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养她们的责任是我的。他有一个乍得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在离开乍得前，他又娶了第二个妻子。如此一来，我每个月都要向乍得共和国办理一次复杂的换汇手续。在我去摩洛哥办事的一个星期内，他又抓住机会在开罗娶了第三个妻子。但婚礼推迟到我回来以后，由我亲自主持。结婚仪式是在他岳父阿拉伯式房屋的屋顶上举行的，有舞蹈，有埃及音乐。穆萨和奥玛对美丽、羞涩的新娘十分好奇。他们把一个星期的大部分工资都塞进了她早已塞得满满的胸罩里去了。因此，我现在每个月又要兑换埃及货币。我发誓在摩洛哥境内不能再让阿布杜拉离开我们的视线。
队伍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埃及人，名叫乔治？苏利埃尔。乔治是极具天赋的化学工程师、职业蛙人、无可救『药』的花花公子，同时还是六届埃及柔道冠军、一届非洲柔道冠军。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身体壮得像泰山。自从进入大学以来，乔治就没有做过功课，而是终日流连于开罗的各个俱乐部和红海的海浪中。他曾经一掌击碎了六块砖，吓坏了他的朋友；他腿上有鲨鱼留下的齿痕，也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惟一一个敢于潜水到鳗鱼身边，用自己的嘴叼着鱼去喂鳗鱼的人，他还敢用手拍打这种凶猛的巨兽，就像拍打家里的宠物一般。乔治不是水手，他只从水下了解海洋。当看完草船专家的声明，以及我们邀请他加入我们的信件时，他对加入我们的解释令人啼笑皆非。他说，因为他在水下比在水上更快乐。和其他埃及古科普特家庭一样，苏利埃尔一家的家谱也可以上溯到阿拉伯人来到尼罗河，并在这里广为传播伊斯兰教之前。乔治原来像木乃伊一样每天睡十四个小时，但当他得知有机会与我们同行时，便立即精神抖擞起来，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在金字塔后的各个帐篷中，哪怕是开罗最偏僻的角落，他都有熟人。我们通过他认识了一位年老的制帆工匠，至今还以手工一针一针地缝制船帆。我们还结识了一位编筐的工匠—他为我们编制了船舱。此外，我们还认识了一位面包师—他能按照开罗博物馆所记载的食谱来烤制埃及面包；还有一大群陶器工匠—他们住在郊区的山腰里。在居住地，他们站在深可及腰的土浆里，用四肢和身体搅动泥浆，然后光着脚踩动轮子，制造陶器。我们的一百六十个坛子，就这样按照开罗博物馆里五千年前的样品制造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草船在海浪中上下颠簸吸收的水分越来越多，甲板上的工作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草船和缆绳的重量原来约十二吨，但是船身吃水线以下在成吨地吸水，而草船却没有下沉。船上也成吨地装上补给和附属装备，但是船身并没有明显倾斜。草船犹如一座小岛，漂浮在海面上。最重的装备是安装在船舱前面的双脚桅杆和船舱后面由木柱搭成的船桥。我们可以站在船桥上向前望。再加上沉重的船舵和备用木材，草船足足装载了两吨木材，还有陶罐里存储的一吨多水，此外还有至少两吨的食物和各类容器、装备。
最后一周的活动简直疯狂到了极点。根据专家们的说法，纸莎草在海水中多浸泡一天，其寿命就会减少一天。单是这一条理由就够我们着急的了。不仅如此，每过一天，大西洋彼岸的飓风季节就临近一天。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时间安排得还算不错，仅仅耽误了一周，其中还包括我到乍得的一次出行和排除所有其他障碍所花的时间。如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也耽误不起了。我们在码头装呀、运呀，在桅杆和缆索上爬呀、拽呀，在船桥和舵桨上锯呀、捆呀，委实忙得不可开交。船上挤满了自愿前来帮忙的人。德博克船长曾参加过法国、比利时联合探险队，去过复活节岛，目前，他在安特卫普港担任领港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他帮助我们设计了纸莎草船在大西洋上漂浮的路线，现在又站在草船上指挥我们堆垛、捆扎东西。他的同事哈特玛克船长是挪威人，过去曾驾驶我的船一起去复活节岛远征。此时，他爬到桅杆上，和卡洛一起绑扎帆缆。赫尔曼？华辛格，这位参加过“康提基”号木筏远征的人，在从秘鲁去罗马的途中赶到这里，在草船出航的时候，助我们一臂之力。前面提到的塔普林也从纽约专程赶来，转达了吴丹秘书长对我们的良好祝愿。
我们几个人的妻子，还有帕夏的妻子阿伊恰，都坐在码头的仓库里，把羊『奶』酪装进盛放橄榄油的坛子里，把新鲜的鸡蛋装进盛放石灰水的坛子里，把鱼干、各种坚果和羊肉肠装进篮筐和麻袋。阿伊恰还把磨碎的杏仁、蜂蜜、『奶』油、炒面和枣子弄成一种名为“赛洛”的粉末状食物—这是一种摩洛哥最古老、最耐用的旅途食物。到了最后几天，人群拥挤不堪，都在那里好奇地看着。有人从码头上摔了下来，有些坛子被压碎了，还有一盏油灯被人踩扁，帕夏不得不设置了一条警戒线，否则码头的工作势必完全停顿下来。
5月25日，出航的日子终于到了。“太阳”号已经泊在港口的海水中浸泡了八天。根据专家们的说法，“太阳”号的寿命已经不到一半了。黎明时分，一阵和风从岸上吹来，风势越刮越大。到早晨8点，“太阳”号和葡萄牙古堡上的旗帜全都朝着大西洋的方向哗啦啦地飞扬起来。眼下，肤『色』黝黑的阿拉伯巨人拉斯？法塔，这位渔民的代言人和我们的顾问正带着手下的十六个人分乘四艘快艇，摇着船桨过来了。按原定计划，“太阳”号将由这四条小船牵引，离开港口。
长长的石堤上，拥挤的人群已经形成了一道人墙，风雨不透，群情激昂。摄影师坐在造型各异的船上，甚至骑在起重机的顶端进行拍摄。阿伊恰靠警察的帮助才来到码头边，她送给我们一件临别的礼物：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猴子。这只猴子是帕夏手下的老百姓最近在阿特拉斯山脉中捉到的，取名萨菲。她死死抓住阿伊恰不放。后来，她发现草船上有几个男人的脸上有『毛』，就欢天喜地跳上船去。人们纷纷拥抱道别，用各种语言致意祝愿，在这『乱』糟糟的时候，这只小猴子也积极参加进来，出足了洋相。
我们事先在草船吃水线附近绕了一圈粗绳。渔民把自己小船上的绳子都系在这根粗绳上，只等一声令下，就把我们从人群中拖走。我们一个一个勉强脱身出来，从高高的石头码头跳到柔软的纸莎草船上。阿布杜拉、乔治和圣地亚哥一面把签名册递给码头上的人，一面抛着飞吻。卡洛和意大利籍的妻子最后一次吻别。诺曼正患咽炎，避开了美国大使的嘱托和祝愿。苏联大使正和尤利紧紧拥抱，这是尤利生平第一次离开苏联的领导和组织。这时，有人把话筒塞进我手里，我向所有的朋友和伙伴们致谢。虽然他们此刻留在岸上，但我感觉他们和我们同在船上。他们是：从开罗专程赶来的挪威大使安科，帕夏及其摩洛哥助手们，船长德博克和哈特玛克，营地指挥考里奥，赫尔曼？华辛格，弗兰克？塔普林，布鲁诺法伊拉蒂。我和其他船员跃身上船，脚下踩着的好像床褥一样。我向法塔一招手，岸上解开船缆，渔民俯身拿桨，开始划动起来。时间是8：30，芦苇船缓缓离开码头。
突然，岸上一声尖叫，接着惊天动地的哭叫声响成一片。哭叫声十分突然，人人都吃了一惊。我们草船上的人都感到嗓子发紧，鼻子发酸。港口内的渔船全都拉开了尖锐的汽笛，和着岸上各家工厂和仓库里汽笛低沉的啸鸣。各条船只铃声四起，人群欢呼起来。停泊在港外的一艘货船点燃了信号弹，信号弹在半空中炸开，散成万点火星，渐渐降落在我们前方的海面，变成烟雾，犹如一条血红的地毯。这样盛大的告别仪式真把我们吓了一跳。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在离港前未能进行试航。现在，我们站在这艘奇怪的草船上，一会儿拽拽奇特的帆缆，一会儿拨弄拨弄两个并排的、形状像桨的船舵。自从古埃及人在古墓壁画上把这种航运装备描绘下来留诸于世之后，一直还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徒手『操』纵驾驶过这种船。如果我们无法驾驭，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海浪把草捆打散，我们只好泅水游回码头，那又该怎么办呢？码头渐去渐远。一些小帆船、快艇和摩托艇跟在我们后面，已经越过了最远的防波堤，而汽笛和铃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好像在祝贺新年。一架大使馆的飞机和一架来自首都拉巴特的直升飞机，在我们的上空盘旋。驶出防波堤，喧嚣声逐渐消失，被一阵阵拍打岸边的海浪声所淹没。海水开始涨『潮』，小船都调转船头，向岸边驶去。只有我们和几艘较大的渔船停留在大西洋上。拖拽草船的四条快艇也解开了缆绳，十六个划手用阿拉伯语向我们祝愿致意，随后也和小摩托艇返回码头。
我们第一次在“太阳”号上升起了船帆。船帆又大又沉，用结实的埃及帆布制成，长二十六英尺，上端宽二十三英尺，往下越来越窄，下端只有五英尺宽，同草船的宽度一样，俨然是古埃及的风格。阵阵小风仅仅把沉重的船帆从桅杆上稍稍吹开，看来，原先那股强劲的海风正在停歇下来。很快，巨大的、酒红『色』的船帆几乎一动不动了，船帆上的标记也就此显示出来：一轮红『色』的太阳。船舱上方高悬着一串国旗，按字母顺序排列：乍得、埃及、意大利、墨西哥、摩洛哥、挪威、美国和苏联，在微风中飘拂着，好似『色』彩艳丽的衣服，两头挂着生气盎然的联合国旗帜：浅蓝『色』旗帜衬托着白『色』的地球。
阿布杜拉和我站在草船舱后的船桥上，一人握住一把舵桨的柄手，注视着松弛的船帆和拍打着石堤的白『色』浪花，心里充满焦虑，防波堤与我们相距只有几百码。我们正漂向防波堤？的确如此。从防波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