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非常宽容豁达。他们受到的政治打击够沉重的，这些老同志都不罗罗嗦嗦地讲过去。
李：那你对“文革”怎么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毛主席也会有错误？
丁：这是逐渐觉察的，大约从1957年以后，看到党内左的错误，反右，大跃进，特别是“文革”，那是一场民族灾难。开始时对毛主席还看不清楚，总认为毛主席不知道，是江青干的事情，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重要的事情都是毛主席决定的。所以，毛主席的威信，“文革”后降低了很多，但由于他在历史上的作用，伟大的贡献，我还是尊敬他。
李：不过我觉得迷信也好，尊敬也好，还应该有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尤其对复杂的历史，对民族经历的这一灾难有深刻的反思。
丁：是啊，对于历史，每个人可以有他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我这些年做的主要一件事，就是整理邓拓的书稿，组织研讨会等。他的文章，书画，我都整理出来出版了，让今天的读者了解邓拓是个什么样的人。看他是不是反党反革命。我这辈子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能够做好这些就满足了，可以告慰邓拓在天之灵。
李：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心情。
丁：你写夏衍的那篇《风景已远扬》中，说周扬接到通知说可以出狱，但他还是说要把给毛主席的思想汇报写完了再出狱。这一点我理解。认为不是虚伪的。我也有这个情况。
李：你在“文革”中关进监狱没有？
丁：我没有关进监狱。我是“三门干部”，家门，校门，工作岗位。历史也没有被捕过，没有反动关系，一生清白。虽然出了邓拓的事，但还没有把我抓进监狱。像我们这种参加革命的人，最大的委屈，就是被组织误解，说得重点，就是被冤枉。1958年，我对大跃进有些不理解，在广播局党内的学习会上坦诚地表达出来。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还有大炼钢铁等我也觉得不妥当。结果庐山会议以后，传达彭总的万言书后，说我向党进攻，把我批判了许多天，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把我下放农村劳动一年。1962年平反，说我反映的情况符合实际，没有错误，撤销了处分。我听到通知大哭一场。之后，这件事就过去了，没有怨恨。党已经道歉了，还怨恨什么？“文革”中停止我的组织生活，我很痛苦。1973年，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别人都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我迟迟没有。我就申请延长在干校的时间，坚持不回京，我说不恢复组织生活我就不回去。结果多呆了半年。我是很认真的，真心真意地留在干校。所以，我理解在监狱里周扬要求推迟一周出狱不是装假。
李：你怎么想到找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的？从他写序的日子来看，是在他因为“异化问题”挨批之后。
丁：1983年初，因为邓拓和周扬共事时间较长，他对邓可能了解多一些，经和一些老朋友商量，觉得请周写较合适。是我亲自去找周扬，请他为邓拓文集写序，他同意了。还没有开始写，就有人批评他的异化论。但是我想，除了他，没有别的合适的人写。我还是继续找他写。你引的那段他写邓拓的话，我是赞成的，我们这些人，在“文革”开始时，肯定不能相信是党的错，错的只能是自己，但又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这是一种痛苦，你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理解不了这种痛苦。邓拓在这一点上和周扬的认识是相同的。有人讲，周扬不应该在写邓拓的时候谈自己的思想感受。我觉得这有什么不行？我很喜欢这篇序。
李：你如何看待“文革”后周扬的忏悔？
丁：据我来看，“文革”后周扬检查态度很诚恳。我去看他，听他说过。他有时流泪，对被整过的人道歉。他执行左的路线的时候，虽然和个人有关系，但那时主要还是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是错误的。周扬整人，一是积极执行当时的政策，二是有没有文人间的矛盾在起作用？不过，他整人的确也很厉害。但他也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决定的。对于他，得做具体的历史分析。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
与温济泽谈周扬
时间：1993年8月13日
温济泽——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李：我听说你被打成右派与周扬有直接原因，“文革”后也有不少交往，像你这样的情况还不多。我想你有这样的经历，这里面你一定有不少感受。你最初接触到周扬是什么时候？
温：我认识周扬是在延安。我1930年在扬州中学因为参加政治斗争受到通缉，就逃到上海。1931年上半年，星期天我常到四马路逛书店，在那里认识了丁玲和夏衍，但不认识周扬。下半年我被捕坐牢，在牢里看杂志，了解到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知道了他的名字。
李：那时你倾向于哪一方面？
温：我那时没有可能了解整个情况，也就说不上倾向于哪一方面。到延安后，我从陕北公学调到中宣部，对他了解就多起来。我知道他学问大，不过没有打什么交道。
李：直接有交往是什么时候？
温：是在建国之后。1949年进城之后，我在广播事业处工作，廖承志任处长，我在联络部任部长。后来改为广播事业局，我当副局长，局长是梅益。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和周扬打交道。“文革”后，我们的关系就更多了。1977年周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当时任院长，在1978年把我调到科研局任副局长。成立研究生院时，周扬任院长，我兼任副院长。
李：反右时你被打成右派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扬起多少作用？
温：我被打成右派，与他有关系。鸣放开始时，我在广播事业局负责对外广播工作。那年五六月间，宣传上有两件重要事情。第一是周扬在文艺界座谈会上，周扬发表谈话，谈贯彻双百方针，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可以写，毒草也要等放出来再批评。我当时不同意这个观点，联想到裴多芬俱乐部，我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
李：看来你还真够革命的，真够正统的。
温：第二件事是李维汉在统战部的讲话，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觉得应该在前面加上一句“在社会主义方向下”。你看我并不右吧！
李：当然不右。
温：我把对这两件事情的意见，在中央联络部会议上提出过，因为对外宣传工作归中宣部和中联部共同领导。这样的会两周开一次，由熊复主持，王力是宣传处长。熊复在会上说中央已经批评了周扬的讲话是错误的。但他讲不要往下传达。我回到局里之后，考虑到工作的需要，在编委会上就传达了会议精神。编委会中有一个人正好是周扬的秘书的丈夫，他回去就问是否周扬犯了错误。这话传到周扬那里，他就火了，报告了陆定一。
李：这大概埋下了矛盾。
温：两个月后，反右已经开始，梅益来找我，说是我讲过周扬、李维汉犯过错误。我说记不得了。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笔记本，说：“我查过大家的笔记本，当时的这个笔记本上有。”我看他手上的本子上的那些话是后加上的。他让我去给周扬解释一下。我对他们的做法非常不满，说：“他不直接问我，我也不必去，你替我说一下。”
李：看来你这个人的个性还挺强的。
温：中宣部召开会议，周扬做形势报告。我也去听，并且有意识去得早，坐在讲坛跟前，正对着周扬。中间休息时，我站起来去同他打招呼，对他解释那件事。他抽着烟，头一昂，不听我说话，他说：“我不在乎，你说我犯错误就犯错误了？倒是你应该想一想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态度傲慢得很，当众训我一顿，下台走了。为此我不满。
李：这可能与他当时已经在领导反右有关。
温：第二年3月，梅益找我，说中宣部又在查，我说不是说过了吗，怎么还查？我就要求梅益和我一起去。到中宣部后，我们见到周扬，我又解释一遍当时的情况。等我基本说完，周扬就说：“现在不在于你当时怎样说这件事的。问题是，在右派向党进攻时候，你为什么要说两个中央委员犯错误？”
李：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
温：我说：“我与右派没有联系，只是维护毛泽东思想。”周扬说：“你不要以为我很小气，不，并不是我要追查，是陆部长要追究。”谈得不投机，我没多说话，就散了。3月之后，开始整我了，由中宣部派人到局里来，在党组会议上要我做检查。5月份我还到莫斯科开会，回来后继续整，一点儿不讲理。他们收集我的稿子，最后归到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我申辩的余地。譬如在广播稿上，我删过“党的领导”这样的字眼，主要考虑到对外宣传应该特殊些。这就成了我的罪状。还说我在反右上不积极，保护一些人。
李：当时你认为是整个反右运动有问题呢，还是认为完全是个别人在报复你？
温：我当时想中央怎么可能会错呢？到10月份，要划右派分子，我被定为第三类右派分子，留用察看，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行政级别从9级降到15级。后来听说，在中宣部领导会议上，广播局党组汇报时说：按照周扬同志意见把温济泽定为右派。不过后来听说，周扬打电话否认有过这个指示。
李：那么到底是不是他的指示呢？
温：现在没有确切的材料。但我亲眼见到的场面是清楚的。“文革”中说中宣部时阎王殿，我相信周扬他是个阎王。陆定一当时也很左。到70年代“文革”后期，廖承志告诉我：“你划右派我是从胡乔木那里听说的。”当时胡乔木到廖承志家里，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右派吗？又冤枉了一个好同志。第二天，他们两人相约找到中宣部询问，回答说：上面已经批了，是彭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