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母亲去世后，你们兄弟生活怎么解决？
周：我们成了孤儿。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由破产了的舅舅照顾，生活非常艰难。母亲对我说过：“你只要能教上小学我就满意了。”我后来真的在家乡教书，可母亲已见不到了。
李：后来你怎么和父亲又取得联系，是在什么时候？
周：1945年日本人快打到家门口，我就参加了青年军，投笔从戎，大家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参军后不到一年，也就十个月时间，日本人就投降了。青年军解散，大家退伍。但在退伍前，一律集体加入三青团。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历史问题。在青年军，我与重庆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何其芳，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书信往来不断，并通过他和父亲联系上。第一封长信，厚厚一摞，我详细讲述母亲去世的经过，告诉他母亲是因思念而死。何其芳告诉过我，这封信交给了父亲，这下子我心里踏实了。
李：此后，你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哪里？什么时候？
周：是在南京。何其芳介绍我到南京找中共办事处。一位姓何的工作人员，说是可以安排机会到延安去。到南京后，我住在表哥胡有萼家，他是国民党外交部的外交官，后来，1949年领导巴黎领事馆起义。姓何的工作人员让我在家里等通知，因为那时国共在美国马歇尔将军的主持下进行谈判，每个星期有一架飞机飞往延安，如果有空位子，就可以带我去。一次来通知我，结果我不在，到郊外去玩去了，错过了。但下个星期，父亲就从北平到南京来了。
李：是不是准备到美国去讲学的那一次？
周：是的。他们一行三人受到邀请。后来内战爆发没有去成。他来看我的那天天气很热。我正在表哥家楼下院子里乘凉，只见一个人西服革履，和另外两个人一起进来，问我胡有萼在不在。我一看就是父亲。虽然分别了十年，但模样我没有忘记。可能我变化大，从一个8岁的孩子，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但他似乎也认出了我。看到他，我很激动。我们一起上楼，在楼梯拐角处，他突然转过身来拉着手问我：是艾若吗？我点头。他就介绍跟着他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记得是潘梓年。那天他在表哥家从晚上8点一直到11点，和表哥大谈政治。
李：他和你谈到母亲没有？
周：第一次没有怎么谈。第二天之后，我每天都到他住的新华书店楼上去看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就谈得很深入了。国家大事，母亲，都谈到了。有时说到母亲，他痛哭流涕，说他非常难过。商议结果，他要我赶紧回湖南，把两个弟弟领出来。他给我一笔钱，我就回去把弟弟和堂姐、表哥、表妹等一起带到南京。等我们到南京，他头一天到上海去了，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到上海找章汉夫、邓颖超。我们又到上海，在火车上看到报纸，一则醒目的消息说“东方不利北方利，周扬日内返张垣”。我想，这下子完了。到上海后，男的住新华报社，女的住周而复家里。
李：后来与父亲联系没有？再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周：我参加刘邓大军后就与父亲又取得了联系。他又让我去把弟弟们接出来。我们到了北京，我进了华北大学，弟弟们也各自上了中学。
李：这时你是不是见到了苏灵扬？
周：这是第一次见到她。父亲当她的面对我兄弟三人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你母亲。”第二句话是：“这是苏灵扬。你愿意叫母亲就叫母亲，不愿意叫，就叫同志也可以。”
李：你叫母亲吗？
周：当然没有。见面后不久，一次，正好他和华北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打电话，说到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王季愚校长来北京招生，要从华北大学抽300多人去学习俄语。放下电话，他就问我想不想去学俄语。我说当然想。这样，我就到了哈尔滨，以后留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工作，一直到“文革”后才调到北京。
李：我听说你们和苏灵扬关系非常不好，是不是？
周：是的。其实也不复杂。她对我们很不好，我想她看到过我当年经重庆转给父亲的那封长信。她总是干涉我们和父亲的交往，有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主要看不惯她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是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因为她的原因，还有我们兄弟几个都还有些湖南人的犟脾气，和父亲的来往就淡了许多。不过，“文革”中受批判时，她的态度要好得多。那时我到北京来，曾经去看过她。她靠边站，父亲关进了监狱，她住在沙滩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我觉得那个时候她还有人情味，但获得自由后又变回去了。
李：看来有时处境还是可以左右人的性格。“文革”中你父亲受批判和关进监狱，你是否了解一些情况？
周：我当时在哈尔滨工作，具体情况不清楚。这方面可能二弟周迈知道的多一些，他一直在北京念书、工作。你可以找他谈谈。
李：你对父亲在文化界历次运动中的做法，也就是“文革”前领导运动的情况是否清楚？和你们在一起时，他和你们谈这些事情吗？
周：没有机会。我虽然在大学是教中文的，但原在哈尔滨，北京的具体情况也没有介人和了解，有些事情也都是通过报纸才知道的。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文艺界的许多事情，实际上不是文章是非，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人的关系。
李：“文革”后见到你父亲，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周：变化当然还是有。不过他对毛主席一直很崇拜，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他在监狱里耳朵被撕裂，只能看马列经典著作，光《资本论》就看了好几遍。记得他刚从狱中出来，我第一次去看他，他讲话都不利落。他讲了一句：“搭帮了毛主席，不然我出不来。”我就反驳他：是谁是你关起来的？
李：很奇怪，他们这一代人尽管受了不少折磨，但从来没有改变对领袖崇拜的态度。年轻人好像无法理解。
周：我就无法理解。不过父亲他就是这样。50年代初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我却不以为然，他还批评过我。迷信我受不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却还是这样讲。
李：看来要深入认识他们这一代人，还需要客观地分析。你对父亲晚年因为异化问题遇到的麻烦怎么看？你们去看他，他说些什么？
周：我在80年代调到了北京工作，去看他的机会就多了一些。在他因病住院时，我去看他，只要没有别人在场，我们就谈得很亲切，很深入。他喜欢回忆往事，谈他的童年。当然也谈及一些人与事。他一叹气，就只好不谈了。
李：谈你的母亲吗？
周：有时也谈到。看得出他很难承受最后受到的这次打击，因为这次只有他一个人承受。“文革’冲，在监狱九年他都顶住了，但后来这次对他的精神打击太大。其实，他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光荣，如果想到自己是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值得为此做出牺牲，那么他也许心情会舒畅得多，达观得多。可是他没有这么想。
李：是不是有些患得患失？
周：他的性格和经历不能让他那么想。要是那样想了就好了。可惜没有。
李：最后能否概括地讲一下你对他的印象，或者说，从一个儿子的角度，对他的历史评价。
周：历史评论，只属于历史。由于父子关系，我一贯取不介人态度。作为悲剧人物，没有那最后一幕，便不完整。“异化”要了他的命。其实他自己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人，早就被异化夺走了他少见的才华，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悲剧还在继续演出，并未结束。生命都是脆弱的，而精神则永存。他的晚节我以为不错。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
与周迈谈周扬
时间：1996年12月15日
周迈——周扬之子
文革前的印象
李：你哥哥艾若多年在外地工作，而你一直在北京念书、工作。和父亲的接触是不是更多一些？
周：比较起来我接触多一点，比艾若时间长。50年代念中学开始，到他晚年住院。去世，我一直在北京。特别是在他晚年住院之后，常常去医院陪他，接触就更直接一些。
李：你第一次见到他是不是在1949年他到北京之后？
周：我3岁时他送我们从上海回湖南，但我没有什么印象。据母亲和长辈讲，回湖南后开始我还想他，后来就没有了。这样，按印象1949年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时我已经长大了，我已18岁。
李：到北京后你们和他住在一起吗？
周：没有。安排我们住在招待所。第二天工作人员领我们兄弟三人，还有舅父和两个表姐妹去见他。他住在后圆恩寺华北局的地方。推门进屋，见他穿着灰布军装，正在打电话。
李：苏灵扬在不在？
周：不在。可能他有意安排苏灵扬先不在场。看到我们来了，他打个手势，让我们等一下。打完电话，他走过来，由哥哥给他轮流做介绍。他挨个握握手，很平常的样子，也不仔细问，跟见一般人一样，显得平谈。
李：许多年没有见过面，你当时一见到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激动呢，还是平静？
周：我感到新鲜和好奇心的满足。他说话不多。大意是说：我对不起你们母亲。你们对苏灵扬称同志、名字都行。不过要注意不要问小弟弟苏苏，别刺激她。过了一会儿苏灵扬进来同我们见面。
李：那时你们是否已经知道你们的小弟弟、他和苏灵扬的儿子在张家口行军路上出车祸夭折？
周：已经知道了。他没有问老家别的人。不久，艾若到哈尔滨念书，我和弟弟在育才中学。我当时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不愿意上，他说比你大的还有。这样我就去了。
李：中学期间你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