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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人的五花八门的暴行的公开宣扬已经在全社会引起了反响，美国约许多人不再关心儿童的幸福，转而反对我们的儿童了。当那些为末出生婴儿的生存权而奋斗的人也鼓吹死刑、为接二连三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居然往婴儿的身上投凝固汽油弹——而辩护时，局面就更混乱了。
当年原子弹的出现曾提供了许多机会，同样，代沟及伴随代沟而发生的许多观象也曾带来过一些希望，然而这些希望却奇怪地消散了，变模糊了。当年，年轻人曾被任命为大学管理员会的理事，但从许多方面讲，这几乎没产生过什么差别——大部分事情都使他们感到厌烦。倘若说良好的影响有时似乎能象一剂补药的效力那样迅速遍及社会各阶层的话，那么环的影响、反动的行为、敌意和对变革的愈来愈强的反对却也象癌扩散那样迅速蔓延。每一种影响都更难辨认，更难应付了。现在比十年前更难发现希望。当新一代的第一批成员发起挑战时，他们相信既成权力机构的成员在错误地掌管权力；这些成员虽然地位强大，但却可以受到挑战。有希望采取行动消除核威胁的基础，在1945年时看起来是那样简单，而现在则极其复杂了。六十年代中期希望的基础也很简单，新一代人在新罕布什尔竞选总统的初选中支持尤金？麦卡锡，使人们又一次有机会创造一个合理的世界。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
我们又返回了原地，变化又被视为与六十年代相同的青少年与父母间的冲突，因此，整个情况比以往更混乱了。这不仅仅是一次不满的父母与持不同见解的子女之间的较量。而且也触及到了所有的老年人，触及到了所有年轻人与所有长辈之间的关系。要认识到这一点还需一些时日。现在，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在所有的场合下都是隔着代沟相望。在青少年的这一边，还有青年教师、青年医生以及小孩子的年轻父母。但是，无论在世界的何处，青少年的父母都在代沟的那一边。在纽约和伦敦，在辛辛那提和罗马，在莫斯科和东京，在爱斯基摩人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各民族中，父母和子女都隔着代沟遥遥相对。虽然近十年来的种种变化使代沟的重要性变得模糊了，但年轻的成年人又成了学生和艺徒的楷模，父母与子女间的代沟变得反而更突出了。在七十年代，这一代沟的存在对父母之道是一个有力的挑战，正如它在六十年代对成人之道的挑战那样。与青少年打交道或作为一个青少年，目前都是最艰难的时期。
与此同时，许多老年人仍然以为代沟停留在原地，即在十八、九岁的青少年和大学校园里。他们以前的同情者为活跃情绪的消失而感到痛心疾首，严厉斥责年青人以某种方式背叛了自己——就象先前那些青年中崭露头角、风云一时的人物纷纷变节一样。但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纷乱的关系仍在继续，尽管代沟本身现在是在二十八、九岁的人那里，而且这新一代中的许多人自己也有了孩子。在家庭中，年轻人和父母的冲突在继续，只是随着校园中动乱的平息，这种冲突已不那么引人注目了。高中学生谈起他们的父母时，常把父母说成是“学识渊博”；而父母们，尤其是中高年级学生的父母现在常常拿自己孩子的古怪行为互相比高低，说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当”，说他们正试验不用杀虫剂培育庄稼，说他们对手工艺又有了兴趣，说他们在修炼神秘的灵性感受。
由于最初的那条代沟不那么惹人注目了，年轻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的界线，年轻政治家与老政治家之间的界线，年轻医生和老医生之的界线也都不太明显了；因此，青少年与父母间依然存在着代沟的事实，也被视为仅仅是一种人们所熟悉的代与代之间的变化，或寻常的两代人的冲突了，只是其特点带有现时期的特殊性而已。教授和老师所碰到的代沟通常出现在他们与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之间。现在，他们可以轻松地叹口气了，因为目前那些由校外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们支持的学生不那么难教，也容易交谈了。然而，第一次面对青少年问题的父母们仍然在体验着两代人之间的那种疏远，这种疏远曾被冠之以“代沟”的名称。只有当这种断裂出现在全世界的大学中时，人们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象通常的父母与子女的冲突那么简单。现在，代沟在大学里已不复存在，代沟的青少年一侧已有了许多成年人，故此，许多青少年和他们父母的冲突似乎又成了他们之间特有的冲突了。倘若年轻人把他们的痛苦和忧伤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看，他们的某些愤懣和不满就能够有所缓解；倘若父母们认识到子女的反抗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个人的，而是因为这些子女与那些刚刚成为父母的年轻人不同、他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代沟的存在，那么，父母们的内疚和绝望也能够得到缓解。
然而，在绝大多数家庭中，无论是父母还是青少华都不采取将这种冲突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来观察的态度。因此，在大学一年级学生所写的有关代沟的文章中，只有一个学生是把青少年的行为当作一种象征而不是当作个人行为来加以讨论的。1977年，一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E？斯巴克斯（E？Sparks）写道：
现代青年的许多服装式样和个人外表把他们与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中年人区别开来了。现代青年不管穿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穿，而是出于他们个人的爱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使老年人感到恼怒，因为他们想起自己当年只能穿廉价的成衣。由于现代青年比较走极端而且能坚持自己的标准，他们与中产阶级和中年的劳动大军格格不入。青年人的头发是造成这种疏远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我觉得，现代青年正在以对头发长度的挑战来进行新的实验……青年人用不着使用大信息量的计算机就能够控制头发……对一些青年来说，头发是实验的手段，是形成差别的手段。而对另一些多年来说，头发则是向中年人的制度进行挑战和反抗的方式。
过去，不喜欢长发的中年人曾试图用非常聪明和狡猾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直到三年前，学校才允许学生留长发。学校的唯一工作大概就是教学，而不是为学生规定道德标准。但学校并没有仅以教学为满足。现在学校相信它们应该以正确的方式（办即它们的方式）来培养学生。要是你不喜欢它门的方式，并且反对这种方式，校方就会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惩罚这个捣蛋的学生。我上的那所学校就多次因为学生头发的长度而开除学生。可笑的是，关于头发式样的规定一旦被废除，一切事情仍然照常进行。我想要说约是，个人头发的长度决不会造成智力低下，也不会阻碍学习的进步。
个人对头发长度的选择有什么危险2看来，有的人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是因为其他人告诉他那是错的。于是，这位被认为干了错事的人就得马上迷途知返。这种事情才有许多危险呢！许多父母对他们的男孩子说，他们留长发看起来象女孩子。孩子们常常不知道是否应该和父母谈谈心里话，这不是好事情。许多人说，是缺少交流导致了代沟。我觉得，在头发这件事上还不仅仅是缺少交流，而主要是缺少理解。但希望还是有的。当今许多中年人已经允许头上的毛多长几英寸了。
但是，更多的人所谈的听起来倒象是五十年代的高中生，五十年代那些与老派父母激烈冲突的高中生被一名叫吉姆？斯坦恩（JiM3te5n）的学生称为“萧条时代的孩于”：
我与我父母关于现在的一些价值的想法差距很大：
在许多事情上我的父母和我都意见相左，在某些问题上分歧尤其大，如音乐、汽车和钱。在我们家里，这三个话题构成了代沟的主要部分。我在这些事情上的观点几乎和我父母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与我父母关于现在的一些价值的想法差距很大。
在钱的问题上，我的父母（即萧条时代的孩子）觉得钱应当省下来去买重要的东西或花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问题在于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和重要的事。我父母认为重要的事只局限于大学教育、保险和一栋房子。我承认每一样对未来都是重要的，但我也生活在现在。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想到处旅行。要是我被买房子、买保险等压得喘不过气，我就没有机会多见世面了。旅行和体验新事物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或后悔的事。大多数老人告诉我“现在就干吧，趁你还年轻，”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的父母认为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但不能经常这样想。我愿意花钱买的其他东西，如立体声设备、枪等等，我的父母也统统看不起。他们觉得在这种东西上花那么多钱（200美元）是不必要的，因为可以把钱派作更好的用场，也就是前边提到的房子和保险。他们说，枪和立体声设备仅仅是我生活中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过，我已经挣钱了，我觉得自己应当成为一个决定如何花钱的人。
我和我父母意见不同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汽车。我喜欢看上去很漂亮、跑得又快的赛车。他们喜欢经济型的小车。我妈妈希望我买一辆“沃尔克斯瓦根”牌的车，可我却喜欢“卡马罗”牌的。我觉得为了买一辆外型象赛车的汽车而多花保险费和汽油费是值得的。我的父母认为，汽车就是汽车，用不着看起来漂亮。我开车去上学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