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约翰·巴肯（1875一1940），苏格兰政治家、小说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虽然在1953年我们会晤时，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但他并未妄自尊大地把自己描绘成上帝选定了来拯救人类脱离什么特定的罪恶的救世主。但是他以撇开谦逊和自负的那种一贯的客观精神，确实认识到自己具有才能、理想和对公众的吸引力，而这三者结合到一起就能帮助这个国家解决其面临的任何问题。在此后的所有年代里，尽管国家面临的问题和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可能会发生变化，他私下对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却始终没有改变过。
异和同
当我开始替他工作对，我们两人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是一个估计拥有千万美元私产的人。这主要来自他父亲多年以前就为肯尼迪一家的九个子女每人设置的大笔信托基金。他习惯周旋于棕榈滩、纽约以及法国里维埃拉的社交界。而我自己则出身于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的家庭。
我从未出过美国国境，也难得离开中西部。但是这位参议员，以学生、旅游者、驻外大使父亲的助手（1938年）、海军军官（1941…1945年）、新闻记者（1941年及1945年）以及众议员（1947…1953年）等身份，曾游历过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大洲，并同大约三十七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店主和学者谈过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只有十七岁。他则已经是大战中一位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了。他背部的情况①本可以使他完全免役的，可是他通过幕后关系终于成为现役军人。当他指挥的PT－109鱼雷艇在所罗门群岛附近的一次夜战中被敌军的驱逐舰打成两截时，他鼓舞并帮助同船的水兵脱离了险境。他在科德角以及后来在哈佛大学游泳队时本是一个游泳健将。这次他拖着一个受伤的水兵，用牙齿咬住他的救生带，在黑暗而寒冷的海洋中游了三英里。尽管他自己的背部和健康都已因此受到了伤害。
①指1939年肯尼迪在哈佛大学打橄榄球时背部所受的伤。——译者
他曾进过贵族化的、专收男生的乔特预备学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就读过一个短时期。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六年，获得了法学学位，我六年的全部学费还抵不了哈佛一年的费用。
由于家庭传统、习惯和信仰，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许多红衣主教的朋友。我是一个唯一神教派的教徒。由于这个教派没有教条和宗教仪式，它就处于宗教派别的另一个极端。
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波士顿本乡都是知名的、成功的政治家。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则是贫苦的丹麦和俄罗斯移民。（有一次，他从哥本哈根寄了一张明信片来给我，赞美那里的秀丽景色，不明白“丹麦人为什么要移居国外”。）
然而所有这差别在他对我的态度方面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他不仅仅是他的出身与经历的总和一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豪富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和退伍军人。他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他自己培养起来的。那些试图根据他的个人有记载的材料来对他进行归类的人未免是大错特错了。
显然，他对自己服过兵役，并获得“紫心”勋章①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奖章，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用塑料包装着的椰子壳。在那枚椰子壳上面，遗留着战时他在一个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涂写的一封求救信的手迹。他保存着这件纪念品，以示他对自己险些丧生的这件往事永志不忘。当他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他曾为一些比较进步的退伍军人组织争取通过一项退伍军人住房法案。在战后进行的那些工作中他是一个头头。但他既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也不是一个职业退伍军人。他从不讲自夸的话，甚至对他的战时经历也提都不提。他从不嘟哝自己受伤的事。1959年，当我们在威斯康星州阿希兰的一条街上行走时，一个轻率的中学生问他，他是怎样成为一个英雄的。他笑呵呵地回答说：“这很容易——他们把我的船打沉了”。
①“紫心”勋章系美国的军事勋章，授予作战中受伤的战士。——译者
他毫不畏惧陆海军将领（他当了总统后，更是如此），而且对于军事教育抱有重大的怀疑。1944年，当他还住在海军医院时，他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谈论“海军有一种把他们所接触的一切事情都搞得一团糟的超人本领”。
他对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很自负，但并不认为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哈佛或东部的其他学校。他以总统的身份接受耶鲁大学的名誉学位时曾经说：“现在我已获得教育领域内两个最好的东西——耶鲁的学位和哈佛的教育。”同时，他对被选入哈佛大学校董会感到很光荣，因为没有几个天主教徒曾被选入。1955年他未被选入校董会，对一个习惯于胜利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新经历。不过他在选择他的参议院和白宫的助手时，并不考虑他们是在哪里接受的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名牌大学出身并不总是一笔政治资本。我在为他的伺学会刊物撰写的一篇文章的初稿中写道：
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献身于公众事业的证据。
参议员把它改成：
马萨诸塞州的许多选民，尽管我连忙要补充说，并不是全体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有些才干和能力的证据。
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德都集中在天主教教会，也不认为所有非天主教教徒都要（或都应该）下地狱。他对自己的宗教既不感到尴尬，也不感到了不起，只是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来看待罢了。他对早些时候的一个传记作者试图把他说成“不是虔诚地信奉宗教的人”感到不愉快。他每个星期日虔诚地参加弥撒，甚至在疲劳的外州旅途中，没有一个选民知道他是否去做弥撒时，他也去。但在十一年中，他从未透露过他个人对于人类同上帝的关系的看法——尽管我们曾讨论过政教关系问题。
他的工作班子里并不需要、也不优先录用天主教徒。他既不了解、也不在意我们这些人员的宗教信仰。他的许多亲密朋友并非天主教徒。他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学者，但并不能被称为一个天主教学者。他对神学毫无兴趣，演说稿中到处点缀着新教版本《圣经》的引文。有一次，他使他的妻子又吃惊又好笑，因为在他读了。传道书。中自己爱好的一段文字（“……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①）之后，他竟然大不敬地自己添了几句政界常说的话：“全力以赴有时，干脆不干有时。”在我认识他的十一年里，我从未听见他在人前高声祈祷，从未看到他吻一个主教的戒指，也从未听说他曾为了政治上的方便而改变其宗教习惯。
①见《旧约·传道书》，第三章。——译者
他说：“波士顿有句老话，'我们的宗教来自罗马，我们的政见则出自本土。'”他对天主教统治集团并不敬畏，对政教分离的明智性也是完全同意的。1959年，他写信给我说：“赞成政教分离和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两者之间一点也不矛盾——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做一个天主教徒和履行你的宪法义务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他在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答复人家询问时曾说，“承认赤色中国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有个神父听到他这句话感到很恼火，就问他道：“肯尼迪参议员，你不相信所有的法律都是上帝制订的吗？”参议员立刻顶住他说：“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当然相信——不过这同国际法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他生来富有，而且花钱毫不在意，但他对积累更多的金钱却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同那些对旁人的需要漠不关心的富翁们没有共同之处。他投票时有一贯的主张，不顾自己的（以及他父亲的）经济利益——例如在石油和煤气问题上。他的父亲也从不强制他或是他们弟兄中的任何一个继承自己的金融事业。
这位参议员除了使用一般的表和领带别针外，从不戴戒指，或佩上钻石的领带别针以及任何其他珠宝饰物。所有他的政府薪金——作为国会议员、参议员和总统——都捐献给慈善事业，约计五十万美元。他的竞选运动虽然花钱很多，却总避免那种可能被指责为炫耀金钱的铺张浪费（诸如广告牌、报刊上的整版广告或者电视广告节目等）。但他对于父亲的财富使他能担任公职而不需要在经济上依靠一些有势力的压力集团这一点，并不感到羞愧。相反，他把自己的幸运当作是一种义务：“被上帝赏赐了很多东西的人。就有必要做很多的事情。”他还请他的妻子把艾伯特·爱因斯坦的这段话保存在他的文件夹里：
我每天一再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别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辛勤劳动，因此我必须竭尽全力，以便给予别人以等量的东西。
杰克·肯尼迪喜欢波士顿，波士顿也喜欢杰克·肯尼迪，但是他一向总不止是一个波士顿人。就象许多对情侣那样，他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他诞生在波士顿郊区的布鲁克莱因。在他的个性逐渐形成的时期，他是生活在纽约的布朗克思维尔。他父亲将全家搬到那里去，因为他认为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商人及其子女在波士顿是没有多大发展机会的。1946年，肯尼迪初次参加竞选时，还是一个羞怯的、瘦弱的、二十八岁的众议员候选人。他在波士顿那个难弄的第十一选区竞选，因为众议员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就要退休了。
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他并不坚持他工作班子的成员一定要来自他们为之服务和研究的那个州。事实上，他倒宁愿不要马萨诸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