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刘浩然心里想得更深远，看着孔克坚、孙仲良等人，他不由地就想起江南那些学子名士们。那些人都是江南地主，尤其是东南江浙富庶之地的地主的代表。元廷占据江南后，一番大屠杀后又施展拉拢政策，对江南地主们进行“收买”。在元廷的“轻赋税，通商贸”的政策下，江南尤其是江浙地主们的日子过得不错，自己入主江南后还受到不少阻碍。要不是自己执行了和元廷差不多的“轻农重商”政策，估计这帮地主闹得更凶。
刘浩然的轻农重商不是单纯地轻视农业，在现如今的社会环境里，农业是中国的根本，不容不重视。刘浩然的轻农政策是田地赋税非常轻，而且不采取强硬措施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只是没收蒙古人、色目人、寺庙和罪大恶极地主的土地，加上开耕荒地，所以江南的土地政策惠及到了普通百姓却没有触及到地主的利益。
重商不是单纯地重视商贸，的确，刘浩然大开工厂，广通商路，非常重视工商业，并且以丰厚的利润鼓励和诱惑地主投身到工商业中来，并趁机从地主手里收购了大量的土地，以分配给不断增加的新人口。重商另一方面表现在工商业的赋税极重，尤其是“出口关税”。
在大明境内，货品流通一般需要缴纳两种税，第一种是交易税，一般在货品出厂或者交易到普通老百姓时就包含在价格中，这种税也是分别调控，与百姓们日常相关的货品税额就轻，奢侈品或者不常用的非易耗品就非常高；第二种是进出口关税，尤其是出口关税极重，原本江南，现在大明的“财政收入”大部分就来自这里。不过刘浩然是有恃无恐，谁叫大明的商品现在太紧俏了，只要有货品在手，哪怕缴纳高额的出口税，运到海外去还是极高的利润。由于实行了《大明航海条例》，加上大明海军的霸道和对诸商社的扶植，大明商人已经把持了高丽、日本、南洋诸国甚至印度的贸易往来，并开始伸手到阿比尼西亚、阿拉伯等地，直接踢走了原本的阿拉伯等中间商，将一笔巨大的中间差额利润囊入大明商人的口袋里。
十几年的发展，江南的地主是赚得钵满盆盈，巨大的经济实力不仅让这些转化为“大商人”的地主世家开始了思想上的飞跃，也带来了政治上的野心。他们开始寻求在朝堂上的政治代言人，原本他们支持浙江士子文人，让这些人为他们说话。随着江南理学与刘浩然的关系缓和，江南士子开始与浙江士子合流，学术势力主要集中在国史馆、南京大学、杭州大学、江苏大学，使得他们背后的江南地主世家的势力更加大，要不是还有一个庞大的淮西集团杵在那里，指不定他们已经把持了南京朝堂的话语权。
刘浩然早就看出这个苗头，所以一开始就留了一手。他利用理学朱学、陆学的分歧，扶植了以罗复仁、程乃彬、王侍尧等人为首的江西学派，再利用地理相连的缘故，将收复的两湖等地的士子拉入到江西学派，使其势力大增，学术势力主要集中在江西大学、武昌大学、湖北大学和湖南大学。虽然现在还不能与江南学派分庭抗争，但是再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发展，随着新一代士子成长起来，江西学派的实力将足以与江南学派抗衡。在另一方面，刘浩然利用自己故乡和淮西集团的地利优势，开始扶植安徽为主的太平学派，这个学派虽然底子薄，但是强在靠山硬扎，加上大明一大半的“重工业”和“军工业”集中在安徽太平、铜陵一带，加以时日，足以扶植出一个可以与江南学派抗衡的新学派，势力主要集中在安徽大学、合肥大学、格物院、弘文院和诸多专科大学、专学和研究所。
而在江南学派内部，刘浩然也着手分化化解。江南学派现在以浙西、苏南的士子为核心，刘浩然就开始扶植温州一带颇有基础的永嘉学派，这个学派以功利务实为主，与浙西学派格格不入，而在刘浩然的“推荐”下，淮西集团不少人又与永嘉学派士子连结在一起做生意，现在已经有与太平学派东西呼应之势，主要势力集中在浙江大学商学院和弘文院。
但是对于已经成为天下之主的刘浩然来说，这还不够，从地理布置来说，这种势力分布太倾斜了，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北方数省，这么宽的地盘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势力体现和政治代言人呢？
因此刘浩然先好好敲打一下北方士子们，让他们好好转个弯来，然后再扶植他们在大学和庙堂上争个一席之地。不过刘浩然清楚，元气大伤的北方士子必须要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才可能追上江南士子们，而且还需要刘浩然大力的扶植和投入，毕竟在将来的大明政治格局里，经济实力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江西学派名士众多，刘浩然又是刻意扶植，为什么依然不能对抗江南学派，就是因为江西两湖的经济基础比起江浙差得太多了；为什么刘浩然对与永嘉学派合流的太平学派寄予重望，就是因为除去温州等地不说，光是安徽太平一带的工业税收都快要赶上江浙一带的商业税收了。
刘浩然深深知道，随着大明的工商业发展带来巨大的财富以及国家的安定，大富商和新权贵们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土地大兼并，因为中国上千年土地是最大财富的思想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刘浩然准备在将来合适的时候改变现在的田地赋税以产出为主的情况，改为田地赋税固定制度。
刘浩然知道土地兼并的危害性，哪朝哪代最后不是因为土地兼并，大量百姓们失去土地，使得地方豪强世族实力大增，而中央政权威势大减，加上遇上天灾人祸，一点火星子便酿成了改朝换代的大乱子。刘浩然不会去执行“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不适宜的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作为穿越者他当然知道用经济杠杆去抑制土地兼并。而田地赋税固定就是一种方法。
你拥有的田地越多，就意味着你交的税越多，因为将来新的田地赋税是呈几何增长，普通百姓拥有的养家糊口的田地不需要缴纳太多的赋税，但是超过一定限度的田地数量，就要缴纳更多的赋税，迫使你不再拥有太多的田地，从而将钱财投入到工商再发展中去。
刘浩然也知道，这项国策执行起来将非常艰难，精明的地主世家怎么看不出这其中的猫腻，他们会从中阻扰甚至让这项国策走样。但是事情总要人去做，刘浩然为了减少新国策执行的难度，他必须将朝中各种势力进行有效地制衡，让谁也无法一家独大，这样才能在各自妥协中得以通过。
任重而道远啊，刘浩然想起这些让人心烦的事情，心里满是沉甸甸地压抑。要做的事情这么多，遇到的困难却不少。蒙古人还在北方虎视眈眈，必须要对其斩草除根；东北地广人稀，却是那样的富足，开发它对于新生的大明王朝却是利远大于弊；南洋又开始闹腾，现在大明一大半的税收靠海外贸易支撑着，那里一乱，等于勒紧了大明的钱袋子；北方收复了，为了发展这里，需要兴建更多的工厂，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物力，现有的海外市场已经不够用了，大明海军还需要开拓更广阔的天地，否则对不起那些用黄金堆砌起来的战舰；西北还有元军残余，清除他们之后大明将直接面对伊斯兰势力，不打败他们，大明就无法开通陆上对外商路；西南也还有元军残余和割据势力，那里少数民族众多，虽然湖南、贵州、广西改土归流效果显著，可是一旦进入到四川、云南、西藏，遇到的困难将更大，在刘浩然的心里，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大明打通一条通往印度洋的陆上通道。最关键的是天下初步安定了，被压制在下面的各种国内暗潮将开始涌现，理学不甘于成为“官学之一”，他们还将尝试成为独尊唯一的官学，而各派势力在这场争斗中将会扮演什么角色呢？历史会不会倒流呢？如何让自己的国策在后世能有效地执行下去？
想到这里，刘浩然不由悠悠地叹了一口气，他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大成殿，孔圣人当年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奔走于诸国之间，会不会也有自己这种沉重和惆怅呢？突然间，刘浩然觉得孔圣人不论学问，他的、这份对理想的执着就值得后人景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刘浩然暗中叹息道，他的心中突然又想起另一位伟人的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一百七十五章 入大都
第一百七十五章 入大都
大都，原是金国中都，忽必烈称帝后先定都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后定都燕京，改名为大都。元大都是在金中都旧址东北位置营造，从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动工，历时二十余年，方完成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参领中书省事、光禄大夫、太保刘秉忠为营建都城的总负责人，色目人也黑迭儿负责设计新宫殿，郭守敬担任都水监，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并以京郊西北各泉作为通惠河上游水源。
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时，大都的大内宫殿、宫城城墙、太液池西岸的太子府（隆福宫）、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官署，以及都城城墙、金水河、钟鼓楼、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等重要建筑陆续竣工。至元二十二年，忽必烈发布了令旧城（金中都故城）居民迁入新都的诏书：“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地过八亩或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从至元二十二年到三十一年，有四十至五十万居民自金中都故城迁入大都。此时期还陆续完成了宫内各处便殿、社稷坛、通惠河河道、漕粮仓库等建筑工程，元大都的营建工作至此基本完毕。此后元廷诸帝陆续又有添建，如孔庙、国子监、郊祭坛庙和佛寺等，但对元大都总体布局没有变动。
元大都因系择址新建，城市规划不受旧格局约束，所以其居民区与金中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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