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改正朔一端，为前在昆明承教时所未及，尤觉精确新颖。冬至为太阳至南回归线之点，故后一月，即建丑月为岁首，最与自然界相符合。其次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继殷而以子月代丑月为正月，亦与事理适合。”接下来，陈寅恪以广博的学识，针对著作中一些具体问题和历史中的迷惑不解之处谈了自己的看法：“若如传统之说，夏在商前何以转取寅月为正月似难解释。故周代文献中，虽有以寅月为正之实证，但是否果为夏代所遗，犹有问题也。豳风七月诗中历法不一致，极可注意，其‘一之日’，‘二之日’，是‘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之旧称否？又与左传孔子‘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参校，则疑以寅月为正，乃民间历久而误失闰之通行历法。遂‘托古’而属之夏欤？”＇30＇
董作宾接信后，对陈氏提出的疑问进行了慎密考证和修订，使之更加完善。当《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后，陈寅恪阅毕，以惊喜之情再次致信董作宾，盛赞说：“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31＇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为人处世从没有郭沫若般油滑与阿谀曲从、见风使舵的毛病，真正是按他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这一标准入世为学。此次对董著的评价，当是发自内心的一片挚诚。或许，正是得益于像陈寅恪这样有风骨与识见的学术大师的追捧喝彩，才令学术界上层和最高当局决定予以公开表彰，以彰显抗战以来中国学者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在学术文化上的伟大贡献。这部大著上报后，在重庆的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嘉奖令：
中央研究院朱院长勋鉴：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宾君所著《殷历谱》一书，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之年历，爬疏有绪，脉络贯通，有俾学术文化，诚非浅显，良深嘉勉，希由院转致嘉勉为盼。
中正午养侍秘＇32＇
后来的历史不断检验证明，无论是傅斯年、陈寅恪，还是朱家骅、蒋介石，对董作宾工作成就的肯定和对这部著作的赞誉、嘉勉，当是公道和公允的。半个世纪之后的1995年，即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张光直在他晚年的一篇重要论文《抗战与学术研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指出：“事实上，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是产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时代。例如，我的老师董作宾先生在这段期间完成的重要著作《殷历谱》，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界而言，是一本开天辟地、创造出一个新局面的著作。”＇33＇张氏的这一评价，台湾学者吴兴文认为“这虽然不完全是盖棺论定的全盘总结，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张光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子本色以及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足为后人留下典范”。＇34＇
当然，面对陈寅恪、李济等学界大腕的赞誉甚至最高当局的嘉勉，董作宾不再像当年郭沫若初次吹捧自己时那样激动亢奋与心中无数了，他对此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老成与谦虚。言及此事，董氏认为：“《殷历谱》这部书，虽然我曾下过十年研究功夫，在四川李庄，手写了一年又八个月，印成了四大本，连图表共占有70万字的篇幅。在我看这算不得一回事，这只是‘甲骨学’里研究方法进一步的一个小小的尝试。”然而这个小小的尝试又是何其艰难，“全书之写印，实系初稿。有时公私琐务猬集，每写一句，三搁其笔；有时兴会淋漓，走笔疾书，絮絮不休；有时意趣萧索，执笔木坐，草草而止。每写一段，自助覆阅，辄摇其首，觉有大不妥者，即贴补重书，故浆糊剪刀乃不离左右。个中甘苦，只自知之”。＇35＇
董氏著述之甘苦，不只是自知，作为一所之长的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董作宾治学经历与生活之苦，深得其中况味。在为这部大著撰写的序言中，傅氏满含深情地说道：“《殷历谱》者，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彦堂天资高迈，精力过人。十载兵戈，飘泊于西南大地之间，此谱耗其岁月约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故若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不窥园亭，亦或须一纪，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妒者也。”又说：“虽然，彦堂之治甲骨学将近二十年，此将二十年之月日，皆与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一进步，即是彦堂之每一进步……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36＇
在序文将要结束时，傅斯年透露了一个埋入心中日久的秘密：“吾见彦堂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备感孤诣之苦，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朋友知此，亦常无意而强与之辩，以破寂焉。吾亦偶预此列，则故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彼我所以为乐也。”＇37＇
只有到了傅氏自己把这个“秘密”点破之后，董作宾与居住在李庄板栗坳的石璋如、董同等大小学者，才真正洞察体会到傅斯年自昆明龙头村居住时代起，经常与人辩论不休，且滔滔不绝，摆出一番嗷天嚯地的阵势究为何故。特别是受到石璋如晚年称赞的史语所那位人高马大的青年才俊，号称“第一勇士”的董同，也才有机会窥知在昆明龙头村那荒凉的庙宇殿舍里，傅氏强行与自己辩驳且多数大败而去，实只为“以破寂焉”而为大家添些快乐和趣味的良苦用心。
注释
＇1＇《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李光谟辑，载《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1997年北京。
＇3＇董玉京《无尽怀思无尽恩》，载《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郭新和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4＇《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陈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5、6＇庄尚严《彦老从事甲骨文研究之始》，载《殷商史的解迷者——董作宾百年冥诞特辑》，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4年出版。
＇7、8、11＇《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9＇《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31年出版。
＇10＇《殷历谱》，上编，卷一，董作宾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J〕，1945年出版。
＇12＇董作宾《为书道全集评论卜辞时期之区分》，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3＇刘一曼《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载《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4＇《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15＇《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转引吴兴文《吾受吾师，吾更爱真理——董作宾、李济与张光直之间的师生情》，载《温故》之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16＇《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唐兰著，北京，辅仁大学出版社1939年出版。
＇17＇《回忆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屈万里，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
＇18＇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载《李敖作品精选》，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0＇《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
＇21＇《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张岂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22、23＇《卜辞通纂》，郭沫若，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24＇疑古玄同，即钱玄同，钱氏为表示自己对古代历史记载的怀疑态度和决心，自号“疑古玄同”。是当年促使蜗居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周豫才以鲁迅笔名写出《狂人日记》成名作的北大教授、国学大师，也是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强力支持者与鼓吹者。后钱玄同与鲁迅交恶。有一次鲁迅由上海到北京，二人在某教授家中偶然碰面，钱玄同看到鲁迅放到桌子上的名片，带着和好的意思，主动问：“你还是两个字呵？”鲁迅对此不屑一顾地答：“我从来不用四个字。”说罢扬长而去，弄得钱大师张嘴瞪眼一时说不出话来。鲁迅不愧世间少有的讽刺大师，一语双关地讽刺了钱玄同疑古过头的“怪癖”。
＇25、29＇《董作宾全集》，乙编，第五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出版。
＇26＇《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7＇《甲骨学通论》，王宇信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28＇《甲骨学一百年》，王宇信等五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30、31＇《致董作宾》，载《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32＇董作宾《殷历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4月出版。
＇33、34＇吴兴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董作宾、李济与张光直之间的师生情》，载《温故》之七，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出版。
＇35＇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载《董作宾全集》，甲编，第一册，台北艺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36、37＇傅斯年《殷历谱•；序》，《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第二章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就在学者们于贫困、寂寞中，蛰伏在山坳里默默做着案头工作时，一位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了李庄，使扬子江头落寞的古镇掀起了略带咸涩味的微波。这个“老外”便是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英国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