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正是1977年的北京国际友好足球邀请赛和1979年的“省港杯”之后，霍英东的人生旅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全力以赴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而在内地的投资及社会活动，也成为他这一生中除了经营地产、参与赌业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事业和经历。
一年建成一家酒店
言归正传，霍英东与中山县官员谈到合作的事宜后，就联合何贤、何鸿燊、马万祺、陶开裕等港澳富商，合组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山县签约合作。
霍英东的创举，得到中央、广东省不少领导的支持，当时主管港澳台和侨务工作的廖承志以及在广东任职的杨尚昆、习仲勋、刘田夫、梁威林等人，就曾对此事做出批示，要求各方面积极配合。
1979年11月，中山温泉宾馆正式破土动工。
霍英东是中澳投资建设公司最主要的股东。中山温泉宾馆项目，从商谈合作方式到选址、签约、图纸设计等等，他都亲力亲为。
“动工前，我见过廖承志，廖承志对我说：”霍先生，内地人力、砖头沙石都够你用，其它的我帮不上忙，得靠你自己进口了！‘“霍英东回忆道。
果然，一动工，各种建材和酒店设备、用品，几乎样样告缺。霍英东惟有向海外落单订购。
由于中山县委书记对该项目鼎力支持，处处“开绿灯”，故扯皮的事较少。但在工地上，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现象：不少工人在工地上闲聊，出工不出力，影响工程进度。这是内地吃“大锅饭”的体制——即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的结果。
霍英东虽是香港商人，但对这种消极怠工的现象，却不以为怪，因为在这之前，他对此已司空见惯。他曾对我回忆说：“那几年，我们每年都应邀到内地参观一些公社、工厂，一些工人并不怎样干活，但见到我们来参观，就假装做一下，但后期，工人什么也不理了，我们参观，他们照样坐在工厂里不开工。工厂关起门来，外人看不到他们。但有一年，好像是1977年，国家体委一名副主任，陪我和几个国际体育名人到广东省从化温泉参观，早上9点钟，我们在广州到从化的路上，看到所有修路的工人都坐在公路上，工具放在一旁。刚刚上班开工，全部人都坐在那里不干活；更离谱的是，在内地一个火车站有一个大钟，已经坏了很久，上面写着‘待修理’的字样。但过了一段时间，仍然看到这个大钟没有动，上面仍然写着‘待修理’几个字。我们觉得很奇怪，也很不理解，坏了就修理嘛，或者换一个钟不就得了，为什么总是在‘待修理’中。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我当时有很大的感触……”
按照霍英东的计划，宾馆自动工之日起，一年之内就落成开业。但若不改变工人施工时偷闲、懒散的习惯，就不可能按期完成工程。于是，一方面，他不得不把香港的那一套管理方法搬过来，在部分工人中试行合同制，改革工资制度，多劳多得，表现好的还能额外拿到奖金；并且还把宾馆的工程以承包方式，包给建筑工程队。而另一方面，霍英东则经常亲临工地，查质量、抓速度。即使回到香港，他也每隔两三天就电话询问工程进度和施工情况，并且亲自审看工程日报，实行“遥控”。
1980年11月初，霍英东再次到中山温泉宾馆工地来。那时宾馆的土建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工程负责人告诉霍英东：还有几万种设备没有运到，有些还远在国外，影响内装的进度。
按照原订计划，12月28日是开张大喜日子，也即此时离原定开张之日不到6个星期。有人因此向霍英东建议：是否把开张日子延期。但霍英东却决定：开业宴会的请柬照印、照发，开业日期不变。
有关中山温泉宾馆赶着开张这个问题，霍英东曾反复几次、不厌其烦地向我提及： “那时，很多人都担心，包括何贤、马万祺都反对，劝我不要太急，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相信能按期开张。但我还是按原计划送请柬出去，请了国家侨办的官员，请了杨尚昆、刘田夫、梁威林等省领导，请了港澳的不少知名人士。我计算过船期，对按时开张并不是完全没有把握。但那些货品运来澳门，再运到珠海拱北和中山，只有5个星期的时间，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误期。我那时这样做，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接着，我即刻通知有关人员把在美国订购的设备、材料迅速运来，不得延误一天；船到香港，立即把物资转运到澳门，随即入关。有些来不及报关的，就申请特批，先入关再补办手续。而装修工人，也加班加点，昼夜施工，终于赶在开业前完成内装工程。为示鼓励，我还要求给工作人员多发了一个月的奖金。
“何贤、马万祺等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急于发请柬出去，急于开张。其实，我发请柬出去，就是要调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力量，有了这个，我就可以振振有辞要求一些人办事。如果货物运到内地了，但却不能按期开张，国家有责任。不然的话，近10万种货品，怎样能迅速、顺利通过海关，并且有些还是免检，后来再补办手续？
“当然，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有很大的感触，觉得我们的国家经过‘文革’之后，人心涣散，整个国家濒临瘫痪边缘。我刚才跟你说过，那几年，我到不少地方参观，看到工人都没心思干活，个个坐在那里。有一个笑话，1980年，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跟我讲，他们想在万里长城建一个厕所，结果提了10年，还是没有建成。整个国家好像死了一样，转动不起来。当然，我只是个生意人，不是政治家，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但我总是想：中国人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很成功，没有一个地方是不成功的，包括美加、东南亚、新加坡、香港，但为什么在内地的情况却不一样？这主要是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件事，给人们的思想刺激一下，让他们觉悟到，只要发挥积极性，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做成功。这件事，如果到时开张不了，那没有什么，顶多我受人骂就是了，但如果成功了，意义却很大，对人的观念的改变作用很大。”
率先把酒店对外开放
新落成的中山温泉宾馆，总投资约4000万港元，占地面积10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23万平方米，有250套客房，其中包括10栋别墅。
为了把开幕仪式搞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霍英东请来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网球好手，在中山举行网球比赛，并邀请他们入住新落成的温泉宾馆，成为第一批客人。
“那时候，内地的酒店是不对外开放的。”霍英东回忆说，“记得1979年，我带一个香港体育队到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回到广州时，一些朋友前来我下榻的酒店探访我，但都一一被挡在门外，冒着风雨轮候登记。不带证件者不得入内，而带证件者则除需登记名字外，还受到门卫的一番盘问，折腾了一个小时才能入内。”
有感于此，霍英东在酒店开张前，就明确规定：酒店是开放的，任由外人前来参观。当时有人担心地说：“开放让外人进进出出，会不会出现混乱，甚至盗窃的情况？”但霍英东坚持己见：“一定要向公众开放，让他们见识见识；况且做生意，要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人来多了，生意便会兴旺了。”
温泉宾馆开张那天，来了几千人，往日沉寂的罗三妹山沸腾起来，似乎连温泉的水温也因人气大旺骤升了几度。来宾们面对这座现代化的建筑物，且赏且评；尤其是附近的那些村民，看到一年前还荒凉的罗三妹山出现这座园林式的豪华酒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禁不住啧啧称奇。
在阵阵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兴建的涉外旅游酒店宣布开业了。那时，离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日子，还不到三个半月。霍英东的眼光、胆识、智慧、办事的效率，不能不令人钦佩。
1982年，中山温泉宾馆开始盈利。这间初期只有250套客房的酒店，由于住宿率高，1982年营业额排在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广州的东方宾馆、上海的锦江饭店、四川的锦江宾馆和北京的北京饭店，跻身中国内地五大宾馆之列。
霍英东捷足先登，在广东中山县“温泉试水”，小试牛刀，果然不同凡响。
第三十七章力排众议 建高尔夫球场
1981年，霍英东提出要建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顿时引来各种非议。他的想法，得到了杨尚昆的支持，杨还与他一起勘选场址。球场建成之后，霍英东又从中山县农村挑选19名青年，组建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
顶着各种阻力和非议
初战告捷，霍英东大举投资内地的信心更大。
温泉宾馆刚开业，霍英东又提出他的另一个创举：在温泉宾馆的后山坡上，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
此言一出，有些内地官员一脸迷惑，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高尔夫球为何物。高尔夫球运动原先流行于欧美国家，现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也很流行，光是一个日本，据说就有1000多万名高尔夫球爱好者。
有些人也感到很吃惊：“对外开放，是否连这种很贵族化和很资产阶级化的玩意也引进来？”这也怪不得他们，在内地，只有半个世纪前的“冒险家乐园”上海，才有过一个高尔夫球场，且是专供洋人和“高等华人”玩乐的。新中国成立后，谁敢提出建高尔夫球场？
一时间，兴建高尔夫球场这个纯粹的商业决定，竟引发为意识形态之争。对此，霍英东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自他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以来，这一类的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霍英东回忆说：“在建中山温泉宾馆时，我们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