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大要之一，即是西北阴抑科举而代之以官吏学校，使考不中官吏学校的西北儒学生员几绝仕进之途，虽然生员还有机会可选入监察院任职，却是必须与其他民爵士和退役军功爵士分享监察督责之权，不惟不能一家独大，而且监察院依附于平虏侯，权力也并不是很大，无法对各级行政事务官员形成威慑性的钳制力，因为最高的裁决权毕竟始终操控掌握在平虏侯手中，监察院说白了就是平虏侯体察民情的一个耳目，一个用以制衡长史府和地方府县官员的工具。如此‘狂妄无比’‘阴险狡诈’的推dao帝国沿习已久的科举大制，国家根本（虽然西北在名义上并无废除科举，但西北选任官吏全然不依科举中选的名册，而只依据西北幕府自己的考试、考察、考成的一套结果，相当于另起炉灶，变相的把科举束之高阁），这在东林党人眼中简直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事，不但攸关儒学生员切身利益，也关系儒学的兴衰，兔死狐悲，岂能不大为激愤？东林党人对此攻讦批评最是激烈，常比之为始皇坑儒。
其二则是西北肆意革新官制，尤其是单独析置税课提举司和提刑按察行署，使之直属于西北幕府，使征收税课和司法问案这两项大权完全从地方州县亲民官员（知州、知县等）的手中剥离，集中到西北幕府手中。在课税和司法上，西北幕府都是一插到底，这最为东林党人所诟病，谓之专权横断，比之为世宗朝穷凶极恶的矿监税使，比之为始皇帝专制独裁的暴秦虐政；
其三则还有分置军勋民爵，以及允许儒学生员以外的农牧工商势力成立会馆会社的施政举措，这些举措因大大分薄抑制儒学生员、乡宦豪绅干政的力量，不合长久以来的帝国传统，‘新贵’与‘旧族’矛盾冲突难免，这也大受东林党人攻讦恶评。
对饱受东林党人同道批评攻讦的这几条西北‘恶政’，程沂心情一直很复杂。无论是身为儒生，还是身为东林党人，在情感和信念上他是不太能接受西北幕府在治理施政上所作的种种变革改良的新政；但是在时务上，他却又不能不承认西北幕府如此新政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帝国地方政治旧有的一些痼疾弊病。
譬如赋税钱粮的催科（科者，课也，征也），在帝国现今的州县官吏而言，其职责惟以催科为要。所谓“日夜从事，惟急催科”。其他行政事务，所谓教化，所谓赈济，所谓安民，所谓恤狱，等等全部被搁置一旁。
早在宣宗朝鼎盛年间，上解税粮就是帝国地方州县官吏考课的“硬指标”。此后，考课地方官吏实际上已经不再重视教化抚治，唯以赋税催科为事，‘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治，专于催科’是也，‘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离任审计合格）’。地方官员惮于考成带征，催科往往重以敲扑，不能完纳税粮的小民被杖责枷锁寻常得很，屁股打烂，流血满地，致残或致死人命的事例在所多有，灭绝门户亦非鲜见，民力不胜官府钱粮催科的暴政压力，往往举家流亡。
州县的催科，一方面是朝廷之政以及官员考课逼迫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经手官吏有利可图。通过催科，官吏自身才能中饱私囊。催科不力者，宦橐亦较为羞涩。地方州县催科既有上面的压力，又有官员自身牟取私利的动力，鲜有不卖力催科的。帝国之内如清官海刚峰一般的廉己自律者，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算计个人仕宦收入者则比比皆是，遍及州县。催科钱粮本亦无可厚非，但是变本加厉，却演变成残虐害民之政。
西北幕府单独析置直属的税课提举司，西北幕府与地方府县各征各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虽然未见得就能一朝尽扫官场积弊痼疾，却在相当程度上杜绝了州县亲民官吏残民以逞，通过催科牟取私利的邪路。而西北对府州县地方官吏的考察铨选，从此不再惟以催科为重；西北地方官吏在催科以外的其他抚治政务上，较之帝国其他地方的官吏颇能多所用心；西北黎庶商民不大为催科所苦，能够相对轻松的营生治产，等等，这些都确是事实。
西北官场风气整肃，吏治较为清新，固然不是单纯的一策一政所致，而是在天下酝酿大变的形势时局下，以雷瑾为首的西北幕府审时度势慎思断行，不失机缘的渐次施以诸般新政，锐意革新，才造就今日独霸西北的局面，形势、时局、机缘、人心、策略、决断等，诸般种种，在这一过程中，人事因机缘，机缘成｜人事，自助者天亦助，自弃者天亦弃，可谓缺其一而不可成。但是，这也可以说与西北幕府革新官制以及在衙门官署的设置上煞费心思不无关联，这些若也是恶政，在程沂看来，真的不知如何说起了。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程沂尽管内心矛盾不已，在东林党人诸多同道的再三来信催逼下，今儿却也是实在拖延不过，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城，赶赴成都东面的金堂县，与一位从京师远来早已等候多时的神秘客人会面。
孤身去往金堂，在身为执政府兵房车驾主事的程沂而言，随便都可以找一大把公务上的借口，而丝毫不会引人怀疑。
四川执政府兵房车驾主事的职掌之一就是协助管理邮政驿传，虽然在西北幕府，这主要是军府该管的公务职事，却也在在需要执政府辖下的相关衙署全力协助配合，不是军府的衙署就可以一手包办下来的。就因为这个，程沂管着一摊子邮驿上的公事，便需要时时离开成都到外地办差或者巡查，所以他借口到金堂县公干，执政府的同僚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怀着满腹的心事，打马扬鞭，程沂很快就赶到离成都不太远的金堂县城，在县城近郊一座香火不是很盛的寺院禅房里，找到了来自京师的神秘客人。
在程沂眼中，这位白面无须脸圆体胖，自称姓张名玉的药材商人，挂着一脸祥和无害的笑容，显得非常平易近人。
但是，程沂老是在心里犯嘀咕，老是觉着有些儿不对劲。这位张玉虽然头戴雷巾，穿一身石青绫罗直裰，打扮得确实象个商贾，随身甚至还带着乌木戥子，若说他不是商人真的没人会信，但程沂已经岁月历练，非复昔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懵懂生员，还是敏锐的觉得眼前这人有些奇怪，但具体什么地方奇怪却又一时说不上来。只是这‘商人’张玉既然能拿得出东林党人同道的亲笔书信，程沂倒也不好多问。
这自称是商人的张玉其实已经在这寺院中借住了好几天，早已寄籍于金堂县，领取了官方发给的寄籍商帖，所有的这一切，为的就是等待着与程沂的秘密会面。
彼此寒暄了一番，话入正题，张玉的要求倒也不算过分，他只是要求程沂利用其车驾主事身分在公事上的便利，为他提供有关平虏侯起行打尖宿营下榻的确实行止动向，包括何时、何地行止歇宿等消息，这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程沂操心，而且他还保证不会让程沂卷入到他们正在秘密进行的事情当中。
平虏侯南下巡视的消息早已经宣扬得沸沸扬扬，整个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域之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平虏侯南巡确实的行止动向，一般人是很难窥伺到的，程沂因管着邮驿上的公事，有公务之便，却是不难摸清平虏侯大概的行止歇宿动向。
张玉这话听起来似乎处处在为程沂着想，其实骨子里却是不太信任程沂，而且也在隐隐警告程沂，他们还有别的消息渠道可以核实印证，你别想耍什么花样，最好老实安分一点，大家都方便。
默然盘算了一下利害，程沂还是决定应允张玉的要求，虽然他约莫已经猜到张玉意欲对平虏侯有所不利，或许有什么秘密的逆谋刺杀行动正在策划当中，但他不会为平虏侯担心——
如果平虏侯是那么容易被人暗算刺杀的话，也就不是平虏侯了！
平虏侯是有很多人颂扬他，佩服他，敬爱他，崇拜他，乃至于敬畏、臣服；但也有很多人暗中抹黑他，鄙薄他，诅咒他，仇恨他，甚至付诸于行动，以暗杀、袭击、下毒等方式表达出极其顽固而激烈的仇恨。
针对平虏侯的暗杀层出不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讫今为止，还没有一次袭击暗杀真正成功过，甚至许多暗杀早早的就被扼杀在了萌芽时期。
张玉的谋算能不能成功，不必去多想。每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是死是活，利益得失一概与别人无干。成或不成，至少眼近与他程沂没什么关系。
程沂虽然与许多东林党人一样，有志于世道时务，也曾经翼望能以经世致用的实学，实心为国，为民任事，创立一番经国济世的宏伟功业，以有益于国家、人世，但自己的利益总还是最在乎的，他毕竟不是什么圣人，就是圣人也得吃喝拉撒，毕竟人活一世，根本就无法摆脱与人间烟火为伴的宿命。
东林党人的同道在给他的书信中说，只要他能答应京师来人的要求，按京师‘那人’的要求去做，他在京师待选时积欠下来的巨额债务将会有人出面替他一笔勾销，而且还会‘白给’他一笔银子。这笔帐，程沂怎么算都算得过来，反正于他不会有亏折就是了。
至于平虏侯的生死对他程沂重要吗？也许重要，但不如自身的利益更重要。虽然平虏侯是他所效忠的新主家没错，但还没有到令他不计利害、誓死靡他的地步，考量权衡自身的利害才是最重要的，何况这个张玉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了，不容他不答应。
见他点头答应提供消息，张玉笑呵呵的拿出一张银会票递给他。这是一张帝国五大钱庄之一‘德兴隆典当行’开出的十足兑现不再加收‘汇水’（汇费）的大额私票，信誉卓著，只认票不认人，只要德兴隆典当商号不倒即可随时兑现，私票上填的密押、日期和当字虽然当铺以外的人一个都不认得，但所填面值和成色程沂却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