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的友情也油然而生。帕夏？泰博？阿玛拉和夫人阿伊恰都是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活跃而机智，对社会问题都很热中。他利用职权建立了现代化学校、青年活动中心、工人住宅、海员之家和图书馆，并使这个古老的海港活跃起来，驱走了游手好闲的习气。阿伊恰是入选哈桑国王议会的二十位女议员之一。
她身穿柏柏尔长袍，提着一个『色』彩鲜艳的大水罐来到码头。我们从骆驼皮做的坐垫上站起身来，走向港口。
“我来为这艘船举行洗礼，我是柏柏尔人，因此我想用羊『奶』最合适。”她一面说，一面把盛有羊『奶』的罐子举到我的妻子伊凤面前，“摩洛哥在上古时代就把羊『奶』当做热情好客和良好祝愿的象征。”
港口挤满了各种肤『色』的人群。我们那艘金『色』的草船披着节日的盛装，所有船员所属国别的国旗都在风中飘扬。阿伊恰把精致的『奶』罐摔在木质船架上，『奶』罐摔得粉碎。羊『奶』和陶瓷碎片溅落在纸莎草上和贵宾身上。
“为了向太阳神表示敬意，我命名你为‘太阳’号。”
铁链和嵌齿轮立即响起刺耳的轰鸣声。人群纷纷后退。在纸莎草船沿着滑道向海水开始滑动时，我同此次远航的忠实支持者，挪威大使安科交换了一下眼『色』。他笔直地站在码头，满面笑容，黑上衣的翻领上斑斑点点溅满『奶』汁。安科和妻子专程从埃及赶来为我们送行。刚才，我们肯定是英雄所见略同：此船定会一帆风顺。可是，有些人的想法却与此相反。船头刚刚碰到水面，就有一个摄影师探出脑袋对我说：
“如果此刻草船一头沉到水底，你们怎么办？”
已经没有时间回答了，“太阳”号浮起来啦。木质的船架和系得牢牢的铁货车慢慢沉到水里，“太阳”号草船浮上水面，活像一只大肥鹅。不少纸莎草碎屑和木撬上的支柱突然从水底漂了上来，跟在草船后面，犹如一群小鹅。岸上的人群如释重负，发出一阵赞叹。有些人曾预料这艘船很快会倾覆。多数人认为它肯定会歪向一侧，因为这艘船从未进行试航，而且船的中心线两侧并不对称。由于是手工制作，以船栏杆的长度衡量，穆萨所在的一侧要比奥玛所在的一侧长了十五英寸。但是，船只的平衡『性』非常出『色』。无论多少人跳上船，它都稳如泰山。没在水面以下的只有八英寸高、六英寸宽的三根中辊，其余部分都浮在水面以上，就像一只救生船。
一条拖船驶来，准备把“太阳”号拖上一艘大驳船。我们迅速把草船整顿好，以免纸莎草被打湿。此后，我们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来装备这艘草船，以便出海。就在这一星期里，我们所有参加出海远征的伙伴才初次见面。这是我事先计划好的，在未来的日子里，窄小的船舱将成为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谈彼此的生活和经历，时间可就充裕多了。
成员中还有来自美国的诺曼？贝克。诺曼是船上惟一一位真正的海员，因此被指定为此次出航的领航员兼话务员。他工作严谨，为人可靠。此刻，诺曼坐在船舱门口，一丝不苟地检查装备。其实我同诺曼认识的时间颇为短暂。当年我在塔希提岛上租了一条拖网渔船，准备去复活节岛，他曾经搭过我的船。当时，他在一艘小型双桅船上担任领航员，随同一位美国生物学家从夏威夷出发，航行了两千海里，刚刚抵达塔希提岛。他在航海方面经验丰富，是美国海军后备役指挥官，并在纽约海军学校担任海洋学教官。退役后，诺曼成为纽约房地产市场的一名承包商。
“你真的没有出过海？”诺曼转过身来，将信将疑地问尤利。尤利正坐在船舱门口，摆弄着一个呼吸器。
尤利？亚历山大洛维奇？桑凯维奇是俄罗斯人，同时也是我们船上的医生。他咧嘴一笑。
“我曾经乘坐一艘苏联船只往返过南极。”尤利回答说。随后，他开始谈论起马尼拉的漂亮姑娘来。但是，诺曼更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世界最冷的地方呆过一整年。事实的确如此。尤利在沃斯托克的苏联研究站当过一年医生。研究站位于南极冰冠，海拔约为一万英尺，最低温度达华氏零下100度。在“太阳”号的船员中，我以前从未谋面的只有尤利。当他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开罗时，我们双方都有些忐忑不安。不久前，我曾经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蒂什写过一封信。凯尔蒂什院长是一位智慧而谦逊的学者，掌管全苏联的科学，包括人造卫星、考古学等在内。在信中，我提醒他说，他曾经问我为什么不在探险活动中携带苏联人同行。现在机会来了。我需要一名俄罗斯人—一名俄罗斯医生，或许院长能介绍一位吧。我的条件是，这位医生必须懂得除俄语之外的另外一门语言，而且必须有幽默感。苏联方面对于后面一条非常认真。当尤利走下苏联民航总局的飞机时，不仅带着礼物和医疗用品，还带了一瓶伏特加，生怕自己还不够滑稽可笑。尤利立刻进入了角『色』。他对英语不十分精通，但足以听懂任何玩笑。尤利出生于蒙古，父亲也是位医生，在他身上总有些亚洲人的味道。这一次，尤利是从苏联卫生部的年轻医学专家中挑选出来的，其专长是研究宇航员在加速和失重状态下的医学问题。他仔细看了看我们四处透风的船舱—也就是我们将在航海过程中生活起居的地方，然后从宇航员的角度发表了许多有趣的评论。
意大利人卡洛？莫里也和我相识不久。他将担任船上的摄影师。原本罗马一位朋友有意担任我们的摄影师。这位朋友是一位电影制片人，也是意大利最优秀的蛙人之一，刚刚在大西洋底拍完电影《安德亚？多利亚号》。但是，当阿布杜拉突然入狱，而我为此深入非洲内地时，他对我们的远航完全失去了信心。于是，他推荐卡洛？莫里来替代自己。卡洛长着红胡子、蓝眼睛，活像北欧海盗，他同样没有任何出海经验。卡洛是专业登山向导，而且是意大利最著名的登山家。他曾经领导或参加了十四项国际登山活动，足迹遍及五大洲。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的峭壁对他而言，就像非洲、新几内亚和格陵山的悬崖一样熟悉。后来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卡洛失足跌落，腿骨骨折，从此告别了滑雪教练的生涯。但是在登山活动方面，他却比过去更加活跃。当他得知我们的草船航海计划时，正置身于南极冰盖之中。在此之前，他已经去过北极，在冰川中拍摄过北极熊。因此，他愿意到赤道附近温暖、没有冰雪的海洋地带工作。
在11点钟，我们差点损失一名墨西哥船员。正当草船离开亚历山大前往摩洛哥时，到鲨鱼岛旅行的雷蒙？布拉弗突然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手术。噩耗传来时，我正在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直到有位记者询问参加草船远征的人员名单，我才公布这条消息。大使一脸严肃地坐在前排，手指翻弄着报纸。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他肯定是面带微笑坐在那里。
“电报发自墨西哥—”我从别人颤抖的手上接过电报，立刻读了出来。真是当头一棒！只要雷蒙安然无恙，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把这一句读完可真费劲。记者们『骚』动起来。
“电报发自墨西哥—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
招待会被迫终止。我旋即给墨西哥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医院里的雷蒙，另一封给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这位墨西哥人类学博士曾半开玩笑地说：只要提前一周通知他，他一定会来。如今，他刚好在一周前得到通知。他也如约而至。这位精力充沛的博士甚至还设法在巴塞罗那逗留了一下，接受教皇约翰十三世颁发的1969年度和平奖，奖励他在《和平》一书中对反战争、反侵略的描述，现在他正试图把这本书搬上银屏。他从西班牙赶到摩洛哥，刚好指挥人们把芦苇船从丹吉尔运到萨菲。现在，他早已担负起军需主任的职责，正忙着把一些梨形的埃及坛子码放在一起，由于船板不平，必须用纸莎草碎片把它们垫好，再用绳子拴牢，否则这些坛子就会翻倒。带壳的椰子正好拿来塞缝。我们根据开罗博物馆中埃及古坛的形状，准备了一百六十个坛子。圣地亚哥在搬运时十分小心，就像他在墨西哥大学中对待古印第安人的颅骨似的。他把陶罐、篮筐和羊皮容器逐一标上编码，登记下来。这种科学精神反映了他在自然人类学国际年鉴中担任编辑多年来所养成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此后我在西班牙还见到过他。最近一次见面则是在墨西哥，他在墨西哥大学担任教授，专门研究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混合族源问题。他也没有任何出海经验，但这位肌肉发达的小个子科学家有一点与其他学者不同：他曾经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在航海知识方面，比尤利、卡洛和圣地亚哥还不如的，就是阿布杜拉了。他居住在乍得境内的沙漠中，在非洲中心地带长大，甚至不知道海水是咸的。如今，他就要以纸莎草专家和木匠的身份参加我们此次远征了。大概我最熟稔的伙伴就是他了。我两次去乍得，同他相处了几天，又在金字塔后面的造船工地与他朝夕相处了七个星期。他聪明机智，善于随机应变，但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十分警惕。或许他对自己也不甚了解。他信口开河，说去过什么巴黎和加拿大。据我所知，他出生于乍得湖芦苇『荡』附近的小村落里。本部族的人把他从母亲怀中强行抱走，在他的前额和鼻子上用刀割一个标记。那时他年纪幼小，几乎完全不记得了。他长大以后，做了木匠，结了婚。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有权娶几个老婆，而现在供养她们的责任是我的。他有一个乍得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在离开乍得前，他又娶了第二个妻子。如此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