍为匪，其势必然”。
三
江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盐枭融为一体的青帮形成以后，在光绪年间发展十分迅速，大致可分成江南、江北两大势力中心。
江北包括苏北、皖北和皖东地区。安庆道友主要在两淮盐场和运河码头一带活动。皖北、皖东的青帮主要活动于江苏、安徽的交界处，如泗县、盱眙、来安、六合等地及“长江北岸和州所属无为、含山等州县”。“查明盱眙、来安两县交界之古城镇地方并与江苏六合县接壤，该处地僻人稀，向多伏莽，此拿彼窜，最易藏奸。安清匪会中人视为逋逃之薮，时出行动，聚党日众，挟嫌逞凶，…架杀营兵、乡约，戕害线勇作恶多端。……至于沿江……，党众势强，多以贩私为名，肆行不法。并仿哥老会匪恶迹，纷立会堂，散发飘布，派费入夥。在市则强取货物，持刀逞凶；在乡则淫劫勒赎，无恶不为。”
江苏的青帮活动主要集中在扬州和仪征一带，以“江淮要道商贸中心的仙女庙（今江都）为基地，嗣后向长江下游发展，以苏沪为中心，势力蔓延到京、瓜、清、淮”。
江南主要是原来的两浙行盐区及沿江重要码头，包括苏南、浙江等地区，这里青帮主要是太湖地区的“枭匪”，以巢湖帮实力较大。巢湖帮由原来盐枭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分除了原来的盐枭及罗教水手行帮外，还有以游勇为主的“光蛋”在内。蒋清端在《拓湖宦游录》认为：“光蛋本系游勇，大半籍隶巢湖，先因招募而来，后虽遣不去，只惟私聚赌以生涯，而党类千万，充斥海滨，械利船多，悉皆亡命。”
太湖地区的青帮活动情况，陶成章曾作过调查：“此外另有一派，贩私在苏、松、常、太宁、广杭、嘉、湖之间，即所谓盐枭也。其一切组织及口号、暗号，咸与洪门异，号称潘门，亦曰潘家，又别称庆帮。内分三派，一曰主帮，系浙东温、台人。一曰客帮，系操之过急北江北人，又别号巢湖帮，以别于温台帮。凡江南、皖南、浙西诸府之流氓、光蛋咸属此派。”陶成章的调查应该大体反应了太湖一带青帮实际情况。
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长江下游青帮势力迅速膨胀，不仅“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而且遍及全国各地。有学者认为，道咸间由江浙失业水手转向苏北而建立的安清道友，“在清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南路，它由苏北、皖东进入苏南、浙江；在北路，它由沛、丰诸地发展到山东、河南”。它大致反应了长江下游青帮向各地的发展路线，但是江南一带的青帮绝不是从苏北发展过来的，它是运河漕运解散后，由浙江、江苏漕运水手和早先和他们勾结的盐枭集团，加上本地的游勇光蛋等形成的。
近代青帮在长江下游形成后，既继承了原来罗教水手行帮和盐枭集团的活动方式和组织体系，又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呈现新的特点。
1、活动方式的变化。青帮的主要活动虽然仍以贩私盐为主要营生，但活动方式已和普通盐枭集团不同。首先，由于青帮势力庞大，在贩私中可以公然抗拒官府的缉私。这虽然在早期盐枭集团中也常出现，但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远非普通盐枭可比。如江苏江都的青帮头目朱盛椿（绰号朱大麻子）、朱羊林（绰号朱大花脸）“均为积年巨枭会首，无恶不作”，贩卖私盐多年。光绪三十四年率党百余人，执持枪械，拒敌官兵，他“肆行抢劫，掳人勒赎，坐地分赃，不记其数，积资广置田宅不讳”
其次，青帮在贩私中，更加注重与地方势力的勾结。时人指出，长江下游的青帮“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痒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29］如扬州青帮头目徐宝山就是一个典型。徐宝山在贩私盐中和扬州的盐商关系密切，“徐宝山原系盐枭，江湖中人称之为‘徐老虎’，在长江下游一带的帮会中颇有势力，与方氏兄弟（扬州巨绅）素有交情。”
2、组织体系的变化。在组织体系上，长江下游青帮和罗教水手行帮不同，通过吸收盐枭及其他帮会而形成了开放性的组织体系。罗教水手行帮按虚拟血亲关系建立，即以字排辈、师徒相承。自乾隆中叶拆庵毁堂后，罗教水手行帮活动中心仅限于漕船，其组织体系同漕船为主体的成员生存环境相适应。罗教水手行帮脱离漕运后，这种相对封闭的组织体系很难在旱地生存，因而长江下游青帮在形成过程中逐渐开始吸收盐枭和帮会的组织体系，形成了非帮非教、亦帮亦教的组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吸收了哥老会的组织方式。哥老会是“近代中国最有活力、势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无业游民结社”，它是以“啯噜为胚胎，广泛吸收青莲教、边钱会等教门与会党的组织形态，并不断加以融合而趋于一体化”形成的。
军兴以后，哥老会势力从两湖地区开始大量渗入长江下游地区，参与私盐的贩运并与青帮接触。到光绪元年，“安清道友、哥老会匪党甚滋，散布各省地方，狼狈为奸。”在与哥老会的接触中，青帮吸取了哥老会组织体系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特别是模仿红帮的开立山堂、散发飘布的组织方式。山堂香水，是哥老会相互区别而取的名目，“哥老会团必设一某某山名，犹寺院之某某山也。又有堂名，犹水浒传梁山上之忠义堂。又有水名，有香名。盖半为佛教，又其半则出于宗教仪式以外。”长江下游青帮在红帮的接触中，将其山堂香水的组织体系吸收过，如安徽“沿江枭会匪棍，党众势强，多以贩私为民，肆行不法，并仿哥老会恶迹，纷立会党，散放飘布，派费入伙。”
徐宝山开立春宝堂，进山堂的人每人持有票布，上有“山堂香水”的名称，以资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