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东西运出去，甚至有时候官府出名，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约束那些唯利是图的商户，以律法等各种形式保障百姓们的利益，这才是官府所要做的。
“陛下，臣明白了。官府当少涉民事，多行职责，以法约民。”徐茂诚略有所思道。
刘浩然点点头道：“是的，刚才之明在调查报告里说得很清楚，风俗有几个特点，一是上行下效，二是受当前的主流思想影响。上行下效，我们重法，百姓们也就知道律法的重要性；而如果主流思想是以合法的方法去追求财富，百姓自然也就会明白，什么才能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
说到这里刘浩然感叹道：“我看前朝历代，立法的目的是在于破坏。”此言一出，众人不由诧异？这话是什么意思？法律的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让天下人遵行，怎么说前朝历代立法的目的在于破坏呢？
“前朝历代制定了一系列的律法，但是却给了很多人律法上的特权，皇室权贵可以肆意违法而不受惩戒，刑可以不上士大夫，诸如此类。于是造成的结果是律法成了老百姓们脖子上的枷锁，成了权贵士大夫们的工具。最后人人追求权势，因为有了权势，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当他们有了权势之后，又喜欢去违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的特权，从而显示他们与百姓大众不同的身份。”
“于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就成了可以随意变更的玩物。上行下效，皇室士大夫如此，百姓们也知道律法是可以通人情的，于是他们不再遵循律法，转而追求人情，因为只要人情在，法律规则便可有可无。到最后，主流思想和风俗便变得低劣，以律法规则去要求别人，自己却渴望凌驾或者是能够脱离律法规则，于是，什么手段都是正常的，规则也便不成规则了。没有了规则，便没有了基本公正，在一个没有基本公正的社会里，你让百姓们怎么去遵循礼义廉耻？他们总要吃饭，希望获得富足，但是在一个没有规则，基本公正得不到保障的社会里，你让他们如何公正地去谋取自己的财富？于是大家只能用各种低劣的手段去谋取了，因此，守法遵礼之人成了笑柄，钻营之人成了楷模，风俗便变得俗不可耐了。”
听到这里，大家都不由陷入了沉思。
“所以，整肃风俗关键不是明礼，明礼只是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做，只有正法纪。不是礼大于法，而是法大于礼。律法是人在世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而礼则是对律法的有效补充。德主刑辅这一套是绝对不行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我们不搞株连亲族，但是也不能容忍包庇和纵容犯法。”
刘浩然的这席话让众人不由为之震惊，自古以来，遵从孔圣人的儒学，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是以德为主，在他们看来，既然能够遵德明礼，那么遵从律法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今天刘浩然却将法列在礼之上，这有点违背了孔圣之言吧。但是大家都知道刘浩然的脾气，而且对于他这种论调，孔圣人是不会出来反对的，至于他的秉承者是不是敢反对？那还得看看，儒学不是还有一个传统吗，那就是“发微穷理”。
在座的人结合刘浩然此前所言，已经明白了这位陛下的意思。前朝历代秉承德主刑辅，认为士大夫这些有德之人是不要遵守法律的，所以给予了他们特权，谁知道这些士大夫不是圣人，有了特权后便忘记了德，于是律法制度被尽数破坏，律法被破坏，规则也就随之荡然无存。没有规则，强者可以肆意争夺弱者的财富，将其变为奴役，于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到这时，天下大乱也不远了。
“在我心目中，律法的无情却是它最大的情！律法如水火，它不认人，只是履行规则。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公正，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最基本的公正，如果没有基本的公正，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就没有了。律法最大的作用是告诉百姓们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了就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当百姓们知道哪些事情是做不的，那么自然会去调整自己日常的行为，做该做的事情，那么风俗便会为之而变。所以说，易风移俗最重要的是刚正律法，律法不是讲弹性，而是讲刚性，刚性才能体现出律法的威严，保证它的公正性。”
刘浩然说了一番长论之后，喝了一口水后继续说道：“在保证律法的刚正之后，官府再去明礼，则风俗会为之一变。沈尚贤说得好，这世上君子少，小人多。”
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刘浩然的意思了，于是大家便就这个问题，又发表了一番各自的意见，虽然安然还强调明礼，但是也知道尊法的意思。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陛下这不是重法轻儒吗？真要是照此执行，恐怕会引来众多非议，说不得一些儒生会以暴秦为例来反驳。不过上次历史大反思和大讨论，大明已经讨论出，暴秦之灭的确在于其法酷苛，而又不行于仁德。但是安然听了刘浩然今天这番话，又得出了一个的想法，那就是暴秦之法不是酷在其严，而是酷在其不公。
总结了一番后，刘浩然转向李道君道：“之明，我看你这篇报告中还有提及了许多其它问题，都说说吧。”
“是的陛下。首先是东南人稠地少，就以乌庄为例，每户基本上都达不到大明每丁应授的田地，据臣统计，明历九年，乌庄每口授地仅为九亩，这还要包括种植棉麻桑等物的杂地。”
刘浩然不由皱眉，这得确是个大问题。大明是以田地亩数来收赋税的，田地少，人口相对多，则会造成“人均赋税不足”，只有人口和所占田地成合适的比例，才能保证最高的赋税。虽然这个时候大明以工商赋税为主，但是田赋的粮食如果年年下降，则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毕竟很多商品不能当饭吃。
“臣认为，湖广地多人少，而且这里富庶不让东南。以灌子滩村为例，虽然山多，但是依然可以达到每口二十一亩地。臣从襄阳到长沙，发现汉江、洞庭湖、湘江、沅江等地区依然有大片的荒地。”
李道君的意思刘浩然明白了，那就是大力向湖广移民。刘浩然手里也有相应的数据，大江南北人口与田地比例非常不均匀，江北诸省，两河（河南、河北）人口适中，山西人口密度最大，陕西人口密度最稀；在江南，福建、两广、安徽人口密度适中，江苏、浙江人口密度最大，而湖广人口最稀。
所以刘浩然与内阁几经商议，确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人口密度适中的省份就继续保持，人口密度多的就大肆向人口密度稀的地区迁移。江北，东北是一个迁移重点，陕西、甘肃由于水土保持的国策，将不会有太多的举动；而在江南，以江浙之民填湖广将是未来数年的重点。
而这种迁移的手段一是他乡授地，二是军队屯居。他乡授地就不用说了，军队屯居则是大明常备、守备军都是异地服役，退伍之后一般都鼓励在驻地退伍居住，或者是指定优惠政策地区鼓励前往他地居住。其他迁居的形式有文人游历四方，商人他地经营，工人异乡为工。不过这牵涉一个问题，那就是户籍问题。
大明虽然对户籍控制非常严厉，但是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固定籍业，也就是说户籍一栏虽然有从事何种职业，但是绝不会强制百姓们就此从事这一固定职业，而且子承父业。籍业随时可以变更，而且变更非常容易。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一旦籍业改变，所受的社会福利待遇就会改变。
第二个好处是不拘你迁移或游历，你只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游历大明诸地，至于你是不是有生计，家里的地是不是有人，官府不管，他届时只管照章收赋税就行了。不过这还是有一些约束，例如你住旅馆、乘船坐车需要登记你的“身份证”，而在城镇乡村，巡捕随时可以检查你的“身份证”，如果是假证或是你是个通缉犯，那就……
户籍从理论上也是可以迁移的，而且非常方便，不过这里牵涉到很多问题，例如你是商人，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届时你一个人迁移到了新地，老家的户主和户籍如何改变，如果你在新地又纳了一房小妾，新户籍如何更变，老户籍如何更变，都有很详细的明文规定，反正实际操作比较麻烦。所以很多商人、文人游历经商到了新地，所以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方便的话干脆不迁户籍，只要到当地所在地的内政局备个案，告知自己将在这里常居就行了。因为与大明百姓密切相关的医疗保障执行的是一个标准，只要你是大明国民，无论在苏州，还是在贵州镇远，只要是普通诊治，都只需掏药费，区别只是医疗水平的高低。
“陛下，诸位大人，臣发现的第二问题就是地方官府三权分立，开始出现互彼此擎制，互相推诿的事情。臣在湖北、江西、浙江就碰到好几次类似的事件，甚至出现了议而不决，众人有责却无责的情况。”
听到这里，刘浩然不由头有点大。当初他进行三权分立，行政合议制，一是出于消除地方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监管和中央掌控，所以将地方的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一分为三，由三个机构负责，二是防止一人擅权，不敢承担责任，所以出现合议制，即可以防止一人擅权，又能以“集体领导”的形式“集体承担责任”，避免一个人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决断的情况。
但是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现在地方绝对不会出现割据一方的局面，也不会出现地方权臣，但是自然也会出现“踢皮球”，“责不归众”等问题，地方上就跟中枢一样，官员之间也会有矛盾，日渐时久，他们就会把这种矛盾带到工作上去，只要你提议和坚持的，我就反对，而且是拉党结派地反对，就是不让你的提议在和议会上通过。出了问题怕啥，反正是“集体决议”，要追责大家一起被追责，我就不信你将所有的人都换了。
“明确职责，每个人的日常职责划分清楚，合议只是决定重大的事情，不是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