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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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在美国-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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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从达琳的口里得知,中国的教师提出“怎么教创造性”的问题,我的心着实震动不小。因为“创造性”这个被中国的教育界长期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问题,终于又被提了出来,实属可喜!
  然而,“到底创造性能不能教?”在相当多的中国教师心里,是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要打上问号的。因此,他们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
  我问达琳:“您在中国喝过酸辣汤吗?尝过怪味豆吗?”
  很遗憾,她说只喝过酸辣汤,没吃过怪味豆。
  我告诉她,这样她可能不容易理解我的心情。当我听到中国教师问她“怎么教创造性”的问题时,就像就着怪味豆喝酸辣汤一样,难以说出个中滋味:有惊、有喜,更多的是尴尬和遗憾。
  后来,我又在1995年12月8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训练创造性思维”的提法。
  这就是说,在许多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认识中:创造性是可以“教”出来的!创造性思维是可以“训练”出来的。绕不开的定义
  许多读者可能不喜欢与定义打交道。
  当然,能尽量避开枯燥的定义,那是再好不过的啦!但在有些核心问题上,如果读者与作者在定义上不统一,就会像一个没有定好调的乐队,各吹各的调,各拉各的曲,奏(凑)不到一块,弹(谈)不到一块。
  因此,要阐述“创造性能不能教?”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和统一“教”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给“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把知识或技能传给人”。
  这个定义基本是准确的。
  有读者可能会说:“创造性能不能看作是一种技能?如果是一种技能,创造性就应该能教。”
  实际上,把创造性看作是一种技能,这是许多中国教师认为创造性可以教的根本原因。
  创造性是不是一种技能?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说清楚什么是创造性?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创造是指“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
  我觉得,〈〈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不精确,因为这个定义没有把“创”和“造”这两部分有机地联在一起。比如,“想出新方法”来解决了数学难题,这无疑是创造。但如果只“想出新方法”,而这个新方法并不能解决任何数学难题,这算不算创造呀?恐怕是只“创”不“造”。
  再比如,“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的说法也界定不清。显然,用旧的方法往往也能“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这不能算创造!
  我认为:所谓“创”就是打破常规,所谓“造”就是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包括方法、理论、产品、事物等。
  也就是说,创造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不打破常规,无所谓“创”;不“造”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只能是天花乱坠的想入非非。
  因此,创造性或创造力是指能打破常规去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之特性或能力。
  那么,什么是“技能”呢?
  技能是指“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
  至于创造性是不是一种技能?我们不忙下结论,先来看一个例子。
  我是在儿子矿矿刚三岁那年出国的。走的时候,还未到黎明时分,学院派来送行的领导和同事已在乱纷纷地搬行李、道别、祝福……
  忙了一阵,我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我,回过头来,只见沙沙的晨风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的神情与那三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
  后来,听说儿子逢人就说:“爸爸'出'广州去了!”
  又后来,听说妻子一、三、五晚上送他到夜校的国画班去学绘画。
  记得那时儿子最拿手的童谣是“小斑马,上学校,黑白铅笔买两套。老师教他画图画,他往身上画道道”。
  三岁孩子学绘画,不是闹着玩还能是什么?不往身上“画道道”就不错了。
  在我完全忘记了儿子上国画班去学绘画的事儿后,一天我收到一封较厚的家信。拆开一看,有一张约两尺见方的宣纸国画,画的是竹子:疏疏落落的竹叶,斜斜弯弯的竹干,布局协调,浓淡有致,且远近成趣。
  我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寄这幅画来?
  细读来信,我大吃一惊!我真不敢相信这幅画竟然出自我那三岁儿子的手!
  我真想大声呼喊以宣泄心中的惊喜!
  但这是堂堂的大学学府,左边隔壁是教育系系主任布莱恩博士的办公室,右边隔壁有不少学生在上课,我只能像困虎一样在办公室踱来踱去。
  正好隔壁的布莱恩博士走过我办公室门前,停下来歪着脑袋笑眯眯地看着我:
  “怎么样,黄教授?有什么不对路的事情吗?”
  在美国大学里,人们多用博士衔头相称。如某人被称为“某某教授”,常常是因为此人无博士学位。当时,我就是那种为数不多的被称为“教授”的人。
  布莱恩博士为人非常之好,有时我太思乡念亲了,就会到隔壁去找他宣泄一番,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懂,或者甚至听没听进去。
  其实,每当这种时候,他那双蓝蓝的眼睛基本上都还是蛮专注的。
  这不,我正要找个人倾诉“衷肠”,不正好是瞌睡遇着枕头吗?
  我一把拉他进我的办公室,说:“没有什么不对路,是有人给我送了一幅画!”
  说着我展开儿子的那幅竹子的国画。
  他眯着眼睛,歪着脑袋审视了好一会儿。
  我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教授画的!”
  他眨了眨那双蓝蓝的眼睛,点点头沉吟道:“不错!不错!”
  大家都知道我刚来时给教务长和美术系主任各送了一幅较有名气的国画画家的作品,因此布莱恩博士对我的戏言竟然相信了。
  我看他很认真的样子,突然不忍心骗他。我说:“不,这是我儿子画的……”
  布莱恩博士最爱和我开玩笑,而且什么玩笑都开,甚至是一些男人之间才开的玩笑。
  但是我立即感到后悔,因为我发现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些I
  他的脸色在一瞬间掠过几个变化:既有被作弄的尴尬,又非常不相信那是三岁儿童的画,同时也对自己鉴赏中国画的水平有点怀疑……
  这是一个根荒唐的故事,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
  说它荒唐,是因为把一个三岁儿童的画说成是一个著名教授的画,也有人相信,而且相信的人是一个美国大学的教育系主任!
  说它真实,那是因为是我的亲身经历,不然我也难以相信。
  说它发人深省,正是因为它的荒唐:为什么一个美国大学的教授竟然相信一个三岁儿童的画是出自一个名人之手?
  这有如下两个可能:
  第一是该美国教授鉴赏中国画的水平太低。这个“可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读妻子的信前,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是儿子的画,不然我就不会惊喜得像困虎一样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了。除非连我的水平也太臭!
  第二是儿子的绘画技巧实在太好,以致达到“乱真”的地步。
  后来,我没敢再开玩笑,老老实实“坦白”是儿子的画。但是见者均赞不绝口,竟然没有一人相信是三岁儿童的画,反而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1996年,儿子12岁时,用铅笔素描了他的偶像爱因斯坦的肖像,那才叫逼真呢。拿到学校,其老师赞叹不已,根本不敢相信是他画的!年底开家长会时,还专门委婉地侧面向我们求证是不是他画的。
  现在妻子用镜框装了起来,更能迷乱来客。
  1997年,为了让孩子们亲历市场经济的社会,学校让同学们自由组合,成立各自的“公司”,在校内的同学和老师之间做一个月的生意。也就是现在国内时兴的语言叫“下海”,于是,卖糖的、卖饼的、贸易性质的、服务性质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那真是上厕所撒泡尿都可以碰到三五个“总裁”、“董事长”之类的人物。
  儿子与另一孩子成立了一家绘画“公司”。生意“牛”得不得了,孩子们排长队买他的画,还有人下了课往家里打电话订画。
  有一天,有个女孩子打电话来,非得要矿矿接不可。
  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呢!原来是要订购儿子的画。
  有一个老师自己买了还不算,还帮亲友购买。
  有些排了队,但是直到学校规定的做生意的时间快结束了还买不到画的孩子,为了得到画,就干脆先付“定金”。
  结果,这项活动结束了很久,“公司”都不知道散到了哪个爪哇国去了,孩子们订购的画仍未能兑现。只好把定金给退啦!
  儿子的画价廉物美,一两美元一幅画,最贵的5美元一幅,那还是老师见物有所值,过意不去才在买画时自己提的价。
  这一下来,最后儿子个人赚了50多美元,还不算他大手大脚地花5美元买别的“公司”的一块再普通不过的饼干之类的花费,以及与“公司”合伙人之间至今喋喋不休、耿耿于怀的账目不清。
  说了这么多,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
  请读者不忙下结论,继续往下读。因为答案是否定的。这或许使读者很感到迷惑。
  妻子刚来美国时的英语家庭教师叫芯西亚,其夫为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
  通过芯西亚走的“后门”,我们把刚五岁的儿子送到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
  每次开车送他进去后,我就困极无聊地自个儿坐在车里等上一个小时。
  有一次,实在太冷,就开车回家,没坐一会儿,就又得开车去接啦。
  据说,他三岁时去的那个国内的国画班,家长们都呆在教室的后排。一开始上课,家长们就七上八下、你去我回地帮孩子们磨下墨、蘸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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