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洛夫刚从会场回来。
出席会议的有几位副部长和各总局局长。奥尔洛夫本来打算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内容是干部的重新配置，上至部里，下至各总局、各管理局等等，直至区民警分局，他认为这项建议是完全必要的。他服务的年限太久了，早已没有天真的想法，他明白这项建议多半会遭到否定，因为假如建议付诸实施，那就意味着大大降低领导人的工资，把资金下拨到基层工作单位，直至一般业务人员和管段民警身上。
奥尔洛夫以他领导的总局为基础，从自己开始往下论证，认为给工作人员加算工资的一套办法起不到好的效果，因为到头来民警的主力——业务人员和管段民警——收入太少，尽管基本的和最吃力的工作正是他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干的。
他刚参加民警工作时（那些岁月已经没有人记得了），莫斯科刑侦局里人们就在议论这个话题。不止一次有人起草一些革命性的决定，其结果总是将军锦上添花，又分得肥腻腻的一块，而尉官得到的残羹剩饭则微乎其微。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当时的莫斯科人，如果允许的话也包括新闻界，都断言民警机关总在要钱。他们确实要了钱，但并未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用于技术装备。而对工资待遇则要求拉平一些，希望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比例失调状况。
人们无休止地谈论这个话题。随着岁月流逝，不断出现新的部门和总局，相应地来了一些新的上校和将军，而这些人通常都不熟悉民警工作。但大家都喜欢宽敞的办公室、专用汽车和专用电话，都醉心于崇拜名位。
年复一年，奥尔洛夫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民警机关要么整肃自己的队伍，变成一支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样在工作人员中就会重新产生友谊、同志关系和精神上的平等；要么就让局势变得无法无天，让各种犯罪团伙的大小头目主宰社会。诚然，民警是一个军事组织，上司的命令就是法律，然而考虑到这支军队必须日日夜夜、实际上是一辈子进行战斗，那么对它的领导人来说，单是肩章上多一颗星是不够的。
奥尔洛夫明白他的想法是根本不得人心的，但他仍然对自己的报告作了细致周密的准备。将军该开始作报告了，当第一副部长宣布开会以后，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扣好风纪扣，正准备站起来，没想到有个出席会议的人开口说：
“别急嘛，咱们有的是时间，待会儿再谈公务和盗匪。您觉得科尔夏诺夫这人怎么样？这位威严的将军总是干得满头大汗，还胡说八道，说他的主要武器不在于文件，而在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
“在总统身边呆了十一年，听得多也见得多，让他的仇人发抖去吧！”另一位将军呵呵大笑。
“那人挺走运——头脑简单，他以为会有哪个侦查员去听那些宫廷的流言。”
“证据就是证据，流言终归是流言，不论是在小啤酒店还是在总统的接待室里。”
与会者把今天的议事日程，把刑侦总局局长的报告忘得一干二净，开始热烈议论近几天发生的事，判断某人所说的事情有哪些正在得到证实，有哪些尚未证实，检察机关是否会进行调查，抑或到头来那只不过是报刊电视报道的一桩丑闻。
周围的人说的这些事有一大半将军都听不懂，他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些姓名是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一个又一个演说家提到某一次电视采访，将军要么没有看过，要么不记得。
奥尔洛夫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大彻大悟：他的报告已经迟了很多年了，犯罪团伙的头目们已经占了统治地位，眼下已经毫无办法了。该上的火车开走了。要长出庄稼，首先得清除杂草。而且应当从他奥尔洛夫将军开始，因为他就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这番胡言乱语，既没有用拳头捶桌子、大声叫喊，也没有因心脏病发作而倒下来，只不过默默无言地听着。
奥尔洛夫吃力地站起来，拿起公文夹，步履蹒跚地朝出口走去。
开始时谁也没有注意他，随后有个人关切地问道：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不舒服么？”
他点了点头，揉了揉将军服的左边；他完全明白自己是个装病的懦夫，走了出去。
此刻他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桌边，拿起钢笔，工整地把台历中今天这一页划掉。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悄然出现在办公室里。他走到桌子跟前，看了一眼台历，问道：
“要找个医生吗？”
“精神病医生。”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夫走出办公室，抱住一位药箱从不离手的年轻护士的肩膀，把她领到门口。
“亲爱的，我们的问题由我们自己解决。”
“可我是奉命……”
“玛申卡，你就说你已经给他服了伐力多①。”克里亚奇科把护士带到走廊上。
①一种血管舒张药物。
“我不叫玛申卡……”
“那更好。”斯坦尼斯拉夫亲了亲姑娘的脸颊。“走吧，亲爱的，走吧。”他返身回到接待室。“维罗奇卡，谁的电话都不要接进去。要是列夫·伊凡诺维奇来电话，你叫我出来。”
“斯坦尼斯拉夫，您干吗要吻不相干的女人？要咖啡吗？”
“那当然。”斯坦尼斯拉夫走进办公室，看了奥尔洛夫一眼，见他正在白费力气，试图打开一瓶白兰地，便把酒瓶拿过来，把将军推到桌子边上。“你坐下，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到处乱晃，干你当领导的事、酒瓶让行家来开。我知道你离开了会场，我知道！人同此心，我理解你。”
“你又怎么会不理解我呢？”将军打断斯坦尼斯拉夫的话，随即接过他手中的酒杯。
“你是个专业人员，你必须跟你那些难兄难弟讲一样的话。比如说，要是你深入哪个盗匪团伙，你会不会用‘您’去称呼别人，擤鼻涕时会不会亮出雪白的手绢？你准会随乡入俗，开口就骂娘，擤鼻涕用手指。你干吗要用笔乱划一通？”斯坦尼斯拉夫指了指台历上勾掉的一页说。“请问这一切由谁来干？你知不知道古罗夫已经掐住匪徒们的喉咙，很快就会抖出他们的五脏六腑来？”
“用不着，甚至毫无价值！杀人对他们有利，他们就还会杀人。”
“至少可以救出一条人命……”
“那你上教堂会吧！去忏悔吧！”奥尔洛夫不让他说完。
“我是要上教堂去！即使是魔鬼的牙齿我也钻进去……可是正像我的朋友兼师傅说的那样，要我死只能用武力杀死。”
“会有人杀的，”奥尔洛夫冷漠地说，随即把酒一饮而尽。
“会有人杀的，”斯坦尼斯拉夫重复道。“但除非是连你和古罗夫一起杀掉。我还能数出不少的伙计。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人杀人，可还是有人活了下来。”
奥尔洛夫又喝了一杯，作手势吩咐把白兰地拿走。门微微打开，维罗奇卡端着咖啡进来，把托盘放在会议桌上，转身向门口走去。
“谢谢你的咖啡，姑娘。”奥尔洛夫说道。“我没事儿。一切照常进行。”
“明白了，我的将军！”维罗奇卡尽力让高跟鞋敲出响声，走了出去。
“那么，你是说，列瓦已经抓住他们的尾巴啦？”奥尔洛夫问道。
“他没有吭声，但从他的眼神，从他偶尔露出的笑容来看，是抓住了，”克里亚奇科答道。
“你看着他一点儿，斯坦尼斯拉夫。”
“我不懂你的话。”斯坦尼斯拉夫两手一摊。
“尽量别让他单枪匹马，你跟他在一块儿。”
“那他一下子就会看出来，会把我赶走。”
“你别走。他要是开口骂人，你就说是我吩咐的。”
维尔丁走了，服务员早已把房间收拾干净。伊万坐在单人沙发上，打开电视机，把声音关掉，无动于衷地看着几个大眼睛的美人和头发梳得溜光的男人没完没了地谈情说爱。没过多久他就不再看他们，把眼睛闭上。
决不搞什么电视摄像，这很清楚。人要是死了，美元就不需要了，再说谁也不打算付钱了。他发过誓不再跟克格勃分子合作，可是后来又泄了气。干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挣一大笔钱哪……应当头也不回地赶紧跑掉。伊万暗自试图为自己辩解：单是为了钱也许他还不会上钩，引诱他上钩的是想弄到有效证件。他们只要得到我讲述供词的录像带，马上就会把我干掉。可是也不能干脆拒绝，要是拒绝他们，谈几句话以后还是会把我干掉。其实他们早就想把我交给警察，只是担心我会供出他们的办事处。他们想让我把一切都讲出来，但却有一定的限度。他们需要的是胶片，因为胶片可以进行剪辑。让我现场招供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开枪自杀。
伊万左思右想，仍然找不到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随即睡着了。
格里戈利·柯托夫坐在自家的住宅里，疼爱地看着怀孕的妻子，一面喝茶一面显出仔细倾听的样子，但对妻子讲的事情却听而不闻。
柯托夫的妻子叫娜斯佳，是个俄罗斯美人，这样的美人在停滞年代经常搂抱着拖拉机出现在画面上：隆起的胸脯，粗大的发辫，丰满的大腿，浅蓝色的眼睛，脸颊上两个酒窝。娜斯佳怀孕后容颜依旧，尽管已经七个多月，但实际上觉察不出来。
娜斯佳跟柯托夫是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认识的，当时她在贵宾候机厅里当小卖部服务员。这样一位美人怎么会看中瘦骨嶙峋、背又驼、鼻子又长的格里戈利·柯托夫，委实是令人费解。就连他自己，四十五岁的单身汉，一个老侦探，对自己这副相貌也了如指掌，按说也决不敢追求一位年方三十、身边的男人们经常为她展开争夺的美人。
可是柯托夫当时正在执行古罗夫布置的任务，追查一个人，他有充分根据认为这位漂亮的服务员认识追查对象，但不愿说出他的名字。假如格里戈利对娜斯佳的追求早已注定要遭到失败，那么这个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对服务员开展工作就是另一回事了。
格里戈利·柯托夫具有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精神，干起工作来从不怕难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