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时，他特别说明：“绰号‘硬饼干’的是高尔德下士。如果这个事件让他们两人言归于好，那至少还令人好过一点儿。”“那个人”的信让他很吃惊，就像玛蒂尔德第一次念那封信的感觉一样。他把那封信念了两次，又回头念了第三次，然后把信高高地举起来给玛蒂尔德看，很清楚地对她宣告说：“我可以拿我父母的头打赌，这封信有密码。”
食堂飞贼（5）
玛蒂尔德告诉他别去惊动他长眠已久的父母，她自己早就怀疑贝努瓦·诺特达姆和玛丽叶特之间的信件是有密码的。可是他知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密码？塞莱斯丁说，夫妻、未婚夫妇、情人等之间都有他们特约的通信方法，以便逃过信检的耳目。比方说，有的字有双重意思，只有决定这些字义的夫妇自己才明白某个字的特定意义。连情报机关的专家们都没有办法猜出这些密码。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他知道其中三种常用易解的。一种叫“跳蚤”，就是通信的双方事先约好，看信的时候要跳着看才能了解真正的意思，也许每两个字，也许每三个字，或者每四个字，或者更多字自成一组。第二种方法叫做“爱情国地图” ，就是双方先约好只看信中的某几行。他可以确定“那个人”以上两种方法都没有用。而且话说回来，如果他真用到了其中的一种，玛蒂尔德早就看出来了。第三种方法叫做“电梯” ，就是双方先约好一句秘密话，然后从这句话出发，或者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用一种特别的、也是事先约定好的方法去念一些特定的字。如果诺特达姆用的是“电梯”法，那就必须看他的原信，艾斯普兰萨的手抄本一点都没有用，因为他没有按照一定的方法排列信上的字句。 玛蒂尔德喝完碗里的咖啡。她要塞莱斯丁念下一封信，就是那封他们在法福里上尉的掩蔽壕里等待时，“普通法”口述、塞莱斯丁手写的信。他自己心知肚明，拼字他向来就不太行。除了信中的错字都被艾斯普兰萨改过这点以外，他记忆中的信跟这封艾斯普兰萨的手抄本好像没有什么不同。玛蒂尔德说：“这封信也有密码，是丁娜·隆巴迪的干妈亲口告诉我的，你一会儿在我的纪录里就会看到这件事情。你想得到吗？”他动了一下头，叹了一口长气，然后回答说：“你吃吧。让我自己看完。” 看完玛蒂尔德在画图纸上纪录的鲁维的调查经过后，他静默地站在阳光下很久，注视着湖水和退潮时聚集在沙丘上的海鸥。过了一阵子，他走回来坐下，对玛蒂尔德说：“现在，我明白法福里上尉临终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他指的是班卡雷总统的特赦令。我们的指挥官拉鲁耶接到特赦令后，藏在抽屉里，没有发布出去。” “他为什么这样做？” “我怎么知道？可能他根本就是个混账，或者他想给哪个上级一点颜色看，或者他想让法福里上尉当替死鬼，什么都有可能。如果哪天有人跟我说，特赦令下达时，他正在大宴宾客，没时间发布命令，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至于查多罗夫人的信，也就是他顶头上司查多罗下士母亲的信，让他看了相当迷惑不解。 “黄昏宾果”事件以后，他还常常见到查多罗下士，一直到一九一八年春天以后，他们两人才因为战争的各种未知数分开来。查多罗从来就没有跟他提过对“黄昏宾果”事件的任何疑点。他相信查多罗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他脑海中的疑问。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一定会知道，因为任何谣言在营地或战壕里都传得飞快，他一定会听到别人谈论这样的事。 “你们之间常常提起这个特别的星期日吗？” “对，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说起。我们谈到双方的攻击，牺牲的兄弟们，还有那些因为负伤而终能解甲归田的伙伴们。时间一久，这件事也在我们记忆中慢慢变淡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战争中烦恼不断，日复一日，再大的伤痛也变得无关紧要了。” “你们谈到这个星期日时，就完全没提到这五个死刑犯吗？” 他低下头说：“谈又有什么用？连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伙伴，我们也不忍心谈论呢。” 说完以后，他把查多罗夫人写的那封信又看了一遍，就是查多罗放假回家跟他父母谈论“黄昏宾果”的那封信： 你们说得对，我看到的一定都是梦中的事。虽然我看到雪地上有五具尸体，可是其中有一具，甚至可能有两具，不是我意料中应该在那里的人。 他说：“这一段我实在不懂。我不知道查多罗星期一早上又回到‘黄昏宾果’战壕去了。我们那时候在德军的第三战壕，约在‘黄昏宾果’右方三百公尺，前方一公里左右。如果我们要到后线去，一定会抄近路，而不会跑回‘黄昏宾果’。” 玛蒂尔德问他：“还有谁在那个星期天晚上星期一早上回到后线去过？” “我不记得了。我自己就回去过。有时候是为了运送伤兵，有时候是为了找填饱肚子的东西。可是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自己是绝对不会在炮火下还特别去绕远路的。” 他想了一阵，然后说：“其实，很多人在星期天晚上都必须回到后线去。不是把犯人解押回去，就是回去拿火药子弹，帮炮兵队的忙。当法华尔中士长担任起指挥任务时，我们大家都有点弄不清楚他究竟要做什么。其实，他是个头脑清醒、临危不乱的人。后来，我们在‘圣母道路’战壕一带作战时，他是我们的上尉指挥，处事从容果断，很有大将风范。” “你告诉过我，有人说星期一早上看到玛奈克躺在雪地上的尸体，背上被一颗‘信天翁’的子弹穿过。这个人绝对曾回到‘黄昏宾果’才能这样说。他是谁？” 塞莱斯丁绝望地摇着头。在那段短短的时间里，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事件。他只记得天又开始下雪，可是他想不起来是哪个战友告诉他这件事的。他甚至不能确定跟他说起这件事的人是不是那个亲眼看到尸体的人，还是只是复述别人的话而已。
食堂飞贼（6）
他又想了一阵，然后补充说明：“你知道，查多罗的母亲很可能误解了她儿子的那句话。 我们了解的很可能跟查多罗想说的有很大距离。查多罗也许要说，在那五个死刑犯里，至少有一个，或有两个，根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分。查多罗指的可能是你的未婚夫，因为他神智已经不正常了。另一个指的可能是‘爱斯基摩’，因为他坚持他是无辜的。” 玛蒂尔德同意查多罗那句话也许被误解了，但不可能被误解到这种程度。如果他不同意的话，只需要看看维罗尼卡·帕萨望的信，还有玛蒂尔德记录下来的，有关维罗尼卡和丁娜·隆巴迪一九一七年三月见面时的谈话，就会明白。丁娜去找维罗尼卡时，只距“黄昏宾果”事件发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塞莱斯丁说他已经看完这两封信了。他说，各种各样的女人到各个营区去，都是为了寻找她们失踪的心上人。她们经常上营区士兵或当地居民的当。那些人随便捏造一些她们想听的消息，然后用这些假消息跟她们交换几个硬币，一个表，或者一些好处。塞莱斯丁不愿意讲粗话让玛蒂尔德听了不舒服，可是，战区的那些人的确用一个极为肮脏下流的名字来称呼这些可怜的女人。他常常听到那些人跟别人吹牛卖弄，说他们如何免费和一个轻信他人言词的上流社会小姐睡觉，或是某个像丁娜·隆巴迪这样的年轻女人。 他在那堆纸里找了一阵，抽出一张玛蒂尔德的画图纸来说：“你看，你自己也说丁娜·隆巴迪一定搞错了。她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出来，她那宝贝安琪跟另外四个死刑犯一起被押解到‘黄昏宾果’，那四个人中的一个脚上穿着从德国佬那里抢来的军靴。然后她不知道从哪儿又打听出来，穿德国军靴的是‘爱斯基摩’。之后她又打听出来，星期一早上，一个在‘黄昏宾果’受伤、穿着德国军靴的士兵被送到巩布勒的救护 站，而且跟他一起被送到救护站的，还有一个‘黄昏宾果’的年轻士兵。因此，她推测那个穿军靴的，一定就是‘爱斯基摩’，而那个年轻人可能是她的情人。她的推测完全错误。你说对了。穿着德国军靴的是班杰明·高尔德下士；至于那个年轻的，我知道是谁，是一个从夏朗德来的。跟我一样，是一个一九一六年入伍，绰号‘拉侯歇尔’的人。我可能从来没听过他的真名。那天夜晚，他们两个的任务是把德国战俘押解到后方去，可能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被机关枪的散弹射中而负伤。我在战壕里时，听到在路上遇见他们两人的救护兵问我们，高尔德下士是不是属于我们这个大队的。 救护兵说，他头部中弹负伤，血流如注，可是，他肩上驮着一个情形比他还要糟糕的年轻人，那个人的绰号叫做‘歇尔’还是‘拉侯歇尔’什么的。高尔德下士脚穿一双德国军靴，拖着沉重的步伐，向救护站走去。” 玛蒂尔德沉默不语。塞莱斯丁继续看着玛蒂尔德那堆纪录。过了一会儿，他看到有关班杰明·高尔德去世情形的记载，说他在没来得及撤退以前，就被轰炸巩布勒救护站的炸弹炸死。看到这里，他说：“可怜的‘硬饼干’下士！我从来就没有看他笑过一次，他整个人就像阴霾密布的天空，从来没有晴朗的时候。可是他是个好人，我也从来没看过他找任何人的麻烦。” 他想着“硬饼干”。烟已经抽完了，他一会儿把烟盒捏成一团，一会儿又用手掌把皱成一团的纸抚平，一边说着：“有一次在营区里，我看到他在修理一把椅子。他修理的时候，我跟他聊天。他告诉我他有个太太，还有五个小孩。他还把五个孩子的名字一一念给我听。 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我惟一记得的只有他的手指头，就像一双珠宝匠的手一样。我从别处了解到，在这场可恶的战争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