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逼近沈阳，寻敌决战，因此这战地上的火葬条件就困难了，薪柴之物用作炊饭尚觉不足，所以除非必要，武宁侯麾下的辽东边军一般不选择火葬，多以土葬为主。敌方、我方尸体的埋葬虽然不同，但埋葬之地尽量选择凿井不易（远离地下水）的干燥地段，并要远离可见水源（地表）和营垒阵地，填土三尺以上埋葬。
虽然军政事务繁冗，但武宁侯历来重视此事。此次兵发沈阳，每战之后，都要在百忙之中拨冗抽身，察看士兵、奴隶打扫战场，过问清除敌军尸体，收殓埋葬己方将士遗体的情况。
应该说，武宁侯此次对于与敌决战，攻克沈阳，光复辽东的信心非常之足，当然他也做好了可能挫败失利的准备，战场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谁能预先知晓呢？
武宁侯雷顼的信心，首先来自于他本身的军事政治才能，当年他能够下决心独揽军政大权，进而趁势割据辽东，并且能够将辽东这一个被前任以及前前任的督辽文官、监军中官败坏的烂摊子慢慢清理出一个模样，又在事实上兼并控制了朝鲜藩属，联合海天盟的武装船队威逼挟制日本江户幕府俯首称臣，编练渤海水师，垄断辽东贸易商船队，进可攻退可守，成就其藩镇割据之势。换了任何人能够做成他这些大事，也都会对辽东的未来深具信心。
雷顼的信心，还来自于他近些年‘分封’下去的一大批土地‘勋贵’。
对武宁侯雷顼来说，久经战乱的辽东藩镇长期与鞑虏拉锯争战，逃荒、逃难、死难者很多，土地荒芜，人口又远逊辽东的鼎盛时期，并不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地方，虽然辽东镇辖区近几十年既不象帝国北方大部以及中原那样频繁爆发大旱大蝗大疫，也不象帝国江南不是大涝就是大旱，如果没有建州鞑虏带来的连年战争兵祸，‘风调雨顺’的辽东镇甚至可以算得上帝国版图上难得的一块乐土。
雷顼在辽东巡抚熊绅等谋臣幕僚的辅佐下主政辽东，重整盐政、粮政、马政、船政、铁政、茶政等，并与朝鲜、日本、蒙古鞑靼、南洋、西洋贸易，但辽东镇百废待兴，募兵练兵、征战讨伐用度极大，雷顼手上并没多少余钱可以赏赐那些征战有功的将士。但是他又深知，皇帝不差饿兵，没有足够的爵禄勋赏酬庸将士军功，有功不赏或有功吝赏，将士岂会用命，谋臣岂会尽力？逼不得已之下，雷顼也没别的法子，就是谋士幕僚们一个‘分封’而已，将边外打下的土地庄园、水草牧场以及奴隶当作战功酬庸，陆续封给有功将士和谋士幕僚，加以‘封号’‘官衔’，允其子孙世袭其爵，永镇其土，如同满鞑子允许其功臣跑马圈地，如同西北幕府赐封臣僚部属的采邑、食邑一般无二。
再其后，武宁侯干脆就从‘分封’生发开去，颁布‘杀虏令’，凡是愿意招募伴当随从出边屯垦的军民人等，皆可从官府领到一纸盖有武宁侯、平辽大将军、辽东督师、辽东巡抚等等数方大印的‘官文凭’（又称委任状），委以‘武宁侯亲军中护卫屯田群牧守御千户所’（乃是辽东武宁侯府私设的纸上空头寄禄授衔官署之一，种种免税、出身、抵罪、荫官、世袭、诰命、散官、勋官等官身特权都可在此名头下挂靠，不设官吏）名下的千户、副千户、百户、副百户、总旗等差遣职事，却是暂时连告身、敕牍都没有，必须在边外筑成屯堡，守而不失，方可向武宁侯府申请封号、爵位、官衔、告身等等，俾以永镇其土，传诸子孙。
中土自古以来的宗法制度，便是只有家里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家业田产；推而广之，家族世袭的封地和爵位也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列在第一位继承，当然其他嫡庶兄弟虽然也能在分家析产的时候，从家族那里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家产，但肯定不如长兄所继承的家产丰厚，至于世袭的封地和爵位以及子弟‘恩荫’承袭先人的士大夫衣冠品阶（官宦资历特权），更是没有他们的份。
辽东属于九边之一，国初以来的军户一般也都是由长子承继，除了逃亡、逃荒、逃难而亡逸的军户，还存在大量军余子弟，都是不能承继家业田产或者土地租佃权的次子幺子，因此‘杀虏令’一下，许多未能获得军职的军官子弟、军户子弟都领了差遣，出边屯戍，以谋一个出身。
渐渐的，在辽东就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一户或者一家，只有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其家业和户籍，而家中其他的兄弟，在其兄长继承家业以后，就必须离家开创自己的事业。这些离家创业的子弟，必须寻找到无主的土地或是虽然有主但并非辽东镇所管辖的土地，然后通过战斗掠夺、比斗赌胜等方式取得土地，再然后依据《杀虏令》、《赏格》的相关条例，向武宁侯申请封号、爵位、官衔、告身等等，方能世袭占有其取得的土地屯堡。几年以来，这一类出边屯垦的所谓‘武勋长官’，日渐增多，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也是辽东最具有侵略性的新贵地主群体。
武宁侯及其谋士幕僚知道，这种状况，在十几年内还不会成为很大的问题，但是再经过若干年之后，人数不断增长，恐怕辽东周边就不会再有多余的土地可供屯垦‘分封’了，只能向更远更蛮荒的地带索要土地。而人之性好逸恶劳，那时新贵地主的次子们将又会成为一个安置难题，若不以强制命令逼迫那些新增加的次子离开其父母的封地，他们那时就会成为当政者的一个沉重负担，所以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加以预先应对。武宁侯为此颁布了《户婚令》、《继承令》、《封爵令》、《兵役令》等，将现行不成文的继承规矩以法令形式明文承认，勒令多余的勋贵子弟必须离开其父母的封地，然后去侵夺无主土地或者别人的土地，从而为辽东夺得更多的土地；同时，如果夺得领地的新贵地主不在一定时限之内向武宁侯申请封号、爵位、官衔、告身等，其周围的‘武勋长官’即可向其发起进攻，夺取并瓜分其领地（必须进攻，否则将以同谋叛逆之罪论处）。另外，辽东勋贵子弟也可以领受武宁侯授予的‘爵位’，但必须服兵役才能关领兵饷禄米 ，又或者在官署任职才能得到俸禄津贴。
雷顼的信心就来自于这些眼光狭隘、粗犷暴戾、一心盯着土地的‘武勋长官’们，他们崇尚武力，拥护专制，视武宁侯为自己的君主，武宁侯现阶段最可信任的就是他们这一批土地勋贵。
有这一批尚武好战的土地勋贵竭力支持，武宁侯对辽东的掌握稳如泰山，他在内心觉得与鞑虏决战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了，这才有步步为营，逼进沈阳的谋划。
第一章 战局。移民 （下）
落日浸西天。
在郑官屯‘屯长’郑佛儿的眼中。西边落山的夕阳，便如同那白中带些淡蓝的鸡蛋清裹着一个蛋黄；大车上伸出的两个车辕条，就像一双筷子向那个蛋黄伸去。
郑佛儿这会儿是述职之后，赶着大车从县城返回‘屯子’。
赶着大车，郑佛儿不时在驾辕骟马的耳根上，甩出一朵、二朵鞭花，天上那个‘蛋黄’就被车辕条一点一点的串上，戳碎，再串上，再戳碎，黄中带红的蛋黄慢慢融进西天，霞彩满天，鲜艳得很
大车慢慢消融在落日光影之中，隐没于山后的夕阳。
西北多大车，譬如安多行省的大车，车轮很大，甚至高于骡马，常常十数辆车前后相连，排成一行，颇具气势；郑佛儿当年西迁路上，途经瓦剌宣慰司治下草原。又见过西蒙古瓦剌人的勒勒车，一长列勒勒车，缓缓向远方的原野驶去，也颇有看头；不过郑佛儿他最中意的还是河西大车。
河西大车，与安多大车、蒙古勒勒车又有些儿不同。几段弯曲好的榆木连接在一起，便是车轮；而车瓦、辐条、轮心、车轴以及车辕、车架，也全用木料做成。车轴与车轮相接处，往往会在那儿膏上些黑乎乎的油膏，减少磨损。一些河西大车的车架子下面，就一直吊着个油瓶，黑乎乎的，晃荡着，有人开玩笑说那是大车的阳物。
河西大车由辕条、车身、车尾几部分组成，车轮很大，甚至高过人身。要是拉一些零散东西，另装上车厢板。若是去拉麦草，车上又会架上一副高高的木栅栏。在河西地面，大到婚丧嫁娶，小到拉粪运土，几乎都与大车有关。哪家儿要是娶媳妇，也是呜里呜咧地吹着唢呐，拉车的牲口就带着一路的铜铃丁当响，小跑着把新人娶到了夫家。
作为郑官屯的屯长，郑佛儿他其实也不是籍贯河西府县的世居百姓。只是当年在西北的‘官办屯垦学校’里，跟掌鞭师傅学着赶大车，他从一开始接触的就是河西大车，早已经习惯了。所以才会觉得河西大车最合用。郑佛儿他其实是从湖广迁移入川，再从四川迁移到西域的移民，要是再往上追溯家谱的话，他的祖籍则是山西。
郑佛儿至今还记得自己当年从湖广西迁，在重庆府听那些西北的唱曲说书人讲道，上成都有水陆两道，走陆路便是五驿（来凤驿、双凤驿、南津驿、龙泉驿、白市驿）、四镇（安富镇、银山镇、椑木镇，石桥镇）、三街子（新街子、草街子、花街子）、七十二塘（以十五里为一塘），全程一千零八十里。
郑佛儿自己上成都的时候，过了两关（浮图关、老关），一岗（走马岗），一坳（丁家坳），四驿，三街子，五镇，九铺（石桥铺、邮亭铺、石盘铺、赤水铺、南山铺、山泉铺、大面铺、沙河铺），全程一千多里，整整走了一十五天，才到的成都，与说书人讲的路程略有些不同。
郑佛儿当年乃是被同乡蛊惑，当然他也觉得湖广迟早还得与白衣军打大仗。总归是不得安生的地方，俗话不是常说‘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嘛，便也想着移民到四川可以安居乐业，却浑然不觉同乡的蛊惑之语，其中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