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像一阵风一样，到处都传遍了。逃出去的老百姓陆陆续续地回来了，都说：“我们原先不知道是谁的队伍，空跑了一趟。”
可是，过了两天就出问题了。因为寨子小，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厕所不够，弄得寨子周围、屋墙脚下，都拉的是屎。我们赶紧开了一个会，我对大家说：“我们到这里来，是客人，不能随随便便的。这两天，到处拉的都是屎尿，臭熏熏的。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现在要求大家不要乱拉了。没有厕所，自己去打，现在，谁屙的谁去打扫干净。”夏林说：“谁屙的，打谁的屁股！”
当时说得一个个都不好意思，脸红得像鸡公冠子一样。散会后，各人就去打扫，马上动手挖了一些坑作临时厕所，既干净又有了肥料，寨上的农民很满意。
又一天下午，夏林从山下上来，押了十二个人回来，说他们带枪下寨子，在店子里吃东西，招摇撞骗。我听了很生气，说：“这里没有你们吃的吗？为什么不遵守纪律？”他们不说话。我叫夏林检查他们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就问他们：“你们吃东西，不给钱？”
“我们赊来吃。”
“赊来吃？啥时候去还？哪里拿钱去还？这不是估吃霸赊地活抢人吗？”
夏林说：“他们还对人家老板娘胡说八道。”
其中一个叫陈士君的，昂着下巴瞪了夏林一眼：“啥子叫胡说八道？她一个老板娘，未必就是金枝玉叶，开个玩笑都开不得了？哼，我们走，等杜队长回来再说。”说着一挥手，带着十二个人，转身就要走。
我喊了声“站住”，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抖了一下，站住了。
我走到那个陈士君面前，盯住他慢慢地说：“陈士君，陈家少爷，我听说你也念过高小，想来也是识文断字的人。布告上最后说，不管哪个犯了纪律，查出来都要枪毙。你说这是军令呢？还是儿戏？”
陈士君一愣，哑了。夏林拿了块板子过来，说：“怎么样？大姐的话听清楚了吗？你们是愿挨枪子儿呢，还是愿意受处罚？”
几个吓慑了，忙说：“愿受处罚。”
夏林拿起板子，每个人打了二十个手板。
过了一阵，杜仁杰回来了，没等我开口就说：“我都晓得了。他几个来告我，我一听就说打得好。要是我来，还要多打二十个手板，还要打重些！我还给他们说，在我们三支队里，大姐是队长我是副队长，连我都要听她的，你们还敢不听？何况这布告，是我们全体领导研究的，谁都要遵从。”说完，我们几个都笑起来。我对杜仁杰说：“这群人当中，好几个都是苏同久手下的，那陈士君就是个好吃懒做的地主子弟，高小毕业没考上学校，他老子骂他没出息，才跑出来的。今天没服气，恐怕要特别注意。”
杜仁杰大大咧咧地说：“未必又蹦出个苏同久来？大不了跑嘛。这号人，跑一个少一个，少生事。”
我的话当真言中了。当天晚上，陈士君就带了其中的好几个人，以换哨为名骗过守寨门的士兵，逃跑了。
陈士君等人的逃跑，在队伍中引起了震动。我们又开会做了研究，决定在队员中展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为什么参加自卫军？
我和杜仁杰、夏林，分别参加小组的讨论。我的那个组，有好几十个人，大多是参军不到两年的新战士，听说要开会，以为像军阀队伍中一样，要清查逃兵的同伙，都紧张得不得了。我就说了个开场白：“最近我们队伍里，跑了几个人，据说呢是嫌吃得不好，又没有女人，又不自由，纪律太严了，没得在家安逸。我们开这个会，一是要大家给我们当领导的提意见，这些纪律是不是太严了，或者是只管了大家没管我们自己，大家不服气。二是要大家说点真心话，到底是为什么来参加我们这支队伍，而不去参加杨森的队伍、土匪的队伍。大家把这些问题理论清楚了，要走的，我们决不阻拦，要留下的，就好好干，再不要三心二意的。”
大家一听，都放心了，有人举手站起来发言：“不是我在拍领导的马屁，这些纪律恐怕改不得。要是改了，我们几百上千人都出去抢女人，估吃霸赊，到处乱屙屎，这不跟土匪和杨森的兵一样了吗？我就是被杨森抓了壮丁跑回来的，我不背这张鬼皮！”
还有一个叫杨青庭的小伙子，英俊英俊的，站起来说：“我不晓得人家为啥子来投廖大哥，我是不满意我那女人。”大家一听，哄地笑了起来。他急了，红着脸说：“你们笑啥子，我说的是老实话。大姐，不怕你见识广，我那女人呀，你见了都要打倒退。又丑又老，又歪又恶，还懒，成天要我妈来服侍她。我看到都生气！”
旁边有人说：“既然见不得，怎么又成了你的老婆？”他说：“嘿，你们不晓得，她娘屋里有钱，我家穷，就倒贴陪奁田，估倒栽给我。她嫌我大老粗，非要拿钱喊我去读书，好当啥子公事人。妈的，我都二十多岁的人了，从小就放牛割草开山挖地，还读啥子书嘛，我一气就跑出来了。到了这里，才听说了自由恋爱这个说法。二天革命胜利了，只要我不死，总要去自由恋爱一回！”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哄笑。我也忍不住笑起来，大家发言就更积极了。有一个说：“保长欺软怕硬，把地主的指名捐都摊到了我家头上，实在交不起，就把我父亲吊起打，我就跑出来了。结果保长听说我投了廖大哥，就不敢来欺侮了，这两年家里平平安安的。”还有人说：“我们佃田的老板，十二万分可恶，见啥子都要，我屋里连鸡娃都喂不大，我是受不了这口气才出来的。等二天革命胜利了，专门去收拾那个可恶的段四老娘。”大家七嘴八舌都说我们是不得回去的，我们还要争取入党，从廖大哥的队伍里跑回去，没得脸面见人。
突然有一个站起来说：“报告大姐，我想回去。”大家听了都一愣，齐刷刷地看着他，屋里顿时鸦雀无声。那人一见，慌了，忙说：“我不是像陈士君他们那样，要当逃兵，是想请假回去办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我家原来有一块田，卖了半边给地主，哪晓得他早就起了坏心，结果我这半边田越种越小，他那半边越种越宽。我不服，就去告他，结果官府把那块田全部断给他了。逼得我这几年，到处拉船帮工，听说廖大哥的队伍专门为穷人打抱不平，就来投了军。今天当着这么多弟兄和同志，我把话说到明处，请大姐队长准我两天假，让我带这支枪回去，把那龟孙子打了就回来！诸位弟兄，我王某人就当众赌个咒：要是骗了大家，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
大家一听，都面面相觑。一会儿，有人悄悄地说：“这个假恐怕该准人家，那地主太可恶了。”于是刚才那个说等革命胜利了再回去收拾段四老娘的也等不得了，说他也要回去。还有一个莽汉子站出来大声说：“我投了廖大哥，他们就把我女人抓了，关在武胜城里的监狱里，都一年多了，现在还没出来，丢给我妈照看两个没爹没娘的娃娃。我也不是说这里不好，是觉得不成气候，东打一下西打一下，又不敢去攻城。实话说吧，我想到通南巴，去投正规红军！”
中午，把那两个支队的情况凑了一下，问题都差不多。王道纯说：“这种情况要开大会，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下来恐怕还要找几个闹情绪的分别做工作。”我说：“王老师，你会说，今天下午开大会，你来讲。”王道纯说：“我讲什么，恐怕是要等老廖他们回来。”陈亮佐说：“王老师，不要等了，有几个地主出身的，闹得凶，莫让他们又兴风作浪。”下午就开大会，由王道纯讲话，他本来就是教师出身，讲得深入浅出的，好懂。他讲了一通要顾全大局的道理，最后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前年子，余家场事变，我们的陈玉屏陈大姐被敌人抓住了，你们说廖大哥心里咋想？他手下还有那么多人，都喊打回去把大姐救出来。救不救得出来呢？也救得出来的。只是那样队伍就要受损失，敌人求之不得。于是，我们陈大姐就在岳池城里，整整坐了一年的班房，还被绑去陪了杀场……”
下面嗡嗡嗡的，一些认不得我的，纷纷站起来看。突然，一个人带头鼓起掌来，接着大家都鼓起掌来，连王道纯、夏林他们也对我鼓掌，弄得我满脸通红，一个劲向大家鞠躬。
下来，我们又分别找几个闹情绪的做了工作。那个要请假回去打仇人的，伤心地哭了一场，最后说：“大姐，我现在心里晓得了，暂时咽下这口气，不回去了，反正这枪子儿，早晚给他狗日的留着的。”
每个中队都准备了笔墨，要留下的自己签字，结果都签了或者找人代签了，只有那几个地主子弟不签，我们也不强留，让他们放下枪，走了。
刚刚把这些事情处理完，老刘政委和玉璧他们就回来了，还带着李仲生，同来的还有广安的李希白和李晓北。李希白，也做过小学教员，和我叔叔陈徙南是挂角亲戚，也和玉璧早有来往，常常帮着我们出些主意，做做联络，现在是杨森的侄儿杨汉印队伍里的参谋。
当晚，在陈亮佐驻的庙子里召开了大队和支队干部大会。玉璧说：“有件大事，进行很久了，现在有了眉目，跟大家说清楚。眼下杨森把实力都扯到营山去了，他的侄儿杨汉印，带着手枪团守着广安一座空城，本来就心慌，前线又催着赶快补充兵源。可是现在谁肯去打红军？我们又派人到各乡去做工作，结果他们的招兵旗插了一两个月，鬼都不上门。我们这才请了李希白李参谋去说，现在请他把情况介绍一下。”
李希白说：“我和晓北去找杨汉印，他不识字，又刚从前线回来，不了解情况，就叫我们去找他手下一个叫杨季元的。我们给杨季元说，长生寨住了一支队伍，兵强卫壮，都是本本朴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