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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广播在敌人营垒中到底产生了多大功效，无从知晓。但在己方阵地己方炮兵中产生的功效则是巨大的。“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喇叭蔫瓜歇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彩”，炮兵们用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在精神上气势上压倒了敌人的优越感获胜感。难怪，有线广播站的人在炮兵中间持别受尊敬受欢迎，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第二炮兵”。
“我们确实是一支特殊的炮兵部队， ” 三十几年过去，周炳炎老人对我说：“喇叭是我们的炮筒，宣传稿是我们的炮弹。炮兵有形的炮弹在敌人的阵地上开花，我们无形的炮弹在敌人心里边开花。你说，我们算不算特种炮兵？”
在厦门，我用电话把当年“有线广播”的一拨老人邀集在一起座谈，我发现，他们很愿意把自己当成参战炮兵的一员，为自己“特殊炮兵”的经历而感荣光和自豪。
周炳炎老人——1958年任何厝广播组组长。转业前任小嶝广播站副站长。1993年我采访他时，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健康健谈的长者，而1995年我着手写这一章时，他已经与世长辞。我的采访本上，记着他最后说的几句话：一生中我能参加对金门的战斗，从不后悔，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因为我干工作的动力始终是：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国土。
张若丹老人——他的履历表很简单，1954年即任广播站编辑组长，1983年退休时仍是广播站编辑组长。这位当年的“揭蒋评论文章专家”对自己三十年一贯制的职务并不在意，唯一在意的事是，年轻时曾发誓要“与金门共存亡”，现在，他金门还是那个金门，自己已退休，事业已经“亡”了。他说，做了一辈子对台工作，如果有生之年还看不到台湾与祖国统一，那才是天大的遗憾哩。
吴世泽老人——1958年的角屿广播组闽南话播音员。极左思潮的动乱年代很不情愿地转业到了地方。但坏事变好事，现在做大哥大、BP机生意，活得蛮潇洒。境遇大变而习惯不改，每天无论电视、广播、报纸上的台湾新闻一定要看、要听，关心台湾问题的兴趣超过关心生意的兴趣。年轻时曾去过台湾，非常希望还能故地重游。
陈菲菲老人——参军后，先当了几年文工团团员。1955年从事对金门有线广播播音工作直至退休。这是一位“我这一辈子和金门国民党军弟兄们讲的话可能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讲的话还要多”的女性。“陈菲菲小姐”的名字在金门知名度极高，一个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老兵说：在金门几年，陈菲菲小姐的谈话给了俺很多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是从大陆传来的女人的声音啊，她使俺想起留在家乡的娘和老婆”。
周：五十年代初期，我军开始对金门搞有线广播喊话。当时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人就是住在地堡里， 根本没有营房住。我在地堡里整整住了十年，直到1963年病倒，发烧42度，连续12天人事不省，进医院，才第一回住了楼房。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土生土长，都是二十郎当岁，文化不高，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边干边学。
吴：我原来在小嶝岛一个连队当文化教员。上边物色会讲闽南话的播音员，到处找不到，听说我会讲闽南话，就把我调到角屿广播组。连队生活很枯燥，广播站自由一些，又有唱机唱片，我很高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学习培训，稿子发下来就播，有一次，把“不侮辱俘虏人格”念成“不悔辱”，别人说：你可能念错了。我查字典，才知道确实错了。以后就加强学习，中央台的闽南话广播每一次都听，琢磨人家是怎么播的。广播组有一架丹麦造钢丝录音机，宝贝得很，舍不得用，都是对着麦克风直播，一喊一晚上。
陈：我原来在军区文工团当演员，1955年调到广播站工作，从比较舒适的环境一下子来到一个相当艰苦的环境，开始很不适应。你想想，6平方大的一个小地堡，住好几个人，双层铺，男下女上，他吴世泽睡下铺，我就睡在他上面。又没有女厕所，解手要翻过壕沟，跑到远远的山底下去，说出来都不好意思。另外就是工作、生活非常单调、平淡，没有女伴在一起说悄悄话了，对着麦克风，也看不到过去舞台下面观众的笑脸，听不到热烈的掌声了。现在想一想，那时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我不知多少次一个人跑到树底下哭鼻子。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还得装成挺高兴的样子笑。
周：虽然艰苦，但大家干得很投入，很卖力，因为工作还是有成效的。我们的收听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哨兵，特别是夜晚，他站在那里没事干，无聊，就有可能静下心来听听海对岸讲些什么话。有线宣传与无线宣传最大的区别在于：无线宣传有选择性，不爱听关机不听就是了。而有线广播宣传带有强迫性，我喇叭一响，你不听也得听。我们估计，国民党一个连平均每天有三十多个人上哨，相当一个排，他海边几个团加在一起就有一两个营的兵力每天必须得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祖国建设”、“弃暗投明奖励规定”、“宽待俘虏”、“蒋军在大陆家属通信”等等，一组稿七、八篇，来了新稿撤旧稿，赶得及录音播，赶不及就直接口播，和尚念经，天天念。那时国民党的兵绝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撤逃过去的，他们特别希望听到家乡和亲人的消息。
陈：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也感到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有意义了。例如，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看到那些修工事或站岗的国民党士兵，呆呆地望着大陆这边，显然是在听广播。还有一次，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指手划脚把听广播的士兵都赶跑了，可是自己却坐在海边独自听起来了。有时特别可笑，蒋军军官为了不让士兵听我们广播，就在我们播音时敲锣打鼓，或把士兵集合起来跑步。那时候，金门经常有国民党士兵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泅渡过来投诚，他们不光把我们的起义投诚政策背得牢牢的，连我们有些广播稿也大致能说出来，这使我们感到很兴奋很受鼓舞。另外，后来金门也模仿我们，架设大喇叭对我们广播，对祖国造谣、丑化、诬蔑、攻击，我听了很气愤，心想一定要用我们的宣传压过敌人。我便不知不觉进入角色，安心干这行啦。
张：那时，对金门广播最有震撼力的是我国民党军官兵的亲属喊话。我记得蒋军27师师长林初耀是广东梅县人，我们去梅县把他母亲请来，他母亲哭着对他说：“儿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呀，干了坏事咱娘俩就再也见不着面了。”据泅过来的投诚兵说，正好被林初耀听到了，他呆呆的不吭气，好多天情绪不高。后来国民党把他调回台湾去了。
吴：所以当时国民党特别恨我们的有线广播，我们每个喇叭当面，他都有一两门炮专门对付我们。有时，我们只要一广播，他的炮弹就打过来了。晚上，他先打照明弹，再打直射炮。有一次，他干脆把炮从掩体拖出来，拉到海边沙滩上，对着我们的地堡干，把我们的喇叭打得稀巴烂，像筛子一样。
我们最早用的喇叭叫“九头鸟”，是美国海军在港口使用的一种扬声器，解放战争中缴获了不少，全国全军的“九头鸟”都集中到厦门前线来了。这玩艺共九个扩音器组装在一起， 每个250瓦，耐用得很，整个机器泡到海水里也坏不了。我们就用背包绳背上“九头鸟” ， 在这里广播几分钟，再换一个地方广播几分种，打“广播游击战”，和他玩捉迷藏。挨炮最多的一个“九头鸟”被弹片打了七十多个洞，我们用水泥补一补继续用，后来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去了。敌人越打我们越高兴，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没白费劲，说明我们广播的力量并不小于炮弹的力量。国民党对我们确实很恼，如果他的士兵听不到我们播音，他就不会安排专炮打我们。
周： 1958年7月，我们正在安装调试新设备，感觉不太对劲，前线怎么到处都在修炮工事加固翻新公路？表明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战斗要打。于是，我们也加班加点紧张工作，炮战一开始，我们的新设备也搞好了，开通运行。
那几十天里，大概是我一生最紧张的时刻。双方打炮，我们反而睡觉，抓紧时间休息，因为这时播音没效果。炮一停，我们马上开始广播。报道战报，告诉敌人我摧毁了你哪些目标工事。宣传政策，告诉敌人我们的原则立场和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一天，敌人一个上午集中炮火打角屿和何厝广播站，电线打断了，喇叭音膜也震破了。好在我们备用器材准备充分，什么时候打坏什么时候抢修，最久的一次大概只中断了半天便恢复播音了。我们的大炮和广播轮番向敌人进攻。及时有力的对敌广播，也使得那场炮战更加有声有色。
张：炮战中，我在角屿广播组。角屿本来就须经过小嶝、大嶝才能沟通与厦门后方的联络，很闭塞，战斗打响，在敌炮威胁下联络更困难了。电话又基本上要不通。我们最着急的是没有上级的精神和稿子，播什么？炮打完了不讲话怎么行！于是，“八·二三”炮击结束，我们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草拟了一份“告蒋军官兵书”，自做主张播出去了，真可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向国民党士兵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金门和台湾，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应尽快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提法与上级意图并不完全相符。上级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说我们政策观念不强，无组织无纪律。为这事我还做了检讨。
检讨归检讨，心里不是很服。打仗就是要消灭敌人收复失地嘛，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