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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学期间你常去看他吗？
周：学校是供给制，像一个大家庭。我不常去父亲家，对父亲感到很生疏。他不和我们谈过去的事情，很少像父子一样谈话，比较干巴巴的。弟弟周岳愿意回去住。他回去住在地下室，那里阴暗、潮湿、管道交错，不是住人的地方。其实有房间。我1953年上大学，每个月要交伙食费12．5元。我写信问父亲是否申请不交，他没有同意，答应每月给我对无。不久，弟弟到苏联学习去了。
李：你上大学之后，他还住在文化部宿舍吗？他和你谈不谈工作？
周：还住文化部宿舍。以后从文化部宿舍搬到沙滩中宣部宿舍。“文革”后从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搬到安儿胡同。他有时简单地问问我的工作情况。他不同我谈他的事，我也不主动向他谈我的情况。家里的事他们一般也不告诉我。1965年他患癌症做手术，家里没人告诉我，后来我从弟弟周岳的岳父、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那里知道了实情。我想去看他，苏灵扬说是心脏病，需要静养，我就没有看成。想不到从此同他失去联系达10年之久（1965－1975年）。1983年我陪他住医院，他问我18年前他患癌症为什么没有去看他。
李：就是说他对你当年没有去看望他，心里还是当回事的。
周：是呀。看到他还是在意我对他的态度，我便把实情告诉他。
批斗会上的特殊见面与重逢
李：“文革”中他的情况你了解吗？
周：1966年初夏，“文革”快要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我骑车快到西单时身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父亲的秘书露菲的丈夫。他大声问我：“你知道报上挨批的中宣部副部长是谁广我怎么知道，但我立即意识到他这一问本身很可能已说明了问题一一月位副部长很可能就是周扬。我感到大势不好，第二天就直奔父亲住的弓弦胡同。一是想证实一下自己是否神经过敏，二是想看看病后的父亲。走进家门，寂静无声。客厅里有薄薄一层尘土，墙上有新挂的两幅条幅，一是陈伯达写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是康生写的“布衣一剑，继往开来”。我正在观看这两位的墨迹时，进来一男子面无表情地告诉我家里的人都去天津了。我好像预感到父亲这个家即将败落。不久，父亲被批斗、关押，历时九年。那时，我估计再见到父亲的可能几乎等于零。当时他还不算很老，但能否闯过癌症关，能否经得住“文革”的野蛮折磨，我是很不乐观的。
李：有没有打听过他的消息？
周：他的情况我无法打听到。“文革”中在一个特殊场合我见到过他。那是冬季的一天，北京航空学院掌权的红卫兵组织集合全院师生员工去工人体育场参加大会。开什么会事前不清楚，到了会场才知道是开批判会。离批斗会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挂在他们颈上的大牌和牌子上的字看得很清楚。看了牌子就分辨出被斗的人都是谁。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周扬等一批人。林枫抗拒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一阵拳打脚踢。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围的人注视着我，我若无其事地跟着念语录，举手喊口号，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未来遭遇是无法也无法想象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父亲，竟然是在一个野蛮、丑陋，没有人的尊严的大露天体育场里。
李：又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周：一直到“文革”后期他出狱之后。我听到他的一些传闻，不久周密来邀我一起去看他。我们到中组部要了一辆车，苏灵扬、周密和我一同乘车去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看他。半路上苏灵扬突然坚决要我下车，理由是见了去看他的人就很激动，少去一个人对他的刺激就会少一些。周密对她母亲的话还有些不服，争辩了几句。本来是件很高兴的事，忽然搞得不愉快。我想可能是要划出一条鲜明的亲与疏的界限。我一句话也没说，就下车独自前往。
李：还记得当时见到他的情景吗？
周：见了父亲，彼此没有表现激动，但看得出他是高兴的。他苍老了许多，情绪已经恢复平静，语言障碍已消失。我仿佛在梦中。我把这感觉告诉他，他微笑着重复我的话：“啊，像在做梦，像在做梦。”
漫谈文革、毛泽东及其他
李：你前面说他在住院之后你和他接触更多一些。
周：是的。1983年在医院我连续陪父亲20多个昼夜。他是因夜间摔倒在马桶旁造成肋骨骨折住院的。可能是脑血管问题引起的昏倒。那时，从表面看，他身体还可以，记性好，思维敏捷，不大显衰老，但生活上自理已有困难，洗脚手够不着脚，进出浴缸腿迈不过去，卧床的动作不灵活，挪动身体吃力，常常脚的一小部分还悬在床沿外就不管了。他不主动要我帮助，夜间起床小便从不叫我。我很主动看护，夜间不敢熟睡，他一动我就起床，怕他再摔倒。
李：这时有机会与你谈许多事情吧？他谈工作吗？
周：谈得不是很多，因为白天总有人来。谈话的机会有。两人常感到疲倦，他是因为病，我是因为夜间睡眠不足。尽管如此，没有旁人的时候，我们两人总要聊聊，聊到两人感兴趣的事情，好像疲倦就减少了。也偶尔谈一下他的工作。一次他说批异化没有道理。我说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他就简单介绍，说异化现象在社会中和自然界都存在，研究这一现象和有关理论，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促进，都有重要意义。探讨一个问题，总能活跃思想，增长智慧，总会出现片面、错误的观点。片面、错误的观点也能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没什么奇怪的，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了不起。其实他心里还是很看重的，也很不高兴。
李：他谈到“文革”吗，譬如毛泽东、周恩来？
周：谈得不多。一次他说他出狱后，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主席的万寿无疆与总理的早日康复是中国人民的幸福”，“邓代总理工作抓得好”。总理没有回信。据说总理认为不应把他与主席并提。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去问邓大姐。那时还有陆定一、胡启立、唐明照、唐闻生、陶斯亮等人来看过他，同他们谈过一些“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事。同陆定一交谈过“文革”前左的错误，认为应该承认和反省自己的错误。他说陆定一脾气犟。“文革”前夕，毛主席把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等人叫到他的卧室，叫他们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文件，并从他们中间推出一人当组长。主席是躺在床上同他们说话的。他们在主席的卧室推选组长。先推的是陆定一，陆不愿意。陆在主席面前毫不掩饰抵触情绪，用三个字表态：“我不干。”口气坚决。主席对他没有说什么。后又推彭真，彭同意了。后来在彭主持下搞了“五·一六通知”，挨了批判。陶斯亮去看他时，他对她说：“在教育子女方面我比你爸爸差得太远了，不怎么管我的子女。”
李：他怎样谈到毛泽东？
周：在我的印象中他崇拜毛泽东。我刚来北京时，他给我两本小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社会发展简史》。50年代他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的讲话中说他崇拜毛主席。他同毛主席有过不少直接接触和书信往来。毛主席写给他的信在“文革”中都被抄走。由于中央和毛主席重视文艺工作，有时他列席中央的高级会议。在延安时毛主席曾向他了解江青的前夫××没有去延安的原因，说如果××想来延安，欢迎来，不要因江青同毛泽东结婚而有顾虑。在延安有一次他同毛主席交谈文艺工作时，说写文章应留有余地，给读者留有思考、想象、发挥的余地。毛主席觉得这话说得好，不久在一次报告中提到，周扬同志说写文章也应留有余地。1975年他刚出狱时，他对“文革”仍持谨慎态度，没有听到过他从整体上否定“文革”的言论。过了9年的囚徒生活，几乎与世隔绝9年，他对“文革”的想法与狱外大众有所不同，他更不清楚毛泽东同“四人帮”的矛盾，临出狱时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还向江青问好。
李：后来的情况呢？
周：我们两人在医院谈到“文革’与毛泽东时，有过如下的对话：
我：毛主席说你好的时候多还是批评你的时候多？
他：说我好的时候多些。他写给我的一些信，也是对我满意的地方多些。他批评我的话也很厉害。他历次对我的批评我归纳成三条：月．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我把这三条说给彭真听，彭真说第二条分量不轻。毛主席对另外一些人，如胡乔木，也有过类似的批评。
我：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他：毛主席总有这么一种观点：不能安于现状，要主动去发现、认识和解决事物中的主要问题，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党和社会要有活力，要像流水一样纯净不腐，就要不断及时、正确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使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他发动“文革”同上述观点有根本的联系。
我：为什么总结历史经验，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的分析，宜粗不宜细？
他：你怎么看呢？
我：我认为应该细。做到细才可能对问题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才可能明辨是非，汲取教训。粗容易，细难。比较正确地认识一个复杂的事情，往往需要更多时间。
他：嗯，你这样说当然也对，你说的是一般的道理。像解决“文革”这样的大问题，考虑的因素很多，情况复杂。
我：像毛泽东那样