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庄，由于经济发展，百姓们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都不成问题，所以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打破，再加上政策等原因，所以这里延续上百年的家族制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而在久山村，养家糊口同样不成问题，但是要想过得更好就有些问题，所以以家族形式还能够帮助村民们解决很多问题，因此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凝聚力就远不如灌子滩村了。
李道君在这篇报告中也指出了商品化和固守农耕的益处和弊端。
商品化一是让百姓们的生活富足，二是让他们能够从家族宗法转入到“国法”这个规则，因为以前只是内部交往，很少与外界来往，宗法这个规则足矣，但是现在不同，他们需要与外界密切往来，自然需要遵守国法这个大规则。
最重要的一点，商品化使得村民们有了“创造力”。李道君曾经听刘浩然多次提及这个词，所以在这次调研中着重关注这一点。商品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物产丰富，村民为了追求财富，为了自己的富足，自然会想方设法去“创造财富”，不管是聪慧之人自拓门路还是中平之人学样改良或是愚钝之人跟风而进，他们都在原来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开始创造新的财富，正是这种创造，成为大明迅速发展的一个支撑。
而在农耕化代表的灌子滩村，由于受条件限制，村民只能在宗族这个环境下生产，而宗族实际上又承担着财富分配的职能，它将不多的物质“按需分配”给有需要的村民手里。因为宗族最大的本意就是“敬宗收族”，在敬奉同一个祖宗的旗号下，调节宗族内部矛盾，“均匀公正”地分配财富，以达到宗族和睦的目的。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你就是再卖力也只能混个温饱，因为你多余的产出要补贴族中的弱小残老，所以村民也没有创造新财富的动力了。
但是在乌庄，由于商品化，村民们开始逐利而营，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金钱的“威力”，一切当以挣钱为主，当乡约礼教制约他们时，他们开始摒弃以前遵守的乡约礼教。乌庄的村民开始像苏州、上海等繁华都市学习，追求“新时尚”，有了追求奢华的迹象。而原本最讲礼法的文人学子在历经大明多次变革，他们开始意识到懂经济之道，明律法之制才能发达，于是开始摒弃以前的持礼端重。
李道君指出，乌庄村童学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童”，已经不再将圣人之言放在嘴边，而是动辄言挣钱营利，家境几何，甚至开始见到尊长也不执年幼之礼，言谈之间，与鄙妇野夫无异，毫无斯文。缙绅文人无不为之叹息，也成了他们攻击新政一大证据。
刘浩然看到这里，只能默默地点点头，此时的以乡绅名士为代表的“农村知识分子”和晚明时代的文人大不同，他们还严守着气节，遵从着礼节，没有那么虚伪。刘浩然也知道，经济发展，自然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李道君在报告中指出，相比之下，灌子滩村则是民风淳朴。就拿两位乡老而言，虽然地处僻远，衣着简陋，但是不乏丰厚俊伟，不失忠厚朴实，与李道君相交之时，礼貌、言行严守乡约古礼。而那户地主家，虽然家境富厚，但是谨守礼法，居室俭朴，饮食简要，一身青布衫裤，站立如松。农忙时节也下地耕种，与一般农夫无异。
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二百六十七章 出巡之论治
第二百六十七章 出巡之论治
花了近一个小时。刘浩然这才将整篇报告全部看完，待他放下报告，发现众人已经陆续看完了。刘浩然顿了一会便开口道：“怎么样，大家看了后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众人互视一眼，都没有说话，这里面牵涉到新政问题，而新政是刘浩然一手制定出来的，他们还需要将自己的意见酝酿成合适的字词。
看到大家都默不作声，刘浩然笑了笑开口道：“那我先来说几句，首先这篇报告写得非常好，除了详尽、分析有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公正。无论坏或好，只要发现了问题都列出来了。我以前就说过，任何事物有利也有弊。例如这份报告中的乌庄，经济发展了，百姓们生活提高了，但是社会风俗却低劣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说到这里，刘浩然看了一眼众人继续道：“大家应该都知道风俗的重要性。大明法律虽然繁多，但是不可能时时刻刻处处管着每一个百姓的一举一动，这个时候社会道德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社会道德是什么？就是风俗！”
“风俗，人心之所向，人心一趋，便成了风俗。孟圣曾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而今我大行新政，读书人秉承的学术为之一变，而学术变了则心术随变，当人们的心术为之一变时，世道风俗也随之而变。”
“新政行之有十数年，已见大效，但是也露其弊端，可见其说还不圆满，大家说说各自的想法，也好为之完善。”
听到刘浩然将调子定下来了，大家便开始发言了。
“陛下，风俗为礼制之表体，而礼制乃道之器。然大明风俗秉承前宋之习，已经尽数俗化。如冠礼，而今民间，早已少行此礼；如嫁娶，民间以论财为重，此为夷蛮之道，然后百姓乐津于此，贤者也不能幸免，故而只能曰之‘故俗而已”；如葬礼。按古礼当不应佛事，不设乐部，而今就是读书之家，也不能免幸，曰之‘吾未能违俗而”；以祭礼，理应支子不祭，祭则从宗子。陛下下诏大行冠礼，当是复兴古礼，以正礼制，善大焉，故臣认为，官府当以重行礼制，以约风俗。”
“不过礼制当循两方面，第一礼制俗化，二是礼制简化，繁不如简之易境也，泛不如切之契要也，骤革不如相因之默喻也。陛下，臣窃以为欲安天下，在息盗贼不法，欲盗之息。在保良善，而欲民之善，在明礼制。礼制明，则人之节俭，节俭则无求，无求则廉耻立，而礼为之心生，奸盗为之原塞哉。”
安然还是儒家读书人的思想，将明礼看做是解决问题的万能之药。
徐茂诚却出言反驳了：“陛下，臣认为安大人前言谓之有礼，后言有失全善。臣曾在湖南衡阳府任职，曾遇到一件事，地方曾出现一不孝不悌之人，其乡遵循乡约，以行孝悌，出此事情，故而乡老遵乡约而行，不仅罪其子弟，还要归罪其父兄有失教，故而父兄受牵连。此后，乡间出逆子，父兄不敢相告于乡间，唯恐逆子未惩而父先得罪，是谓讲乡约而不孝不悌之人益多。”
李道君在一旁接言道：“陛下，诸位大人，臣补充几句。臣在苏州乌庄调研时曾遇到一件事，时值苏州大旱，地方减产，苏州协赞会决议。禁止游船、入酒楼等活动，以彰简省。然富家人避入僧舍，以敬佛为由，治食而宴，反倒是游船数百口人、酒楼上千口人为之失业，更显困顿。”
听到这里，刘浩然也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像这种事情，大明治下还发生很多。不少官员还秉承旧的思维，认为其职在与教化百姓，引导向善，所以一遇到什么事情就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大力干涉，其本意是好的，结果到后来却恰得其反，还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叶宗茂默然一会接言道：“陛下，臣窃认为风俗能溺人，大抵之风俗能溺人，犹如醉者之酣于酒，睡者之酣于梦。君子当独醒独觉，而官府不仅要醒觉，还要醒人觉人。如民间奢侈渐行，有人独行，仍持俭朴。则乡民百姓可能会诮让轻鄙，而这时官府当彰其行，以易风移俗。”
这得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刘浩然点了点头，然后转向李道君道：“这篇报告是你做出来的，你有什么想法？”
“回禀陛下，诸位大人，以臣之见，官府持守当在律法，故而官府当多倡法治，少涉民俗。换以其它手段加以引导。如地方灾情，确当以节俭为重，然富家有钱奢华，可任由其奢华，许多小民还能靠此获取衣食，维持生计。如那些富家吃得是海鲜野味，美酒佳肴，在某些人看来，这些东西换取的粮食能养活数百口人。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就算禁止富家吃这些东西，小民们就能填饱肚子了吗？不如就此不管，富家继续吃，酒楼游船得了厚利，伙计们有了薪水，国家得了税利，甚至涉及到卖海鲜野味的渔夫猎户也得了好处。故而只要富家吃得是自己的钱，他想怎么吃都是他的事情。
“臣曾观苏州吴县与襄阳南漳两地县衙，吴县富足无比，其县令协理却是极为轻松，南漳顿困，其县令协理却是繁烦操劳。何故？臣曾细察之，吴县县衙少有涉民之政，任百姓自谋其利，每年不过筹划水利工程几何，直道桥梁若干，学堂几所等等，届时再发包给营造商户，监工而造。而南漳县衙，春季忧百姓耕种，夏季忧洪涝，秋季忧收获，冬季忧寒冻，日日不得轻闲。”
“臣以为，百姓知道逐利而行，他们手里有地，怎么会不知道该如何种地？无粮则无食，多粮则家富。这点他们最是清楚。除谷麦之外，当种何物可盈利，只要官府告诉他们去年这些农作物的价钱，他们自当会根据自家的能力，土地的质地去考虑，何用官府操劳。”
刘浩然不由抚掌赞道：“之明所言极是。官府之职，在于教化，在于引导。何为教化，即以身作则，其身遵法，则百姓遵法，其身有信，则百姓承信，其身廉正，则百姓俭朴，何须多言口舌？何为引导？以利引之，以利辅之。如工厂急需棉麻，官府当告知百姓，百姓自会种植，而官府不必以政令迫之，只需多修水利，以保农耕，多修道桥，以保输运，必要时可以地方之名，交涉商户，以法保民益。”
刘浩然的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官府没有必要去处处指手画脚，只要把基本工作做好，水利修好了，百姓们耕种就会有保障，道路桥梁修好了，百姓们就能方便地把东西运出去，甚至有时候官府出名，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约束那些唯利是图的商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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