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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栖在一边说：“蔡先生，这个画画的人，还在你的监狱里关着呢！”
那蔡司法一边看画，一边说：“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陈女士的案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本来早就该放的，只是有人说她可能还有什么政治问题，报上还登了消息，那么大的字。只是也没有证据，不要紧嘛，先放一放，稍微搁一搁，到时候自然会解决的。”
以后，这个蔡司法还到监狱里来看过我，后来又通过典狱官，找我要过两张画。
牢里的几个姐妹看我和这些人打得火热，都羡慕得不得了。一天，老四何太太背地里对我说：“大姐，我求您个事，您和蔡司法那么熟，帮我说几句好话，求他把我放了出去吧。我们两口子都押在这大牢里，屋里两个孩子没爹妈照看，总不是个办法啊！我的那口子这一年来老是生病，听医生说是肺痨，连个在外面寻医拣药的人都没有……”
我想了想说：“这事我也没把握，试试吧。”
我就给她写了一张呈子，说了一大堆两口子的难处，请求让何太太假释出去，以照顾她的两个孩子和丈夫。然后又附上一封信，请典狱官给蔡司法送去，当然还随信带去了何太太的一些礼物。不想过了一个星期，呈子批准了，何太太马上就收拾东西，假释回了家。
何太太回去之后，三天两头来看我，不是送吃的用的，就是扯些衣服料子，还硬要洗我换下来衣服，说：“大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你的情。”
又过了一阵子，她又来找我，能不能把她的男人也想个法子弄出去。我又试着写了一封信，让她带上四百元钱去见蔡司法。第二天，那姓蔡的叫典狱官来问我：“这陈吉庆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
我说是我娘家的一个叔伯兄弟。不几天，又准了。
就这样，通过我的这个渠道，前前后后一共帮了男监女监的十多个犯人的忙，把他们都活动出去了，其中当然包括郝疯儿她们。临出去之前，我给郝疯儿立了一条规矩：出去之后不能乱来，要信佛教，不然我就不认她这个妹子。她和吕太太跪在我的面前，只是磕头说：“大姐啊，你真是这世上的活菩萨，你二天，一定要进天堂的。”
官员们也因此都发财了，光是蔡司法就在这些交易中收了两千多块银元、两件狐皮大衣和一些贵重药品。得好处的还当然少不了典狱官和有关人员，可是不管我自己多着急，却一直不明不白地关在牢里，这其中的奥妙，直到我出狱后才明白。
一天竹栖来说，经人介绍，他要到成都刘湘办的社会军事训练班去受训。这是刘湘的武德学友会办的，出来就会有事干了。
这武德学友会，我知道，是刘湘组织的一个团体，又称“核心团”。自从刘湘在冯玉祥先生和我们党的争取下，决心把自己从前的反共方针改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之后，这个核心团就在各地利用同学同乡和亲戚关系，广招人马，培养亲信，除了川军中那些刘湘的贴心将领之外，还渗入了一些各地决心抗日的地方军官，其中很多和我们有关系。现在他们之所以要办这样的培训班，就是要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同时培养自己的骨干，出来之后掌握地方军权。竹栖能够打入这里面，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可是竹栖却很犹豫：“诗姐，你还没有出来，我要是走了，你怎么办？”
我听了，心里一阵地发热。竹栖是个胸有鸿鹄之志的人，开旅馆不过是一时之计，而且大半的时间和收入，都用来为我奔走了。眼下好容易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无论是对他的志向和自己的生活都非常重要，可是他却为了我，还在这里犹豫不决，这片真情对于举目无亲又身陷囹圄的我，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可是我总不能为了自己，让他成天在这里陪着，于是硬起心肠瞪了他一眼说：“你在这里，我也没出来呀！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以后会后悔的；再说你老是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说不定出去了，眼界一开，办法就出来了呢。”
竹栖想了好几天，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就来对我说：“诗姐，你放心，我走了，一青会代我来照顾你的。”
竹栖真的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风洞口，一阵阵地发呆。
幸好，竹栖的儿子一青，每天都来看我。一青是竹栖惟一的孩子，按竹栖的嘱咐，不叫我伯母什么的，却古古怪怪地叫我诗伯，竹栖说是对我这样的人，不能用一般对女人的称呼，就像人们总叫我先生一样。一青出生才三天，他母亲就死了，父亲出去闯荡，将他从小就寄在姑妈家里。这一年才十七岁，已经是《万州日报》的访员（即实习记者）和校对。当时的《万州日报》，已经由刘湘接管，成了刘湘在下川东的喉舌，社长是刘湘的警备区司令刘光渝。可是他出身行伍，不通文笔，就从重庆找来他的老师李春雅当总编辑。这李春雅，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积极主张抗日救亡，把许多进步人士甚至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也弄到了编辑部来工作。这些人把个《万州日报》办得爱憎分明，锋芒毕露，在当时的万县简直成了抗日救亡的中心，一青便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他晚上校对，上午出去采访，下午来狱中看我，一来就给我讲外面的抗日形势，让我看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火辣辣的一派热血心肠，真是令人为他担心。当时虽然万县是刘湘的地盘，但也有国民党的势力，把《万州日报》恨之入骨，弄不好就会出事情。
果然，一青突然不来了，孟伉也没有消息。我关在牢里，只听说外面在抓共产党，抓万县的“抗日七君子”，其中一个叫“光头”的人跑了，正在全城搜捕。我一听，可急坏了，这“光头”就是一青发表文章的笔名。竹栖就这么一个儿子，可不能出什么事情。
没几天，一青来了，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说：“你这孩子，到处都在抓你，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嘿嘿地说：“诗伯，你放心，他们抓得着我吗？我躲在刘湘的警备司令部里，有那么多的兵给我站岗呢。再说他们只知道有个叫光头的，又不知道这个光头是谁。”
我啼笑皆非地摇摇头，又想起我们年轻时在南京参加“五卅”运动的情景。人啊，一辈又一辈，都是这么过来的。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万县城里的年轻人，忙着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一青白日黑夜地忙碌着，来得少了。我想到自己不明不白地关在牢里将近一年了，苏联没去成，外面的活动又无法参加，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山上的同志们怎么样了，宁儿和亚彬还以为妈妈……正在胡思乱想，老汪突然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个叫刘剑国的人来。老汪说：“陈大姐，现在形势变化很大，你要近期能够出来，就和老刘一起，从上海走，他负责你一路的安全；如果出来晚了，可能就不行了，上海很快会吃紧的。”
老汪走了，刘剑国每天都来陪我。这是个挺和气的朝鲜人，流亡到中国来的，像他这样的人当时在重庆很多。他给我讲他们国内的风土人情，讲他们的人民做亡国奴的滋味，看得出来他很思念他的祖国；他还说他这次不是到苏联，而是要回国去，参加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
没多久，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接着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全国各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战区烽火连天，敌后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形势这样紧张，刘剑国不走是不行的了。这时已经是九月初，他整整陪了我两个月。临走时刘剑国对我说：“大姐，眼下国共已经合作，许多共产党的大人物都放了，你又没什么证据，一定会很快出来的。到时候，你就到宜昌东山铁路坝，找一个叫刘海清的人接头。上海不好走了，他会送你从延安那边走。”
我死死地记住了这个地址，和这个人的名字：刘海清。日子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出狱的事还是没有眉目。郝疯儿和陈吉庆看我着急，就又备了礼信财物，找了一个叫王大爷的去问那个蔡司法，说国共都合作了，即使陈先生真的是共产党，也该放出来了，还关着她干什么？那姓蔡的收了东西，支支吾吾地，只是口里说快了快了，又不见行动，气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正在着急，竹栖回来了，一看我还在牢里，就急得跺脚：“诗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嘛？我看那姓蔡的有名堂，是不是拿到你的什么关节了？”
我说：“先不说他，还是说你吧，你毕业了？”他说：“就算吧。这回呀，刘湘下了决心，要把兵权抓在自己手里。原来各地的保安团，都被蒋介石叫康泽派了特务，这回刘湘又在各地建立了国民自卫队，队长由县长亲自兼任，副队长等于副县长，大多是我们这次培训班出来的地方军官，专门和蒋介石对着干呢。”
我说：“那刘湘封了你个什么官啊？”
他笑笑说：“还可以，忠县国民自卫总队的副队长。”我说：“好啊，叫孟伉来，我们为你饯行！”
他说：“可是，诗姐你……”
我说：“你男子汉大丈夫的，怎么就这样儿女情长，我坐牢又不是第一回了。”
竹栖一听，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诗姐，我到重庆去看了亚彬和宁君，听曾三姐说，你上次出来，是她的妹夫雷青成帮的忙？我这次在成都，听说这个雷青成当了泸州的专员，说话管用得很呢，要不要我给他写封信去？”我说：“算了吧，这年月，形势这么乱，谁知道谁是怎么想的？再说他是康泽的大红人，弄不好会把事情搞复杂了。”竹栖说：“可是再不把你弄出来，我走了谁来管你啊？你这个人啊，就是怕麻烦别人，你不写，我来写。”于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