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年假期的缘故，安理会本来在星期四那天并无集会；星期四正好是年除夕。可是联合国安理会为了想向世界表明他们对“以色列谴责案”的重视，仍然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召开了会议，从星期六开始，才正式休会，下星期一才又继续召开集会。
因此，由卡本特从星期四开始，就替皮尔斯捉刀的情形看，他大概从星期二晚上就离开纽约了，这样，他才有五天的时间，到布拉瓦海岸去搞鬼，那么，那么……他……“暧昧”？
所以他后来才打电话给哈洛克，而哈洛克就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做。去找那名傀儡。
他根本不在意时间早晚，拿起电话就拨给了国务院的夜班接线生，要他无论如何，不管卡本特在哪里，也要替他找到。
八分钟之后，接线生就回电告诉他说：富兰克林·卡本特早在三个月之前，就已经辞去国务院派驻联合国的职务了。他资料上的电话号码根本没用了，早巳切断了。
贝弗一看不行，马上又命接线生再打给一名当时必然会在纽约参加会议的较低阶的参事。
凌晨五点一刻，帮他负责联络的接线生，终于找到那名参事，把电话接给了贝弗。
“我是助理国务卿贝弗……”
对方起先的反应，是半带睡意半带吃惊的，甚至还稍微显出有些害怕的样子。贝弗必须先花几分钟去安抚对方，然后才逼着他去回想将近四个月以前的事情。
“你还记得那几次会议吗？”
“我想应该还记得才对。”
“当时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异常的事，曾引起过你注意的？”
“好像没有，先生。”
“参加这次安理会会议议程的美方代表团—一我主要是指出席星期四和星期五会议的人——是包括有大使、国务院资探官员亚瑟·皮尔斯、你，还有另一位叫卡本特的人，对吧？”
“对，不过您讲的最后两个人，秩序应该对调一下，我比他职阶要低许多。”
“你们四个人那几天都在吗？”
“哦……我想是吧。四个月以前的事，现在实在不容易很清楚的一一记得了。您看出席记录薄就可以晓得。”
“星期四刚好是除夕，这样你比较记得清楚了吗？”
小参事楞了一下之后才回答。等他一回答之下，贝弗不禁痛苦的闭起了眼睛。“是的，”助理说，“我记得了，我当时可能有登记要出席，可是我并没有出席。那个白宫的俏郎君——对不起，先生。我说漏嘴了，先生——”
“我晓得你是指谁。皮尔斯助卿怎么样？”
“他要我飞回华府，到‘中东司’彻底把情况研究分析一下。结果我足足弄到周末完毕，才把资料收集齐全。可是后来，您大概还不晓得吧，他竟然没有用那些资料。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用过。”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贝弗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平静的道：“当代表团团员有意见向大使呈递时，意见是由另外一个人写了转呈的话，这就表示什么？”
“这很简单。如果大使的首席助理，认为有高明的提议或者战略，可以在安理会中驳斥反方的动议，而本人又不在会场的时候，他就可以托另外一名出席的团员代他提出。”
“皮尔斯助卿在星期四与星期五的议程中，由别人替他提出他的建议相当多次，这是表示什么？”
“这就表示当时他并不在场。他平常在联合国中相当繁忙，而且与各国代表的关系也相当良好，有时他必须在开会中途离开会场，去跟其他各国代表接触；老实讲，各国代表都对他相当喜欢。甚至苏联代表团的人，也很喜欢他。”
对，没错，他们当然全喜欢他。这样的话，彼此在安理会针针锋相对、僵持不下之前，可以先在场外进行秘密交易，贝弗心里想到这点。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能再向你请教一下吗？”
“不敢当，先生。”
“卡本特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也很想知道。我希望我能找到他。我猜他大概是崩溃了。”
“什么意思？”
“我想您大概还不晓得吧。他太太和儿女在圣诞下前两天，出了车祸，全死光了。你想想看，圣诞树下，没放礼物，却放了三具棺木，他会怎么样？” ，
“真惨，太不幸了。然后呢？”
“出事之后，他只离开了两天，就回来了。当然，我们大家认为这样对他比较好，到人多的地方，大家都关心他的地方，总比一个人要好些。”
“我想皮尔斯助卿对这件事相当帮忙。”
“对，先生。就是他硬说服卡本特节哀顺变，继续上班的。”
“喔。”
“然后某天早上，他突然不见了。隔天就收到了一封他拍来的辞职电报，说他不干了。”
“这不是很不寻常吗？！他为什么本人不来递辞呈呢？”
“我想他是受刺激过度吧。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还会顾到什么大体的。”
“当然，皮尔斯助卿在接获电报之后，也就批准了。”
“是的，先生。这是皮尔斯的想法，认为他已经失踪了。唉，我希望他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切都还好……”
他已经死了，小参事先生。
傀儡已经死了。
贝弗挂断电话之后，就继续撑开眼皮查下去，一直弄到旭日东升。
他第二项检查的资料，就是“暧昧”那个代号被偷之后的当晚，“无可救药，径予格杀”的指令，被人由国务院以保防电话打给罗马，对哈洛克展开追杀的时间表。
他一核对之下，就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了：皮尔斯当天并不在纽约，而是溜回华府国务院五楼他本人的办公室了。他随着下班的人潮，在五点钟溜出办公室签了退，又趁人潮汹涌而出的忙乱之际，重新溜回办公室躲起来，等第二天一早，再趁着大批上班的人潮涌进国务院办公大楼时。溜出去签了到，谁可能会去注意他。就跟他贝弗一样，他现在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签个到，再继续进来工作一样。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从他任何的资料和记录上看，他乃是个典型的美国儿童、少年、青年、学生、军人和公务员，完全是个标准的美国人。他怎么可能会跟苏联有勾搭呢？
到八点钟左右，他因为实在支持不下去，就倒在椅子上睡了。
到了八点三十五分，他被办公室门外，那些一早赶来上班的人声给吵醒了。
他站起来，脸孔浮肿，睡眼惺忪的，穿了一身邋遢不堪的皱衣服，衣冠不整的，带了满头乱发，和颔下窜出的胡髭，开了门，走出去和被他突然出现而吓了一大跳的中年女秘书道了早安。
他从对方吃惊打量他的眼光中，也晓得自己现在是副什么德行——领带没打，卷了袖子，两眼发暗，头发紊乱，一脸胡髭，他晓得。
他叫了咖啡，然后去上了个厕所，再洗了把脸，尽量把自己弄得象样一些。
等他穿过大办公厅，经过那些来上班的秘书和各部门主管时，每个人都盯着他的怪样。
他们还不晓得天都快塌了，他自顾自的想道。
十点钟左右，他记起哈洛克对他的规戒，就上街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挂了通电话到纽约一家电视公司的新闻采访部，请他们立刻将他所需要的录影带和照片，以飞机送到国务院给他。他有点忍不住想报告总统。但他忍住了。他谁也没讲。
现在，他又看了看表。十二点二十二分，离刚才他看表的时间，才过了三分钟。
飞机应该快到了；纽约与华盛顿之间，每小时都有班机对飞一次；问题在于他不晓得是哪一班。
他的思绪把门上传来的一串轻叩所打断，他马上带了十二万分的渴望与兴奋大喊：“请进！”
是他的女秘书，她站在门口，一脸关怀地望着他，与早上她看他的眼光完全一样。“我去吃中饭了，好吗？”
“请便，丽沙。”
“要我带点吃的给您吗？”
“不了，谢谢。”
女秘书很尴尬地楞在门口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说：“贝弗先生，您没事吧？”她问。
“没什么，我很好。”
“要我帮什么忙吗？”
“别替我瞎担忧，去吃饭吧。”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那……等会儿见了。”
她还不晓得天都快塌了，他想。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是楼下大厅安全部门打上来给他的；纽约送了一个邮包来给他。
“请替我签收了之后，加派一名武装警卫送上来给我。”他交代楼下安全室说。
七分钟之后，一卷录影带被放进了录放机中，闭路电视的荧屏上，立即显示出了一个联合国安理会，正在举行会议的画面。
画面下方，有打出—个日期的注脚：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两点五十六分。正在发表演说的人，是沙乌地驻联合国大使。
数分钟之后，镜头开始扫描与会的各国化表团，先是以色列代表团，再就是埃及的，再来就是美国代表团。
贝弗将画面用遥控固定住。四个人都在：大使、旁边坐了亚瑟·皮尔斯，另外两名代表坐在后排。在就好，没必要再听下去，他按下遥控器，让画面因快放而变得模糊了一阵子。等到他手指再一放，沙乌地大使仍在讲话。
他正打算再按下快放键时，突然发现摄影镜头又扫到了美方代表。
亚瑟·皮尔斯不见了。
贝弗连续按了几次倒转键，找到了他想要看的画面。照理讲，在友邦代表致辞之际，中途退席的行为是相当不礼貌的。国务院的这位朋友在离席之前，应该有相当的理由才行。
有了，在那儿。
皮尔斯正在看表，然后站起来，弯身向身旁的大使耳语，接着又转身朝身后那名参事——不是卡本特——讲了几句话；对方点了点头……一名女播音员的声音插进来说：“美国代表团现接外电，可能是由该国之国务卿所打来的。请美方代表派人离场接听。我们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